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在不同媒介环境中，粉丝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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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粉丝研究的第一次浪潮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结束于90年代初，主要理论渊源为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和米歇尔•德赛都所提出的“盗猎者”与“游牧民”的概念。

这一阶段代表性学者约翰•费斯克强调了粉丝作为“生产性受众”和“参与性文化生产者”，进行“二度创作”的积极意义。

亨利•詹金斯认为粉丝就如同“游牧民”那般游走于媒介文本之间，不停地去挪用新材料、制造新意义。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粉丝研究基本肯定了粉丝的“抵抗性”和“颠覆性”。

第二次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将粉丝现象纳入到社会、文化阶层中加以研究。

这一时期以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消费社会学相关理论应用于粉丝文化现象的分析为主要标志，并以他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为理论来源。

开始更多地关注粉丝如何选择喜爱和追随的对象，以及粉丝的消费如何反映所处时代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考察粉丝社群内部运行机制是否在复制主流社会的等级制度。这一阶段主要是从消费社会学角度对粉丝文化进行的微观考察。

目前国外粉丝文化研究正处于第三次浪潮，正因新媒体迅速崛起，这一阶段粉丝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普及，西方粉丝研究学者 开始把视线转向粉丝群体的现代消费方式，在考察过程中，不仅把粉丝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把粉丝身份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来考察，因此粉丝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和语境成为关注的焦点。

劳伦斯·克罗斯伯格指出，“受众总是置身于文化语境的不断重建之中，这些语境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的方式去消费、解释并使用文本”。

为此他提出了“情感感受力”的概念，不同的文化语境决定了不同的感受力，从而论述了情感感受力于个人身份建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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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从心理角度对粉丝情感进行剖析，对之后的粉丝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粉丝研究的现状

国内粉丝文化现象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的促使下，狂热的追星行为贯彻了80年代的香港，香港明星粉丝之间的较量引发了华语娱乐圈第一次粉丝间的角逐，这一时期的粉丝也被称为“追星族”。

这一阶段的追星仅限于个体行为，其次多为青少年的行为，粉丝文化尚处于一个孕育时期，粉丝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心理等方面。

2005以后国内粉丝研究才正式兴起，电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热播掀起了全民娱乐的热潮，引发各领域研究学者对于粉丝现象的关注。

有国内学者深入了解西方学者在粉丝的文化消费、情感认同、身份政治与粉丝社群相关的研究，为国内系统性的粉丝文化研究提供了支撑。

从文化研究和科技变迁的角度阐述了粉丝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并对新媒体时代的粉丝现象从身份认同、社会资本等维度出发展开探讨，关注粉丝文化崛起的社会意义。

目前国内粉丝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关于粉丝文化的历史性研究，关注社会变迁中粉丝文化的演变规律，有相关学者梳理了改革开放后不同媒介环境中粉丝文化的变迁。

还有学者从历史性的视角出发，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粉丝组织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认为粉丝组织的变迁呈现出规模化、结构化、功能化以及制度化的特点。

二是粉丝社群的互动机制、权力分布和组织架构，并且考察粉丝的参与实践与身份认同。

粉丝圈层内部呈现出分化与结构层级，以及粉丝社群内外之间出现互动与博弈。

三是从粉丝消费的角度分析粉丝经济的运行机制，研究对象包括粉丝电影和偶像工业类选秀节目等粉丝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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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偶像为核心的明星经济、围绕媒介内容的IP经济和以社群为核心的合伙人商业模式是社会化网络时代的四种粉丝经济模式。

研究人员通过对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观察和文本分析，探讨偶像与粉丝之间的情感关系，提出现代流行文化产业对粉丝经济存在深度依赖。

网络的发展让粉丝文化的发展特色鲜明，网络让粉丝具有更强的参与性，关注新媒介环境下粉丝的参与式行为和情感劳动等。这种情感劳动是粉丝情感、参与、再生产交融互动的结果。

关于粉丝身份的理论范式转变

在粉丝文化研究中，粉丝身份的转变大致经历了从病态消极论到乐观积极论、从极端的二元对立到合理的复杂化这一过程。

美国学者朱莉·詹森在《作为病态的粉都——定性的后果》中提出，在大众与很多学者的眼中，粉丝常被概括为两种病态类型，即“着魔的孤狼”和“歇斯底里 的群众”，这一时期惯于将粉丝视作潜在的越轨者。

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领域发生了所谓“葛兰西转向”，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视角超越了阶级视角和简单化的二元对立。

在消费活动中粉丝是积极的、活跃的、充满智慧的。

约翰·费斯克的粉丝文化理论生发于他的“能动受众理论”，他认为粉丝是过度的读者，粉丝是最具辨识力、最挑剔的群体，他们所生产的文化资本也是所有文化资本中最显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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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人员指出粉丝是“盗猎者”和“游牧民”，他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解读粉丝文化，认为在粉丝身上根本无法完全划分出消费者和生产者，他们会将媒介消费的经验转化为新文化和新社群的生产中，强调了粉丝的参与性和主体性。

上述学者们对粉丝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取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伯明翰学派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提出的收编/抵抗范式的影响。

该范式以权力为核心，关注受众在参与文化消费活动时是文本主导还是受众主导，因而受众只存在抵抗或顺从两种极端的立场。

而还有研究者关注受众在日常生活的复杂语境中变化不定的身份建构，注意到粉丝身份和粉丝立场的复杂性，这一范式适用于当下新媒体环境中的粉丝身份建构研究。

粉丝形象与粉丝再生产

国内粉丝研究如火如荼，学术成果颇多，但是目前学界对于粉丝形象和身份建构的研究并不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是从新闻叙事及新闻框架出发分析大众媒体对粉丝形象的建构策略和媒介呈现。

媒体从不同角度来报道并放大具有典型意义的粉丝个案从而建构粉丝形象，使公众不能对粉丝产生全面的认知，而陷入二元对立的误区之中。

媒体采用了污名和温情两种框架塑造出“魔鬼”与“天使” 两种截然不同的粉丝形象，提出粉丝报道框架存在迷失的隐忧。

大众媒体将极端的粉丝个体从粉丝群体中抽离从而建构其形象的呈现过程，认为大众媒体对粉丝现象的再现偏向于对社会既定秩序的再现和强化。

大众媒介构建粉丝形象中常用“类型化”“符号化”“污名化”的策略，并提出媒介构建粉丝形象的正确路径。

网络媒体利用简单化、符号化和污名化的建构手法塑造了 “刷流量的”“极端化的”“与粉丝经济相关”的粉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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