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史学与新闻如何链接?

古时凡重大典礼、会盟，都有专人记录。不过，它们所做的记录，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故而这终究是历史，不是新闻记录客观事物，这是记者与史家的基本工作。中国古代最早的史家是史官，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左史、右史，便是史官,凡是最高统治者的言行及国家大事，都由他们记载下来。

汉代以后，人们把这样的记录叫做“起居注”。这在当时是颇类似于“新闻”的，但我们毕竟不能把“起居注”一类的东西称作“新闻”，而是把它们称作历史。记者的出现，是在近代报纸、杂志、广播产生以后，才有所谓“本报记者”、“本刊记者”等。顾名思义，“记者”就是记录之人也。《礼记·王制》说:“大史典礼，执简记。”《左传·僖公七年》云:“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义，无国不记。”可见，古时凡重大典礼、会盟，都是有专人记录的。这些人都是史官，也有点像“新闻记者”。古代官府的邸抄也是用来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的，后来发展成一种手抄的类似报纸的出版物，又称“京报”。不过，它们所做的记录，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故而这终究是历史，不是新闻。今天，凡重大事情，都有记者采访，然后写成新闻报道。这种工作，这种身份，很容易使我们回忆起古代的史官来。

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记者与史家共同遵循的准则。中国古代正直的史官和史家，都有一个优良传统:秉笔直书。司马迁著《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被人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对于新闻记者来说，能不能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地反映生活中的善恶、美丑，先进与落后，犹如史家能不能秉笔直书一样。年仅24岁的马克思被聘为《莱茵报》的主笔后，发挥了报纸宣传的巨大作用，发表了一批根据事实写成的文章和评论，把检查官先生们弄得“一筹莫展”。反之，如若对新闻报道进行“合理想象”、“逻辑推理”、“艺术加工”、“故意拔高”等，就脱离了客观事实。从本质上来看，这与曲笔作史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这是正直的记者所不取的。一个严肃的史家和一个正直的记者一样，他们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尊重事实，秉笔直书，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国大夫崔杼杀其国君齐庄公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已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太史兄弟三人先后被杀，四弟继续书“弑”，终于成功。古代如此，近代亦然。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的邵飘萍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由于坚持披露事实真相，支持民众反帝反军阀斗争，被奉系军阀杀害。在“文革”中，不少记者不愿与“四人帮”同流合污，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他们虽然遭到“四人帮”的种种迫害，却表现了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尊严。即便在今天，说真话的记者，也会受到某些人的责难和打击，但这样的记者，人民是会永远铭记他们的。

前人认为是“新闻”的，今天已视为历史资料;今天认为是“新闻”的，后人也将视为历史。这就是新闻与历史的辩证法。今天的史家著述往古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考证、辨别、分析、综合当时的“新闻”;今天的记者撰写现实的新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后人书写当代的历史。

“报纸为现代史记”

“报纸为现代史记。史记之精神鉴既往，示未来，报纸之精神亦然。故天下之新理论、新主义介绍于国民，使之习熟而不骇异，然后人之知识程度乃达于进步”。(宋军:《申报的兴衰》)报业巨子史良才的这个评论，表明了新闻形式之一的报纸与历史文献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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