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台流行音乐及影视作品风靡大陆，掀起了第一阵追星浪潮，打扮精致、面容姣好的港台明星们成为老百姓追捧的对象，流行歌曲传遍了大街小巷，也为当时带来了新的审美观念，人们会竞相模仿明星的发型、服装款式等，“追星族”这个词也是第一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从港台明星到选秀明星再到养成系偶像，不难看出这背后发生变化的轨迹，正是基于媒介发展而计划出新的造星工业体系和文化现象。
对于传播学研究来说，媒介始终是绕不开的重点话题，从石头、皮革时代到印刷术的出现，带来了信息第一次广泛传播，接着广播、电视媒介的诞生让信息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及色彩，再到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方式，让信息的传播不再被时间和距离阻碍，突破种族、身份等身份壁垒，开创了以互联网为纽带的连接方式，人与人的联系得以整合重组，让“地球村”成为可能。
在移动社交媒体高度参与下，粉丝文化也面临新的变化：首先，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突破了沟通场景限制后单一、分散的粉丝个体能够随时随地、更加方便快捷地找到志同道合的粉丝伙伴，他们聚集起来形成一个个共同体空间即“粉都”，使粉丝群体的人数及规模得到大面积的扩张。
其次，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赋权让粉丝参与的主体性大大增强，如今粉丝已经不满足于作为单向传播的信息被动接收者与消费者，而是成为更加积极的文化参与者及文化生产者，他们不仅会主动搜索偶像的最新资讯动态，对偶像的作品进行二次加工并上传。
甚至自发组织成员创造作品如应援道具设计、活动拍摄等，为明星官方团队提供素材，同时也在网络上积极为偶像发声造势，博得媒体资源的更多关注，尤其是作为养成系偶像的粉丝群体，由于粉丝群体的贡献程度可决定偶像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好新，故更加需要在参与生产中发挥能动作用，创造更多数量、更加优质的粉丝文本。
再者，移动社交媒体的双向性特征为粉丝同偶像之间互动提供了平台和场所，同时作为碎片化的信息载体，也使其更加适合传播态度、情绪感受、日常生活记录等个人化的信息，偶像从光鲜亮丽的舞台及荧幕中走进更加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拉近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距离，使双方之间的平等交流成为可能，大大增强了彼此的亲近感以及粉丝对偶像的忠诚度。
除此之外，人们对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高度增长，计划出出镜、短视频、网络综艺等多样化的内容形式及媒介角色，主播、网红、KOL等媒介人物扩展了粉都对象的边界，粉丝文化走向新领域的同时，也加剧了粉都之间的资源竞争，倒逼粉丝群体成为内部分工明确、高度组织化的集合，并形成了一套相对严格的准入门槛及群体规范，分配打榜、投票、刷新各大平台数据、提供文案与素材、反黑等具体任务内容，各司其职为偶像贡献力量。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诞生出一代更加年轻的“新新人类”，以1995年之后出生的“Z世代”为代表，他们原生于互联网并感受着互联网的发展，媒介形态的变革对人类认知、情感及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Z世代”在表达方式、行为特征等方面更加时尚，对移动互联网的依赖更强，同时他们的成长伴随着地方经济腾飞的时期，在消费观念及行为方面更加超前和大胆，如今他们已经成为当前粉丝群体的主要组成力量，也为粉丝文化研究带来新的视角。
媒介人物与受众之间的联系是传播学研究的新的课题，受众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通过媒介对另外一端的媒介人物产生情感上的连接和依恋，并发展出类似人际交往模式的联系想象，由于它具有人际交往的相似特征，但与现实生活中真正意义上的人际互动仍有所差异，故而称之为“准社会交往”。
这一概念最初提出者霍顿和沃尔在研究电视节目时发现，受众会在观看时将电视中的媒介角色当作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并对他们产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类似情感反应。作为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理论，准社会交往描述受众经由媒介观看行为对媒介人物产生情感想象的心理过程，其中包含了媒介人物、受众和媒介三个要素。准社会交往从受众心理视角出发，探究受众对媒介角色的人际联系卷入程度，在媒介人物——受众联系研究上丰富了理论基础。
以往的研究中表明，受众与媒介人物的准社会交往程度会进一步影响受众行为，包括媒介使用、文本生产与意义创造、消费等，明星偶像作为迎合受众喜好而产生的一类媒介角色，与受众的准社会交往经历了哪些过程，随着媒介的变革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策略进一步影响了粉丝受众的行为等问题，是准社会交往理论在社交媒体时代新的探索和考量。
透过准社会交往理论，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粉丝文化在新时代社交媒体环境下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并对粉丝群体的行为进行合理引导。
基于准社会交往理论的构成要素看待粉丝文化的发展，首先从媒介人物的角度来说，以往国内外学者将目光聚焦在电视或广播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虚拟角色、大众媒介时代的娱乐明星等人物与受众之间的准社会交往，对“养成系偶像”这一细分角色类型与受众之间的准社会交往研究较少。而受众与“养成系偶像”之间所建立的准社会联系，和受众与虚拟人物、传统的娱乐明星等媒介角色有所不同。
首先，随着时代经济、技术的发展，“养成系偶像”是娱乐工业的新兴产物，其本身作为一个不具备强实力及完整文本的“半成品”，需要粉丝加入制造明星的工序之中，粉丝不单单作为普通的受众角色，而是转变为“全民制作人”，决定偶像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其中的参与程度是空前绝后的。
最后从媒介的受众角度来说，“Z世代”已经成长起来，成为了互联网时代的主力军。一方面由于他们出生的年纪恰好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是原生于互联网的一群人，所以更加懂得网络传播的内涵和玩法，同时也吸收了更加时尚新鲜的信息和观念，自我意识更强，心态上也更加轻松和包容，并且善于利用网络进行人际交流和组织行动。
另一方面，伴随着祖国经济腾飞的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获得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和经济资源，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有自我表达和创造的能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粉丝文本解读和生产的过程，另外在消费决策上也秉持着时尚的心态，更加有意愿为了个人喜好买单，这与“养成系偶像”的理念不谋而合。
“Z世代”们通过与偶像的日常互动、生产文本、消费等行为完成自我表达与情感投射，加速了准社会交往进程，进一步巩固了粉丝与养成系偶像之间的准社会联系。基于准社会交往理论对受众进一步产生的认知、情感、行为等影响上来说，粉丝对偶像的人际联系卷入程度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得以加强，且在媒介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今天，对于偶像的情感投射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粉丝对偶像的情感受到道德观念的影响会产生独有的报恩式心理，认为偶像对其起到指引人生的作用，应为偶像付出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来予以回报，同时在集体主义文化熏陶之下自身更容易受到粉丝群体的影响，在意自己在群体中的角色，同时在价值行为中得到自我的认同与情感的释放。
但这种情感也具有消极的一面：大学生粉丝对养成系偶像的情感投入存在不稳定的风险，一方面基于幻想满足的依恋会因为无法持续而动摇，而粉丝在获得对偶像发展的控制权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成为被资本操控的棋子，加剧非理性消费行为并走向情绪狂欢的浪潮之中。
除了情感的需求以外，粉丝行为也具有更加多元化的表现，他们不仅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生产，大量购买偶像相关的周边产品来强化群体身份及准入门槛，同时还会承担宣传、反黑、控评等任务。
但这种行为的边界至今仍在讨论之中，粉丝群体的过度参与也会造成失范行为，加剧圈外人士对粉丝群体的偏见和污名化，如去年引发全网舆论风暴的的“217”事情，正是粉丝对偶像的过度保护以及一贯的党同伐异行为，将积怨已久的群体矛盾和环境特殊时期大众焦虑不安的情绪引爆，进而形成对偶像本身和粉丝群体的反噬。
对当下粉丝文化特别是群体态度与行为的研究，不仅能够体现粉丝文化在新媒介环境下的特征，进一步梳理粉丝文化的发展脉络，同时对于某些现象背后形成的原因、粉丝群体集群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如何能够引导粉丝文化在如今的环境中健康发展的问题，同样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意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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