传播学语境下的参与式粉丝文化：是疯狂还是反抗？

关 键 词 ：粉丝文化 参与互动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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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伦之战”刚过去不久，前日周杰伦发布新歌《说好不哭》又致使腾讯音乐平台服务商崩盘。新曲发布后瞬间引发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粉丝热衷于挖掘MV中的梗、制作新的表情包，视频网站上的相关原创作品也大量涌现。周杰伦粉丝虽然在年龄构成、组织结构方面有别于广大流量明星，但其参与性和互动性特质是粉丝群体所共有的。

在互联网浪潮席卷的新媒体环境中，“粉丝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介景观和文化现象，对考察传播现象、机制和社会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其本身也因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多重维度而备受关注。本文选取了粉丝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亨利·詹金斯所著的《文本盗猎者》，还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现代性的后果》两本社会学著作中的部分观点为辅，希望透过传播学视角探究粉丝文化的特质、发展和现状。

在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支配下，“粉丝”一词通常被视作疯狂极端的奇特电子宗教。长期以来，粉丝群体始终面临着寻求自我认同、抗争主流媒体权威的困境，粉丝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渐渐明晰、延伸甚至变形。亨利·詹金斯试图用创造性的积极参与论挑战传统的被动接收论，充分估量粉丝在媒介作品再生产领域的重要地位，解读粉丝通过媒介作品中意义材料的选取和创作，实现与制作方的斗争这一行为的内涵和价值。

这种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被亨利·詹金斯称为“盗猎”(poaching)——读者和受众将作品中感兴趣或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直接“掠夺”走，作为自我阐释和二次创作的原材料。“盗猎”活动喻示着创作者和接收者对文本所有权和意义理解控制权的争夺关系，除了具有参与式和主动性等特征之外，还强调解读的流动多变性，即粉丝由于解读对象、解读密度、阅读及接触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流动性“盗猎”行为。这种流动性（mobiliity）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粉丝可以在不同文化圈之间构建联系，通过广阔的文本网络建立自身文化定位。

传统的“编码—译码理论”限制了信源与信宿的动态互动关系，而“文本盗猎者”思想肯定了主体在话语和行为的交互关系间熔炼而成的碎片化联系。粉丝的意义生产是建立在表达自身社会智趣和文化兴趣的欲望之上的，而粉丝的兴趣并不只局限在一个领域内，通常会将其所爱嵌入更大的媒体网络，进行更宽广圈子的“连接、征引、类比”，利用主流媒体作品中的意象，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构筑象征体系，进而反抗主流文化的“使用逻辑”。亨利·詹金斯认为媒体粉丝圈是一种话语逻辑（discursive logic)，当粉丝的亲近感和接纳程度足够大时，这一亚文化群体的力量将会交汇集合，将形成对整体媒体文化背景的全局观照。

第二，粉丝可以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构建联系，通过媒介作品向现实的转化实现当下社会交流。

在参与式创作的语境下，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媒体并没有绝对的权威。粉丝在接受信息输入的同时会将媒体作品与现实联系加以理解，采用“情感现实主义”的立场将个人经历投射到整体叙事情节上，因此会产生差异化解读；另一方面，粉丝对作品的感情投入、注意力投入以及不同层次的智力投入本身就是文本现实化的过程，对粉丝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其价值并非是由经济机制或自身质量带来的，而是由粉丝的现实交流赋予的。

第三，粉丝可以在不同解读视角之间自由转化，通过浸入距离的远近和情感态度的褒贬实现媒体传播内容的批判性重构。

基于理性参与的视角，埃姆斯利认为双重解读角度是粉丝创造性重构媒体内容的先决条件。双重视角是指浸入距离的远近，沉入度低时可以采取远距离的反讽态度，甚至有“糟糕电影爱好者”这一粉丝群体，致力于提取极致糟糕中的艺术来对抗主流的精致品味；沉入度高时可以采用立场的近距离接触，用常见的应援、打榜、购买周边产品以及同人创作等方式表达狂热的喜爱。詹金斯认为近距离浸入不但不会使粉丝被奴役，反而会促成更好的交互。但现实中的粉丝群体整体能一直保持这样的理性吗？

当然，《文本盗猎者》这本书写于20世纪末期，其中很多内容虽然具有经典的理论价值，但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使得部分观点略显局限和落后。因此我想将互联网传播情境下的粉丝文化现状联系其中，而不仅仅局限于詹金斯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种种。

传播媒介日新月异，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使得粉丝的参与式创作过程更具交互特色。

一方面，表达渠道的开放性进一步扩张，新媒体提供了便捷的视听生产方式，粉丝有更多样化的途径接触相关媒介信息，从中提取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内容进行音视频和文本创作，再上传至自媒体平台与其他粉丝进行线上互动；另一方面，社会化生产流程进一步完善，粉丝间交换信息的同时也可以建立联系，互联网时代的社群就是粉丝文化社交网络的成果。饭圈中有着分明的等级，内部运作相当成熟，有充当意见领袖的管理组筹划日常工作，另外还有前线组、美工组、美文组、视频组、打榜组和净化组等，分工细致、配合高效。“我们喜欢和彼此在一起的感觉”，粉丝在社群中相互塑造，受到更大社群内部衍生的欲望驱动，社群的共同力量也愈加磅礴。这就是无组织时代的组织力量。

粉丝文化确实具有创造力和对主流权威的反抗精神，但不得不承认，在新媒体环境下，粉丝文化结合新媒体的特性也呈现出异化的趋势——非理性、娱乐化。

1. 非理性

粉丝圈不是一个完全稳定的群体，在突发紧急状况下容易表现出集群的非理性特征，如在偶像被爆出负面新闻或面临人设危机时，一些狂热的“无脑”粉丝不经思考便会做出极端行为，如人肉网友、网络暴力等，而当这种个体的失智扩散为群体冲动时便违背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到的“理性”控制原则，也与詹金斯所预设的理性立场不符。

《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到的“专家”制度是批判的另一维度。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专家必须在各个领域掌握一定的主导权以维护社会稳定。在媒体传播领域，大众媒介便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掌握有决定社会发展整体轨迹的严肃知识，权威的官方专家系统不应被民间的粉丝文化所消解。粉丝群体话语权的提升固然反映了多元文化、多元主体的日益崛起，是媒介传播民主化的体现，但是粉丝文化在目前传播格局下只能是主流文化的有益补充，而不是绝对替代。

2. 娱乐化

球迷思维同样展现了一种粉丝思维模式——通过追星获得群体归属感比参加政治和社区事务要容易得多，因此很多人抱着逃避现实纷扰、寻求简易乐趣的初衷加入了某个粉丝团体。随着浸入程度的加深，很多人往往会因粉丝群体激发出来的自我热情而放弃现世追寻，丢失参与公共事务和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对粉丝活动的过度沉迷会失去反抗批判文本意识形态构建的能力，丢失由审美距离赋予的自由度，进而在不经意间落入现代主义的陷阱。

在新媒体日益发展的互联网时代，粉丝文化作为有独立体系和鲜明特征的社会景观，在媒介参与式传播、媒体经济模式转型以及社会文化重塑领域蕴藏着不可估量的潜力。今日再提起“粉丝”，人们或许会想到网络暴力、狂热追星，或许也会想到反抗权威、多元创作。我们应理性认识历史赋予它的每一个标签，在其野蛮生长的同时洞察真实的内在。运用传播学规律引领粉丝文化健康发展实属不易，但是做一个懂得理智和适度、保有激情和创意的粉丝并不难。

述后小谈

小狐：你有追星的经历吗？你在看文本盗猎者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深有同感的点吗？

折雅轩：有追星的经历，而且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追星。

阅读这本书时最大的感受就是，与群体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的态度观点，身为粉丝群体的一员自然站在粉丝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很难用局外人的眼光客观中立地审视。因此研究者需要尽量摆脱个人的情感立场。

小狐：关于粉丝文化，你还有什么感兴趣和疑惑的点吗？

折雅轩：粉丝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双向的互动性文化，偶像对粉丝的追捧和喜爱做出的回应，会对粉丝群体的态度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点是我很感兴趣的。另外，当下以“两微一抖”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产生了大量松散的粉丝群体，极具流动性的内容生产模式对应着不固定的粉丝构成，在这一语境下，粉丝的群体心态和行为特征与传统认知存在怎样的差异？这是否表现出新媒体环境对粉丝文化的重塑？

参考文献：

[1]曾洪玺,王中伟.新媒体环境下粉丝文化探究[J]. 新闻论坛,2018(2):97-99.[2]马峤,媒介技术发展与粉丝文化演变[J].青年时代,2018(23):148-150.[3]孙慧英,漫谈“粉丝"现象及其文化解读[J].现代传播,2006(6):7-10.[4]詹金斯. 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文中图片除专门标注外，均来自互联网公开资源

撰文 | 折雅轩 编辑 | 袁 峥

排版 | 孙芷荣 运营 | 张思佳

主编 | 王嘉辰 总监 | 赵泓阳

网址：传播学语境下的参与式粉丝文化：是疯狂还是反抗？ https://mxgxt.com/news/view/10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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