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的女儿”，走了
古典诗词成为叶嘉莹终身的救赎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2024年11月24日夜晚，南开大学“迦陵学舍”门前摆满黄白两色的菊花，很多鲜花上附有手写的卡片，用古雅的诗句，讲述着无声的思念和告别。校园内，不时有年轻人加入排队献花的行列，直至凌晨仍不断有人前往。他们都是来送别“迦陵学舍”的主人——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叶嘉莹的。当天下午3点23分，叶嘉莹因病去世，享年100岁。
在中国，没有人不熟悉叶嘉莹的名字。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她的古典文学课程永远都吸引着渴求知识与教诲的听众，很多文学爱好者都以能够亲自聆听她的一场现场讲座为荣。但这样的热度，不只是因为叶嘉莹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明星，也不只因为她是某一领域的知识权威，而是因为，她是一位难得的，将自身坎坷、曲折的生命体验，与中国的古典诗词研究牢牢融合在一起的学者。
在千疮百孔的人生经历中，古典诗词成为叶嘉莹终身的救赎，也成为她与后世学者沟通的桥梁。她对中国古典诗词在人性和人生层面的挖掘，是独一无二的。她提出的“弱德之美”更是以独创的眼光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也搭建了中外文学之间的沟通桥梁。
2017年5月30日，叶嘉莹教授在南开大学迦陵学舍与学生、故交研讨古典诗词。图/中新
“诗词的女儿”
如果能够亲自聆听一场叶嘉莹晚年在南开大学的讲座，相信所有的听众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妙处。在各种各样的视频录像中，叶嘉莹永远都能为台下的学生呈现一种优雅的仪式感。她那冷静平和的表情，特意搭配过的素色外套和鲜艳花色的长围巾，带着链条的精致眼镜，以及娓娓道来的、带着北方口音的柔声吟诵，总能让前来的人感受到一份安宁与平静。她讲苏东坡，讲李商隐，谈论这些诗人、词人和他们所在的时代时，常常是随兴所至，旁征博引，在一个大圈子之后，再讲回原点，那种详尽的程度，以及深入理解的能力，让人感到，她仿佛真的曾经抵达过过去的那些时代，也真正深入过这些诗人的内心世界，与他们灵魂共通。
曾为叶嘉莹拍摄过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的中国台湾导演陈传兴明白这种感觉，多日的跟踪拍摄，让他深刻地知道，叶嘉莹文静外表背后蕴藏着多么大的知识量、情感和能量。当时，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已经花了数年时间做了很多关于诗词的功课，结果到开拍的时候还是觉得，知识实在是不够用。他回忆，他在现场，每次都要背一大袋的书，随时要翻开查找，但即便如此，时年96岁的叶嘉莹在采访现场的随口发挥，还是会让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查起资料。所有参与拍摄的人都感觉自己在“上战场”，接受着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的检阅。这种感觉也被其他媒体工作者提及过。在某一年的《鲁豫有约》节目中，主持人陈鲁豫对叶嘉莹进行了采访，叶嘉莹在聊天的开头就体贴地夸她准备充分，思维敏捷，久经沙场的陈鲁豫却坦白承认“要采访您，我很紧张”。
中国古典诗词就是叶嘉莹的生活方式，乃至全部生命和信仰。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她完全沉浸在中国古典诗词的世界中，从过去到现在，一向是如此。无论她是生活在中国台湾、加拿大温哥华，还是回到南开大学定居后，都从未改变。因此，很多当代文艺界的名人，都曾在这些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课堂上受到过叶嘉莹的熏陶，得到过最初的中国文学启蒙。著名作家白先勇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但据他回忆，读书时，求知若渴的他宁可逃掉自己的专业课，也要跑到“座无虚席”的现场去聆听叶嘉莹的课程，足足听了一年。他形容，叶嘉莹读诗的声音很迷人，他觉得，她身上有种贵族气息，好像是天生的。在叶嘉莹这样的熏陶之下，他感受到了盛唐的气象，而古诗词的殿堂，也是叶嘉莹带他进入的。
而另一群更加敏感的人，在叶嘉莹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更为感性的力量。中国台湾诗人席慕蓉过去曾听人说过，叶嘉莹最大的特点就是“讲谁像谁”。后来她亲自去聆听叶嘉莹的一场讲座，才真正体会到了这种魔力。当时，席慕蓉听到的讲座内容是关于辛弃疾的《水龙吟》，一开始，她形容自己眼中的叶嘉莹是“古稀美人”，十分优雅、端丽地站在台前，但当她一开口，席慕蓉就觉得，仿佛是“辛弃疾本尊”来了。当叶嘉莹讲到其中的“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这一句时，席慕蓉觉得，好像所有历史，或是辛弃疾的一生都在这十二个字里了。讲座结束后，她抬头看着叶嘉莹的背影，穿着绿色洋装缓缓离去的样子，又感到，“辛弃疾”正从叶嘉莹身上缓缓离去。
这种多年浸淫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形成的人格，已经无关理性甚至知识，或许只有外界给叶嘉莹的“诗词的女儿”这一称呼，才能精准地形容她的状态。从1945年走上讲台开始，叶嘉莹就这样，不断地沉浸于古典诗词的世界，将自己塑造成了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古典诗词历史。她就这样沉浸着，带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将这种人格与文化精神不停地传递下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2020年，由陈传兴拍摄的，以叶嘉莹为主角的纪录电影《掬水月在手》，引发了诸多观众的共鸣和眼泪。片中，当时已经96岁高龄的叶嘉莹衣着优雅，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坎坷人生时，大众才第一次意识到，叶嘉莹优雅、端丽形象背后所承受的东西有多么惊人。
从少女时期开始，因为大时代和个人因素，叶嘉莹一直生活在曲折中，遭遇过无数的挫折和打击。纵观她百岁的一生，所有生命的大问题，外表平静的叶嘉莹全都遭受过了。在百年的人生中，优雅如“末代贵族”一般的她，所经历的磨难一点也不比普通人要少。但为何经历了这一切，叶嘉莹还能每天优雅地站立于讲台，沉醉于她精神性的创造和讲述？这恐怕是叶嘉莹人生中最大的谜题，而答案，还是要从她过往的经历中寻找。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少年时期，她确实拥有一个优越、温暖的家庭环境，十岁之前，她都在家中接受父母的传统教育，伯父也曾教她对着自然万物学习创作古诗词。十几岁时，她是个沉浸于家庭温暖的、幸福的孩子，诗作中，会用稚嫩的笔调观察落花、流萤、清风，也有着一丝“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愁怨气息，虽然她笔下偶尔也会流露出对社会大环境的担忧，但总体而言，她的生活相比于大多数人，还是单纯、幸福的。
转折发生在“七七事变”，战争爆发之后，叶嘉莹开始感受到社会的残酷，家庭经济也陷入困顿，身为长姐的她开始承担家中更大的责任，逐渐产生了很多烦恼。1941年，17岁的叶嘉莹考上北京的辅仁大学，同一年，疼爱她的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则远离家乡多年没有消息。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内心的安全感被彻底稀释。日后，她在回忆中讲述，失去母亲，是她人生中第一个沉重的打击，用她自己的话形容：那是一种突然失去荫蔽的，所谓“孤露”的悲哀。从小富裕的她甚至不在意物质上的困苦，最在意的反而是这种精神上的困顿。
万幸的是，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恩师顾随，解决了她精神上的烦恼和困顿。叶嘉莹曾说，没有人会像她的老师顾随那样博学，她也从未见过对古典诗歌如此生动的讲解。用她自己的话说，上过顾随的课以后，她“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此后，叶嘉莹选修了顾随所有的课程，并做了详尽的笔记，她几乎一字不落的认真程度，甚至被同学们调侃为“录音机”，甚至到后来她自己做了老师，还是会抽空去聆听顾随的课程。在日后经历战乱时，她可以丢掉行李，却舍不得丢掉顾随课程的笔记。
人在年轻时喜爱和信仰的东西，往往会伴随一生，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力量和恩师的教导，与年轻而饱受困扰的叶嘉莹相遇，给了她精神上的依靠和寄托，古诗词就成了她一生的信仰。从那时起，年轻的叶嘉莹就开始沉浸于古代诗人营造的世界，仿佛找到了精神上的庇护所，而她并未想到，从人生的第一个打击之后，后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打击不断袭来，而越是这样，她与古典诗歌的关系就变得愈加亲近，愈加密不可分。
首先就是婚恋上的失意，叶嘉莹很少对外提起自己的恋爱故事，但人们早已知道，她的家庭生活一直不算如意。1948年，叶嘉莹和交往两年的赵钟荪成婚，说起这段婚姻，她会提到的是，其实自己几乎没有恋爱过的感觉，只是因为对方的恳求，说不结婚他就会失去工作的机会，叶嘉莹才选择了同意，与丈夫一起来到南京。这样草率的决策，确实会为她的未来带来严重的隐患，后来形势变迁，二人迁居中国台湾，不久后赵钟荪因政治问题被捕，叶嘉莹也差点遭遇牢狱之灾。而赵钟荪出狱后性情大变，总是在家中发泄情绪，残酷地对待叶嘉莹，也丧失了工作的能力。
那段时间，为了支撑起自己的家庭，养活两个女儿，叶嘉莹必须从破碎的心情中站起来，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她曾提到，如果没有古典诗歌的存在，她整个人就会在苦难中被磨碎。幸好，她获得了在大学校园内教书、与古典诗歌和学生们相伴的机会。1954年，叶嘉莹进入台湾大学教授“国文”，此后她在台湾大学任教长达15年，与此同时，她还在中学教书，在广播节目中教授古典诗词。白先勇曾提到的，校园中所有的学生都争抢着去听叶嘉莹课程的年代，也就在那个时期。
1967年，叶嘉莹举家离开中国台湾，她在美国哈佛大学等地任教后，又带着全家迁居加拿大温哥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美国时，为了用英语开展教学，在国内并未上过太多英语课程的叶嘉莹经常要一点点查字典，学习到深夜。但在形容学英语的那几年时光时，她用的词汇是“艰难”，但并不是痛苦。最终，在她的努力之下，她成功在温哥华谋到了终身教职，度过了几年向往中的、阖家幸福的日子，七年后，一个打击又接踵而至，1976年，叶嘉莹的大女儿、大女婿在车祸中双双身亡。这一次，她身上的伤口被彻底撕开，仿佛回到了当年失去母亲时极度绝望的那几年，她开始像失去母亲时那样，疯狂地用诗歌创作去抒发内心的创伤。
再度让她站起来的，依然是古典诗词给予她的精神力量。日后，叶嘉莹自己回忆这段痛苦的日子时，提到了自己重新调整心态的过程。她说：“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此后的1978年，叶嘉莹开始考虑申请回中国教书，而她也坦白，那时自己之所以急切地想要回国，既是为了报国，也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些生命的意义。1979年，55岁的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开办了一场讲座，很多参加过这场讲座的人都记得当时的场景，那时，讲台上和窗台上都坐满了渴求知识的听众，甚至连叶嘉莹自己都快挤不进教室里了。而她也通过听众们的热情，再度找到了与古诗词、与学生心灵相通的感觉，并深深沉醉其间。
至此，叶嘉莹的人生旅程已经足够令人惊诧，因为时代所迫，她一生多次迁居，多次失去至亲，失去她拼命想要维护的温暖的家庭关系，却能一次次重新站起。依旧是古典诗歌，为她建立了一个精神上的庇护所，而那个关于她如此沉浸于讲台事业的原因，也似乎有了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只有将自己放入历史，放入恩师顾随带领她进入的那个圆满的世界，她才能找到能够抚慰她的真正的安宁。正如为了拍摄纪录片而对叶嘉莹做过无数功课的导演陈传兴所说的那样：“她为什么要把进入现代的门关上？我的解释是，此时此刻的存在，是痛苦的开始。”古典诗歌是她的一场热爱，也是漂泊海外的她在心灵上必需的选择。就像她常常提到的《人间词话》中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从苦难中站起的过程，造就了叶嘉莹在讲台上的才华与魔力。
用生命回报诗歌
晚年的叶嘉莹因为可以重新用中文讲授古典诗歌，似乎重新焕发出了青春的光彩。她不在乎财产，不在乎报酬，只在乎自己提倡的古典诗歌能否更好地传播下去，她似乎从“诗歌的女儿”变成了“诗歌的母亲”，极尽所能地奉献和燃烧自己，照耀后人。
从1979年开始，叶嘉莹经常奔波劳顿，往返于中国、加拿大等地做古典诗歌讲座，她说，凡是中国的大学找她讲座，她分文不取，宁愿免费劳动。1993年，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赠出10万美元的退休金奖励师生。到了2014年，她更是从加拿大归国，迁居到南开大学，次年入住“迦陵学舍”——那座用她的号命名的古雅的居所，并在这里度过了她人生最后一段时光。
因为过往的人生挫折，看开“小我”和亲情之后的叶嘉莹，仿佛更加珍惜时间。她曾提到：“我对于生命的有限，有一种急迫感。因为到底这些诗人都是诗的精灵，几千年的精灵，透过他们来诉说、来写作，来对着他们同一个时代的人吟诵他们的诗作，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我急切地想要留住这些……”回到中国后，她努力地工作、带学生，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却依然保有充沛的精力，让身边的人叹服不已。
这种回报心，不仅仅体现在教书、办讲座，培养后人方面，也有着对她的“恩人”的知恩图报。无论在海内还是海外，叶嘉莹一直将恩师顾随的思想视为珍宝，当年留下的课堂笔记跟着她漂洋过海，一直被随身携带在身边，被她视为“宇宙之唯一”。1974年，她第一次重回中国探亲时，发现顾随已经去世，悲痛中发誓将来会为顾随整理遗稿。1986年，在叶嘉莹的帮助下，40余万字的《顾随文集》出版，后来叶嘉莹手中的那些珍贵的顾随课堂笔记，也被出版成为《驼庵诗话》。她牢牢守住了对恩师的诺言，将他的思想扩散至更远的地方。
如此尽心尽力的叶嘉莹，似乎已经忘记，自己也和恩师顾随一样，成了中国古典诗歌有力的传播者。在多年的讲述和研究中，她也对中国古典诗词提出了全新的创见，创作了“弱德之美”这一概念。这个想法，最初来自她对诗人朱彝尊作品的研究，来自朱彝尊年幼时因为生活所迫入赘他人家中，对妻子的妹妹产生的一种被压抑的爱与情感。在叶嘉莹看来，这种情感，是人在礼教和现实的压抑中的一种痛苦的坚守。而这种幽深的情感和表达，也只有经历过多重打击的叶嘉莹才能捕捉与体会。
最终，经历了百年苦难的叶嘉莹在自己的故土上离开了人世，生前，她早已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她已放下所有的苦难，在奉献中安享了充实的晚年。这种境界，正如“迦陵学舍”门口的那副对联那样：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这是她年轻求学时写下的诗句，其间的含义，也似乎正应了她在痛苦的忍耐中，找到自己心灵平静的、不平凡的人生之旅。
（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青年报》、澎湃等媒体报道）
记者：仇广宇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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