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新闻：在“小”与“大”之间

　　■操瑞青

　　最近读到中国人民大学闫岩教授新书《娱乐新闻小史》（下文简称《小史》）。该著饶有趣味，很多观点颇能引人思考。“小史”一词，当代常指简要的历史，与宏大或复杂的历史叙事形成反差。但在古代，“小史”也指官名，其在周代礼制中的职责是“掌邦国之志，奠世系，辨昭穆”，小中见大。甲午前后，国人曾将中国新闻事业源头追溯到“小史”一类的古代史官。可见，“小史”从来不“小”。该著同样如此。

　　一、为何是“小史”？

　　该著全名《娱乐新闻小史：从讲八卦到流行文化的诞生》。作者问题意识明确，就是希望探讨“八卦何以为新闻”。这确是有张力的好问题：摊开一张白纸，可以印刷各种内容，为什么把不少版面留给八卦？《小史》“从八卦谈起”，进而转到软新闻、明星等议题，最后回到娱乐新闻——公开售卖的名人八卦，思路清晰。

　　如此看来，书名似乎未必要称“小史”。之所以称“小史”，应当与以下因素有关。

　　一是趣味性。从装帧到排版、从前言到后记，作者都希望将趣味性从学术研究的枯燥历程中保留下来。宋至明清，古代“小报”屡禁不止，并非其中总能揭露某些了不得的宫廷秘闻或官府内幕，不少还是因为趣味。

　　二是对历史的松散处理。《小史》对历史的处理，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整体行文结构上，从中西方八卦/gossip谈起，延伸至最后的八卦新闻，体现了历史化分析思路。另一方面，各章节会从该章所涉主题的历史谈起，延伸至某些批判性理论分析。无论哪种方式，其对历史的处理都是松散的。相关叙述往往直奔问题而去，扫清后续分析的历史战场后便戛然而止，没有拖泥带水。将历史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而不是全部方法，或许是该书自称“小史”的又一原因。

　　三是文化批判意图高于历史叙事意图。《小史》不仅想说明星的历史，更想说明星与亲密性、表演劳动的互动关系；不仅想说狗仔队新闻的历史，更想说狗仔新闻业与隐私权、形象控制权的关系。正是理论批判意图的存在，让全书“史”的比重有所下降，称“小史”或许更合适。

　　二、小历史与大问题

　　虽名“小史”，该著牵涉的议题并不小。书中提及的隐私权、亲密性等，无一不是大问题。在笔者看来，《小史》至少牵涉到两个大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第一个大问题，涉及对当代新闻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深入考察。一个人如果从1980年代一路走来，给他/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哪些文化元素？ 可能是《霍元甲》，是《超级女声》，是《故事会》，是飘荡在大街小巷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如果再问他/她，究竟对哪些事件印象深刻，其中应当有不少八卦新闻。这或可说明，无论是新闻文化还是流行文化，都牵涉到具体的时代感知。这些感知如何被生产？ 它替换了此前的何种感知？ 又被什么样的感知替换？ 等等。这些都是有待深究、颇有趣味的问题。

　　举书中一个例子——关于“网红”的讨论。作为经历“凤姐”等初代网红的一批人，我们迄今仍对他们印象深刻。他们为什么能走红？ 关于这个“小”问题，书中给出了“大”回答。该著提到“网红逻辑向社会文化的殖民”，从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的关系角度论述了其背后的文化机制。此机制是一个颇宏大的命题，借用阎云翔的话来说，就是“私人生活的变革”。该命题牵涉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迈出集体化时代的政治经济背景，也牵涉到互联网进入中国带来私人表达兴起的技术背景。政治、经济与技术的合奏，对当代新闻文化、流行文化产生很大影响。这层意义上看，可能不仅要研究八卦新闻，还要把它和同时期的安妮宝贝等文学研究、和乡村卫星天线等媒介研究、和港澳台等区域文化互动研究、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研究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既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也共同塑造了那个时代。

　　第二个大问题，涉及从历史视角对多元新闻类型的考察。我们可以找到最早的一批体育新闻，但很难讲清楚“体育何以为新闻”，也很难讲清楚它与近代保种、保国的关系。《小史》撕开一个缺口，带来了某些反思。这让人联想到复旦大学张仲民教授的《弄假成真：近代上海医药广告造假现象透视》，同样是一本妙趣横生的著作。它从特定的医药广告类型着手，将其与“东亚病夫”等文化命题结合到一起，小天地看见大乾坤，小历史隐藏大问题。

　　三、篇幅上的小和大

　　我们在讲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时候，是否忽视了某些有趣且重要的议题？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新闻业始终伴随着革命、战争等沉重话题，它们成为了（也应该成为）当之无愧的焦点议题。然而，人终究是一个完整的人，他/她既是一个政治性动物，也是一个经济性动物，还是一个娱乐性动物。所以，在焦点性议题之外，我们是否对其他议题缺乏深入观察？ 譬如，八卦新闻。

　　笔者有此触动，是因为看到书名那一刻，脑海中浮现的第一本与之有所关联的书，就是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同名“小史”，很难不让人将它们联想到一起。李伯元也是《游戏报》等近代新式“小报”的创办人，若论中国娱乐新闻，他可能是鼻祖式人物。两本“小史”似有若无的关联，不仅是对同一议题的微妙呼应，更是对中西对话的某种可能性之质询：什么是中国的娱乐新闻？ 它和西方娱乐新闻有着怎样的关系？ 又有着怎样的独特性？

　　难能可贵的是，《小史》初步探索了这些话题。从稗官野史到近代小报，该著拉出了一段绵延长久的历史纵贯线。其价值，或许不在于细节描摹，更在于从“八卦”角度重新组织了中国新闻史，这种视角本身是最关键的。相比改良或革命，娱乐捕捉到中国新闻活动的一条隐藏线索，有可能揭开新闻历史的别样面貌。略可惜的是，无论是《小史》对这类问题的书写，还是相关领域对同类议题的考察，其规模迄今仍是“小”的。

　　四、把“小”字抹去？

　　一本著作“提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比“解决了”什么问题更有吸引力。前者往往敞开了一个问题域，能够吸引更多人进入；后者往往关闭了一个问题域，需要非凡的勇气才能重新打开它。《小史》启发了新的问题和思考，这是它的另一价值所在。尤其是把《小史》中的“小”字去掉，更为立体地考察娱乐新闻在中西方的演变，还有大量议题需要展开。

　　笔者阅读该著，颇觉趣味的同时，也产生不少疑问。这些疑问，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研究的某些切入点。譬如，英文gossip为什么被翻译成“八卦”，这两个在中西方词源层面明显不搭边的东西，居然构成了对译关系，原因何在？ 再者，书中提到，刺激电视真人秀节目大规模崛起的因素，是1988年美国编剧大罢工。这是有想象力的学术观点。但，为什么如此？ 只是因为找不到编剧？ 或可推断，编剧罢工只是诱因。一种节目形式被接受，社会语境一定非常重要，这种语境是什么？ 换言之，如果一种节目不被观众接受，不管电视台面临何种困难，它也无法真正崛起。因此，这里可能遗留的问题就是，1988年的美国电视观众为什么能够接受真人秀？

　　除了这些细节性议题，回到《小史》主题来说，娱乐/八卦新闻有可能摆脱“小”的束缚，完成“大”的转身吗？ 答案是肯定的。试举一例。近代都市新闻的崛起，早期《申报》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申报》文人如何写新闻呢？ 他们心中其实藏着两份写作模版，分别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前者或有人不熟悉，后者人尽皆知。因此，早期《申报》的不少都市新闻采用了堪称“聊斋体”的写法，不仅八卦无比，甚至荒诞至极。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无足轻重、难登大雅之堂的内容，构成了中国新闻报道的一个关键源头。“小”八卦足以撬动“大”历史，学术研究的张力和魅力，尽显于此。

　　所以，有理由相信，《小史》读者中会出现一些后续研究者。他们有可能与闫岩教授一起，将“小”字从中西方娱乐新闻的历史研究中慢慢抹去。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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