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译者很难翻译金庸？
金庸文笔极难翻译，不仅金庸所描述的“武”不容易翻译，译者还要面对另一个更棘手的难题，这其中涉及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即中国的“侠”。究竟何谓“侠”？其实从西方角度来看，西方译者很难掌握“侠”的概念，因为即使在中国传统社会及文化当中，“侠”也是个矛盾的存在，同时具有高度理想性与暧昧性，以武勇暴力行侠仗义的同时，也在破坏社会安定。
“侠”在中国，除了太史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中曾经存在的游侠与刺客，唐代以后“侠”已非历史事实，这点极为关键。从中国历史事实来说，“侠以武犯禁”，基本上就是在对抗国家力量，或对应于中国传统秩序而言，长期以来是社会组织当中坚不可摧的两股力量；这两股社会力量在不同时期，上上下下，并未完全消失踪迹。历史最悠远的一股力量来自宗族、亲族及家庭，基本上这股家族力量是由周代封建制度建立起来，中国一切社会组织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亲族系统，意味着父子兄弟叔伯五伦是最重要的人伦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对待，诸如尊卑秩序及规矩，都是以亲族作为扩张脉络，到最后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无限上纲上线为皇帝，而皇帝是万民的父亲形象。整个中国的传统政治组织，都还是以亲族作为基本架构与运作秩序。
宗族之外，另一股中国传统秩序的力量，当然来自国家或朝廷。所谓“侠以武犯禁”，“侠”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社会以亲族为核心，“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亲族关系凌驾在道德及法律之上，父亲犯罪儿子会为父亲隐瞒，儿子犯罪父亲会为儿子隐瞒；孔子认为父子相隐不仅保全了亲情，也是公正合理之事。当国家法令与亲情相冲突时，中国人常常陷入两难困境，挣扎于不孝抑或不忠之间，致使中国社会无法落实普遍正义；所有正义原则皆须在五伦纲常、传统道德观的原则下，做各式各样的调整与妥协。
然而，在传统伦常人情压力下做出妥协，被迫妥协的人心里必然抱有不满情绪，比亲族道德更巨大的妥协压力来自政治力量、国家法纪，所以“侠”为何会存在？因为在中国传统秩序下，现实中不存在普遍正义，而“侠”代表着离开国家法令、亲族系统后可以实现普遍正义的概念。但没有现实基础，“侠”就变成高度想象和理想性的存在，同时也是高度暧昧性的概念。及至近代，为何武侠小说会蓬勃发展？相当大程度是因为社会现代化后，传统宗族系统及国家体制不断遭受打击，因而维持表面正义的传统体制日趋瓦解、崩溃，人这个时候如何应对？唯有逃避，或是想象一个有正义及秩序存在的特殊世界。
如此一个正义凛然的世界，为何那么迷人？因为它与现实之间有距离，或者说正因为它非现实。太史公笔下《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中的侠世界，存在于传统社会架构下，郭解、朱家、荆轲之辈仍然是现实社会里的人。可是及至后来，到了唐代，这些侠客、剑客走进传奇里，几乎是魔幻写实的存在；再推至清朝，中国章回小说《三侠五义》在传统思想及价值观上，则是极为特殊的分水岭。《三侠五义》故事主轴围绕在宋朝开封城展开，有一群以展昭为首的侠客辅助开封府尹包拯惩奸除恶，去对抗各种不同的邪恶力量。《三侠五义》之前，明代的《包公案》是专司断案情节的公案小说，包公秉公执法、为民除害的形象透过民间说书艺人深植人心；《三侠五义》之后，中国传统小说渐渐分岔出另一条路线，小说叙事中的侠义与公案主轴开始分流。
我们可以依循中国古典文学六才子书之一《水浒传》，去追本溯源，分析《三侠五义》小说之流的滥觞。《水浒传》描述宋江等一百零八条好汉被逼上梁山，小说主轴围绕着官逼民反、朝廷招安等故事线索展开，绝非一本纯粹的武侠小说。即使许多人将武侠小说的源头推前至《水浒传》，但《水浒传》与武侠小说之间存在的差距太大了。《水浒传》不停地叙说“逼上梁山”这个小说主轴，梁山泊故事最精彩动人之处是这一百零八条绿林好汉集结梁山、对抗贪官污吏。当然并不是这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有清楚详细的身世来历，但大致上而言，小说叙事逻辑皆系因有奸邪害忠良，致使好汉命运乖蹇，只有上梁山一途能安身立命。“逼上梁山”才是《水浒传》的叙事主轴。
“官逼民反”显露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意味着小说家刻意讽刺时政，这些好汉之所以上梁山落草为寇，完全是受权贵陷害之故。一百零八人名为盗贼，实际上是起义造反，他们是不公义社会及制度的产物；贪官污吏始终在旁虎视眈眈，只有当他们上了梁山才能保全性命，至少能在朝廷以外的世界做江湖豪杰。成为盗贼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不过，当这些豪杰全都聚集于梁山上，原寨主晁盖中箭而亡，宋江继为山寨之主，把议事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一百零八个梁山伯英雄按照“天罡地煞”排名次，小说情节发展至此，遇到一个棘手难题——然后呢？接下来这些江湖英雄该如何？他们在梁山上聚义，斩杀地方恶霸与无良官僚，故事发展至此，已然走到高潮阶段，他们似乎只要待在梁山上，就能一路完成劫富济贫、惩奸除恶的使命。
但这部小说存在着“道德危机”（moral crisis），这些英雄豪杰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仇恨，在落草为寇之前全都经历了一段悲惨遭遇，他们奔上梁山是有正义性和正当性的理由。武松、林冲、宋江及鲁智深等人落草，自然都有正当性，他们有各自的曲折身世。等到他们上梁山之后，势力之大，震动了朝廷，但他们就只能是盗匪而已，因为此时没有人再逼他们做盗匪了。他们已经是一方霸主，之后的故事，到底该怎么铺陈？施耐庵只能为这些好汉另辟蹊径，小说情节只能往两条路线走。一条路就是打官军，宋朝天子派重兵收剿梁山泊草寇，宋江十面埋伏团团围困天子重兵，五次打败宋朝军队。仗打赢了，梁山泊豪杰与朝廷之间应该维持什么关系？这些绿林好汉不可能取朝廷而代之，宋江不可能据地为王，梁山泊也绝对无法形成国中之国；所以只剩下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聚积强大实力，让朝廷没办法剿灭，最后招安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实现宋江等人“替天行道”“忠义双全”，返回正道，效忠朝廷。
作者一反原先套路，小说叙事着重于“招安”主轴。朝廷招抚梁山之后就一切太平了吗？梁山泊豪杰归顺朝廷之后就成为良民了吗？《水浒传》小说叙事一定要安排众义士去做一番轰轰烈烈之事，所以他们去平定叛乱，平定方腊，胜利归来。但是小说最后的结局并不圆满，大部分梁山好汉折损，幸存义士回京，宋江虽被封为忠臣，却被奸臣高俅设毒计害死。于是诞生了另外一个小说版本《水浒后传》，让幸存的好汉及英雄后代顺着官逼民反这条路数再度起义，为国为民，奋勇抗金。
从《水浒传》这本章回小说的叙事主轴，可以看出中国近世的问题，也就是宋代以下，即使是想象和虚构作品都不存在抵抗国家势力的空间，民间社会组织永远不可能挑战朝廷权威。《水浒传》讽刺时政、发泄不满情绪，因为“官逼民反”、朝廷与官场太过于腐化，所以想象出一群英雄豪杰去对抗朝廷。但是，小说最后再也不能顺着“反抗朝廷”的思路发展下去，因为梁山泊是小说虚构的空间。它还是无法违逆社会现实，所谓“忠义双全”是必须建构在效忠朝廷、天子的观念下，因此宋朝人完全不可能逃离国家体制的控制。
在中国传统社会约束下，小说家想象官逼民反的世界，其实是基于对素朴正义的需要。发展到后来，为了在虚构世界中满足对素朴正义的需求，《三侠五义》集合了两种路数及力量。第一个路数是包青天所代表的力量，官府衙门替天行道，为民除害，对抗贪官污吏。开封府大堂最震慑人的是那三口铡刀——龙头铡、虎头铡及犬头铡。龙头铡专铡皇亲国戚，这口铡刀象征素朴的正义感。皇亲国戚正是中国传统社会普遍正义之所以无法存在之关键。在宗族系统权威前，只要有皇亲国戚，正义就必须止步，包拯传奇和开封府故事其实是在这点上彰显出最大的意义。但是在《三侠五义》当中，除了包拯，还有几位侠客辅助包拯办案。侠士在虚构世界中天赋异禀，才能帮助包拯为民除害，这种叙事方式同样反映出中国近世社会以降的历史以及社会基本结构。公案小说从侠义故事中分途而出，明代章回小说《包公案》之后，清朝陆续出现《施公案》《彭公案》。小说主轴都是以官府力量来主持正义，但是清朝开始流行公案小说后，每况愈下，因为小说的虚构世界其实很难抵抗社会现实，地方官府收拾皇亲贵胄的现实性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
公案小说有难以跨越的现实性门槛，但侠义小说一路发展至近代，成为武侠小说的起源，那么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之间的差距何在？公案小说到后来无以为继，因为它涉及现实中朝廷国家的权力，既然牵扯现实社会，小说的虚构空间就有局限性。由于无法突破社会现实，侠义小说反而晋升为主流。倘若侠必须存在于现实世界，必须如同太史公列传所记载的那样，他非得是游侠不可，因为他必然要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但同时也必须游离在亲属、宗族组织之外。从这个角度而言，侠具有了双重的游离性，他与现实才可能切割开来。
近代武侠小说崛起于混乱局势之中，旧有传统社会结构及正义秩序瓦解，武侠小说才能举起正义大旗，升起正义之声，迎合读者需要。然而当小说家把侠描述到无所不能，不仅维持正义，还能执行正义，侠士就非得与现实脱节；因为一旦在虚构世界融入现实性，侠就会在读者心目中失去可信度，小说叙事也就再也不能动人。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吸引读者目光，在于小说家所设下的诱饵——江湖、武林——自成一独立世界，这个虚构世界与真实社会毫无交错，两者间几乎存在决然的冲突与矛盾。
换言之，在中国现实社会结构中，国家朝廷如此强大，亲族、宗族系统如此不可违逆，这与江湖武林的虚构社会产生了矛盾，因为“游侠”必然在体制外以武犯禁。“游侠”不在国家朝廷体制之下，也不属于宗族亲属系统，游侠活在一个特殊空间，自有另外一套秩序，但他们必须付出代价，随时准备舍生取义，或是不断逃亡。
翻译任何一本武侠小说，包括金庸武侠小说在内，一定会面临价值系统的问题，或人生的抉择、理解与体会。从西方思维来看，人为何想从国家、朝廷或亲族系统游离出来，不难理解；譬如黄药师支持杨过反礼教，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人不一定要受到传统及社会规范的约束，人脱离国家、宗族系统，就是为了追求自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自由人。因此，从西方价值观来看，必然是个人主义对应国家与宗族系统。从这点可以反思一个问题：在金庸武侠小说中，自由重要吗？除了古龙作品，有哪一本武侠小说曾探讨过自由？
83版《射雕英雄传》剧集海报
金庸在小说中叙事时，其实很少探讨自由，他笔下的侠士不以追求自由为人生目的。相反，这些“侠”最突出之处非但不是追求自由，反而是如何选择“抛却自由”。举例而言，郭靖为何能成为大英雄？因为他有机会选择自由，却拘束在国家大义的道理之下，无论是黄蓉或华筝都无法撼动他的抉择，即使在成吉思汗帐内，他还是以国家安危为至上，纵使他想跟黄蓉双宿双栖，但抵御外敌、国家大事全都是他优先考虑的事。他最后的选择都是不自由，还有至高重要的事凌驾在个人自由之上，这就是中国的“侠”。
中国侠士精神不崇尚自由，他心中永远都有国家大义，所以太史公笔下的游侠郭解和朱家他们的存在有其矛盾；他们从国家、宗族系统中游离出来，成为游侠，但他们毫无自由。他们是为了追求正义，而舍弃个人身份，而转变为“侠”，而成为亡命之徒。以正义为名，他们就会渐渐吸引一批追随者；以正义为师，他们就会以游侠组织来凝聚正义力量。
换言之，离开了国家、宗族，这些侠就不得不进入非国家、非宗族的组织。所以，武侠小说存在一种矛盾，意味着游侠从一种团体游离出去，而行于另外一个平行空间——武侠空间，这个空间在武侠小说中极为重要。
金庸的武侠世界仍然依循中国传统价值观，他笔下描绘的江湖组织当然是不自由的。几乎所有金庸武侠小说都涉及民族意识。例如说，侠首先是作为汉人而存在，所以凡是遇到其他民族，譬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及《碧血剑》这三部小说都围绕着金人、蒙古人、满人入侵中原展开，作为汉人必然与这些民族在民族认同上有所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完全不是个人所能选择的，你生来就是汉人，必须站在汉人的立场上思考，这是你的第一个团体属性。
84版《鹿鼎记》剧照，梁朝伟饰演韦小宝
这种民族认同上的归属感，及至金庸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有了截然不同的发展。《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与之对比，同样是反清复明，陈家洛作为红花会掌舵，他始终不忘恢复汉人大统。但到了《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他虽然也是天地会中人，除了韦小宝行走江湖，《鹿鼎记》最关键情节在于天地会命运所系——朝廷是否会覆灭天地会？从小说叙事来看，读者可以捉摸出韦小宝并不十分认同天地会宗旨，他游离在反清复明团体之外。
江湖帮派、武林团体是十分重要的存在，几乎每一个“侠”都必须属于某个帮派。他不是华山派弟子，就是武当派弟子，即使张无忌后来成为明教教主，他的身世也仍然源自武侠派系武当派。在传统武林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侠纯粹以个人而行走江湖。金庸武侠小说是新武侠，所以有其特殊与创新，金庸笔下有少数几个侠以独特方式闯荡武林。譬如杨过，杨过心中不以公义为至上，他为人处世重私情，所以他基本上不属于任何组织，与郭靖迥异，他身上完全没有陈家洛、袁承志的特质。我为什么不断强调《鹿鼎记》的文学成就？因为金庸终于写出一个追求自由的侠，韦小宝完全置身于国家大义之外。
本文摘自《不止江湖》，杨照著，理想国｜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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