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科斯教给了我们什么？
张维迎资料图。本文为张维迎在《王宁+张维迎+李井奎+戴昕：“读懂科斯”暨《科斯论法律经济学》新书悦读会》上的发言，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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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对我们北大出版社表示敬意，在这个时候，对这样一本好书，《科斯论法律经济学》。我想他在我们中国，不仅是现在，未来也是适用的。
第二个我也要特别感谢王宁教授，他作为科斯的关门弟子，这么十几年来一直在为传播科斯的思想去努力，包括他和科斯合写的著作，以及最新的这样一份可以说科斯身前没有出来的一本书。我也感谢李井奎跟各位翻译老师花了将近10来年的功夫，这本书翻译出来。
今天我特别高兴有机会来参加这个论坛。刚才王宁教授给我们介绍了科斯的主要贡献，特别是科斯有关经济学应该怎么做的这样一个思想。
我们准备这样说这样一个题目——科斯教给我们什么。我自己总结这么几点。
第一点，科斯告诉我们要走出黑板，经济学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第二点，科斯要我们经济学家必须坚持逻辑一致性原则。第三点，他说经济学的重点是分析权利界定和权利的交换，而不是简单的定价。第四点，科斯告诉我们，经济学不能忽视人的非理性的行为。
下面我就围绕这几点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第一点，科斯要我们走出黑板经济学，要研究真实世界经济学。
所谓黑板经济学，也就是说他提出的问题属于现实不大相关，但用的方法又是非常的数学化，得出的结论经常是错误的，甚至是非常荒谬的，但是它在实践政策制定当中又非常具有影响力。
科斯特别反感黑板经济学，我就引证他这样一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听人说（他是英国人），话太蠢，说不出来，那就唱出来。而在我们现代经济学中，这类说不出来的蠢话，可能都变成数学公式表达出来了，所以大家以为他就不蠢了，其实还是蠢的。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但是这个例子我并不是自己从科斯引来的，是我自己讲的，关于垄断或者反垄断的理论。我们经济学的垄断理论建立在一个基本的最优化的基础上，这个原则就是边际成本定价，也就是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是最优的，最有效率的。
这样的话任何偏离边际成本定价的这样的价格，一定会带来效率损失。所谓的垄断是不好的，因为垄断者总是定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在数学书上看到的那样一个损失，所谓三角损失。
我意思就是说，我们经济学家有关反垄断的经济学基础，这个理论是现在仍然在我们的教科书里边，在我们的政策当中，好比我们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垄断，首先要衡量它的边际成本是多少，如果它的价格和边际成本相差太大，那我们就说它是垄断的，我们应该反。这个理论它是典型的黑板经济学，因为他假定，我们所有生产的产品，所有用的技术，它已经在存在，所以企业决策的唯一问题就是说，我应该生产多少，然后根据进行定价，而真实世界是什么？
这些东西、这些产品、这些技术本来并不存在，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企业家预期做了之后有可能赚钱，所以他们才做出来。如果按照我们经济学家讲的边际成本定价，我们不会有蒸汽机，我们不会有汽车，不会有火车，不会有电力，不会有计算机，当然更不会有软件。因为所有的这些产品在他创造的时候具有巨大的物力的投入，而且他能不能成功是没有把握的。如果我们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有兴趣创造这些产品，那么我们还只能生活在原始循环。如果我们真的听从了经济学家边际成本定价的建议，我们人类是不可能进步的。
在我们中国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在这方面走出黑板经济学，研究真实世界经济学当中是做出了表率的，这就是我们国发院的周其仁教授。他的书几乎没有数学，但是非常有思想，这也是他受我们好多学者、企业家尊重的一个原因。我想我们的青年的学生也应该学习我们周启仁教授的这样一种精神。
第二点科斯说，经济学家必须坚持逻辑一致性原则。
我们在传统的经济学里边来分析好多的问题，但经济学家经常在分析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他用了不同的一些分析框架，甚至不同的思维方式。科斯特别反感这一点，当他在做研究的时候，他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用最基本的，一致性的价值出发来去分析问题，他说我们经济学不论分析什么问题，他背后的逻辑应该是一样的。这样，好多人看是不同问题的问题，在科斯看来它是同样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好比说他在研究无线电波频率的分配的时候，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英国，一个糖果制造商和他隔壁的邻居医生之间的纠纷，这两个问题看来好像毫不相干，但是在科斯来看，它是高度相关，甚至本质上都是一致的。
在发表关于无线电在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同事都建议他说这个案例，糖果制造商和隔壁医生之间纠纷这个删掉，他是坚决不删的，这个不删就引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我们知道的科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科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些事。其实这次由于他坚持逻辑一致性原则，还挑战了我们好多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最后为我们开创了一些新的像王宁教授刚才列举的这样一些领域。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市场与企业。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在科斯之前，我们都说市场的有效的，市场的机制就是价值机制。我们知道市场当中存在一种组织，这种组织就是企业。我们经济学家或者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成分，我们当做一个黑箱，我们不打开这个黑箱，或者用一种不同的理论来描述企业。
科斯跟这个逻辑上是不一致的，他最初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经济的理论价格，能够使得所有的资源都能够费用配置，为什么还有企业？最后他的结论是，因为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在有些情况下，我们用一种非价格机制，也就是企业内部的权威的安排替代价格的话也可能效率更高，这样就是他创造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最初是在他的企业的本质这篇文章提出来的，这篇文章已经开创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企业理论。我本人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可以说我的研究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第二个问题，回到刚才讲到的，无线电波的分配。我们历史上没有无线电波，无线电波也就是100多年前才发明创新出来的，但是无线电波你怎么进行分配？一开始的时候包括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它是一种公用产品，公用产品和私人产品不一样的，所以它必须由政府来分配，特别是无线电波的频段，资源是有限的，资源有限了，你就应该要由政府根据某一种原则来做分配，比较合理。
科斯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奇怪，我们为什么分析一种产品的时候，认为他私人部门，另一种就认为它是公共部门。特别是他说如果你说无线电波因为它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政府分配。其实我们人类所有可以称为经济物品的东西全是有限的，土地是有限的，资本是有限的，劳动力是有限的，机器是有限的，按这个逻辑的话，所有的东西都应该由政府来分配，逻辑上显然是不同的。
所以他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论证，无线电波也不需要政府分配，无线电波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竞价，在界定了经营者权力范围的情况下，竞价最高的所得，这样他和其他产品就不应该有什么区别。
第三个例子，与这个相关，给我们看一下外部性。我们经济学家我们首先证明市场情况下资源可以得到最优分配，但是接下来引入所谓的外部性。引入外部性，市场就失灵了，所以需要政府干预。这也是公司在研究，包括无线电波的分配，特别是侵权的案例当中发现的一个问题，他说其实所有的交易几乎都存在着外部性，包括我在这里讲话也有外部性，有些是正有些是负的，喜欢听我讲话的人，他们觉得这是正的，讨厌我的人觉得是负的。但实际上，如果由此就限制我讲话的话，意味着什么？他就侵害了我的利益，那么究竟应该保护谁的利益？我们经济学没有答案。
科斯认为，按我们传统的经济学，也就是完全竞争理论，完全竞争的一个世界的话，那么经济学家在外部性基础上提出的政府干预，所谓施加庇古税，它本身是一个自相矛盾，它是不一致的，所有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就是没有交易成本的市场，没有交易成本的市场，只要产权的界定是清楚的，市场交易自身就可以达到最完美的资源配置，达到效率最高，不需要政府进入这个市场，外部性本身并不构成我们政府干预市场的理由，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科斯定理，一会儿还有回到这个问题再讨论一下。
在此我又想起另外一个我自己想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的经济学家号召反垄断，垄断有一个下限倾斜的需求曲线，他占的市场份额太大了，但是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反垄断理论用于他们自身，也就用于经济学家的市场。如果我们用于经济学家的市场的话，我们最应该反对谁？反对包括科斯，反对诺贝尔奖得主，因为他们占的市场太大，所以他们是一个垄断。
我们经济学家经常的一些逻辑不一致，所以我看科斯的著作这个感受特别深，他总是把每一个问题都挖到最基本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好多人认为之间没有矛盾，他一发现你的矛盾很大，他就发出了发展出了新的理论来。
第三点，科斯认为我们经济学分析的重点应该是权力的界定和权力的交换。
在我们传统经济学里边，我们分析都是定价，就是价格，包括我刚才讲的最优定价理论，就是边际成本定价。
在科斯看来，所有的交易都是权利的交易，不是物的交易。当然我们从某一个生产要素的时候，其实我们说的生产要素的所有人他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怎么界定的？是不是可以出售？好比我们每个人我们可以出售劳动力，但是我们可能不能出售我们的器官，那么这个都是有法律界定。科斯认为权利的界定是整个市场交易的基础，有了权利的界定，再通过自由的交易，社会的财富就可以到最大。
但是交易的界定也有成本，如果成本过大的话，有一些活动我们是没有办法界定的，这时候我们就把它留作公共领域，包括某一些自然资源。但是我们就说随着技术的发展，原来不能界定的资源现在可以界定了，比如我们原来讲空气是不可以界定的，现在我们说可以了，因为我们有技术的测定，你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多少有害气体，然后这种气候的交易就成为可能原来气候是不能交易的，气候不能交易，当然可能会出现不好的结果。在气候可以交易之后，原来那些负面的结果可能要通过市场的方式能够解决它。
在我看来，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是理解不同制度效率差异的基础，我们面临的并不是说一个简单的市场做事，还是让政府做事，我们面临的是当我们要在不同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哪一种制度给我们带来最小的交易成本，或者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效率，包括刚才王宁讲的，基于权力的制度，和基于企业的制度，它可能是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具有完全不一样的交易成本。
在这里我也特别说一点，关于信息的问题，刚才我们提到科斯定理，科斯定理假设没有交易成本，产权的安排，也就是谁拥有什么样的产权是无所谓的，因为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自己特别喜欢我自己编的故事，晚上你到12点之后，你特别想唱歌是吧？你有嗜好，但是你同屋的朋友他想睡觉，这个关键就是外部性。科斯定律证明我想唱歌，他不想让我唱歌，没关系，无论我有唱歌的权利，还是他有唱歌的权利，配置都是最优的。如果我有唱歌的权利，我唱歌带来的好处大于给他造成的成本，那他没权利阻止。如果他要阻止我唱歌，但我仍然唱歌的好处大于他，我就会惠顾他，这样的话他就同意我唱歌，这些都是科斯定理的一个基本含义。
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是存在的，而且有时候很大，那一部分成本就来自信息问题，因为你要谈判，你要获取信息，包括个人偏好，包括生产成本的信息，还有签约执行契约的信息。由此我们就不能简单的说，假如市场做不了的事情，政府一定能做得了，为什么？因为政府本身他也要处理大量的信息问题，而且政府获取信息的难度要比私人大得多。
这里我引用科斯的两句话，第一句话说他讲庇古税的情况是这样做，必须详细知晓每个个体的偏好，我无法想象如何才能收集到这种税收体系所需要的数据。下面一句话说，据我观察，实施庇古税所需要的信息是根本没有办法收集完整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科斯的计划提出的反对和米塞斯、哈耶克有异曲同工之处，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政府没有办法收集到足够的信息，即使市场是有缺陷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政府的手段来替代市场，那么我们面临的困难就会更大。
第四点，我想讲一下，可是告诉我们的另一个观点，就是经济学家不能忽视人的非理性行为。
我们知道我们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人是不会犯错误的，即使他们的运气不好，投资股票输了，但从事情来看，他的决策一定是最优的。科斯认为，其实在我们人类事物中，自我来讲，我们的愚蠢之举可以说非常多的，所以他说愚蠢之举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很难视而不见。
我在10多年前也开始强调这个观点，就是我们人类好多的冲突，好多的错误，并不是仅仅由于我们人类的自私。当然了有人会说，如果我们假定人并不是理性的，市场的有效性怎么来证明它？
我的回答是是这两句话，第一，理性使市场成为可能，第二非理性使市场成为必需。第一句话，如果我们人类都不是理性的，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有效运行，但是第二句话我想可能更重要，因为人类有经常非理性的，只有用市场才能避免人类的非理性。
像我就讲过一句话，像马斯克这样的人当企业家，他给我们人类带不来太大的灾难，但是如果他当政治家，他很可能给我们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市场经济就是让我们去避免这种巨大灾难的出现。市场经济不是说人类不会犯错误，而是说市场在不断的约束纠正人的错误。科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也是明确的，他的观点是明确的。他特别讲到市场的交易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性，这个就可以减少非理性导致的灾难。
非理性使得市场成为必须，如果没有市场，非理性将导致人类的灾难。我们人类过去的几千年几百年，最近的几十年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科斯在很早的文章里边也谈到思想市场，但在我理解那主要是为了讥讽经济学家，我们不能够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产品市场和思想市场。
但我想他最后的忠告，属于他的肺腑之言，这也是人类化解愚蠢的一个办法。如果有了不同的观点，我们事先不知道对错，他们可以自由的变动，那么愚昧就会减少一些，人类就会变得更聪明一些。就说我们已经在大学的书本上学到的某一种继承的理论，它很可能是我们人类进步的障碍，而不一定是进步的源泉。所以创造新的思想就变得非常重要，而他说新的思想更可能来自年轻人，年轻人也是最有可能认识到新思想的重要性。
这就回到我们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我特别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他提供的这样一个解释，他他称为理论导致的盲区。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接受了一种理论，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正确的，我们就用它来分析各种现象。
当我们遇到这个理论和我们遇到的问题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我们不会怀疑理论，我们首先怀疑自己的理解不够，怀疑收集的证据不够，然后我们就在编造出一个新的补丁，给这种理论不断的打回去。
一个典型的就是地心说，因为按照地心说的话，所有的围绕地球的行星他都一个方向转，结果你发现火星有时候是顺时针转，有时候逆时针转，你怎么解释？我们不会怀疑地心说是错的。我们说火星围绕地球转的时候，它自身又有一个轨道，这个轨道又是个圆圈，它在轨道上转，轨道绕着地球转。一会儿是正的一会儿是负的，我们就可以解释了，所以地心说统治世界有2000年。在经济学领域，同样是这样，我们的新古典理论仍然是主导我们的思维，甚至像外部性这样的问题。科斯在没有64年前已经讲清楚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教科书仍然像科斯没有出生过一样，我们还在重复谈剑桥大学的庇古教授的理论，我们以这种政策和包括环境的干预，其实都好像也继续沿着庇古的道路进行。这就是我们接受的理论它的顽固性。
突破这一点需要我们新一代的新人具有企业家精神，我们不能循规蹈矩，我们不能认为写在书本的东西，一定就是正确的。在这方面科斯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科斯的理论本身没有关注企业家，我1994年对他的评价当中已经指出这一点，他的企业理论没有企业家，但是科斯本身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家。
正因为如此，科斯为我们创造了如此重要的新的理论，现在仍然需要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需要我们谢谢科斯本人，以他为榜样，发扬一种企业家精神也很重要，去创新，而且不能害怕冒险。任何学说你要创新都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在此告诫我们在座的同学们，如果你想为人类进步有所作为，你就要做好冒险的准备。但是我希望出版这一本书在今天没有任何风险，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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