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巴金诞辰120周年｜巴金的《家》——小说、话剧和电影

发布时间：2024-11-25 20:10

巴金先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他的长篇小说《家》打动着不同时代读者的心，改编自《家》的同名话剧、电影也依然在舞台、银幕上感染着观众。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我们特别分享这篇文章，感受《家》带给读者的力量与思考。

最近去首都剧场看了人艺演出的话剧《家》。坐在台下，我专注于剧情的进展和人物的命运：当觉慧和鸣凤在荷花池边互诉心曲时，我流下了眼泪；当觉新和梅相遇而各有隐痛、不能畅谈时，我又流泪。因看戏动情，自己都感到好笑。个中原因，是我年轻时读过小说，知道他们的现实处境和结局。导演李六乙先生提出要“建立以表演为中心的戏剧存在形式”，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为演员体会人物的心理及思想感情提供了宽阔的表演空间。觉慧与鸣凤、觉新与梅在不同时空的对戏，像正负电碰撞出了火花，瞬间打动了观众，让我老泪纵横。我要起立鼓掌：这一次的导演指导思想和演出效果是成功的。

北京人艺2020年版话剧《家》剧照

小说《家》是巴金里程碑式的创作，从首次发表到今天已逾90年。20世纪30年代，《家》一问世就不胫而走，赢得众多读者；90年后，小说改编的戏剧、电影仍有广大观众。经典作品的生命力，已经被时间证明。巴金先生最重视读者，他说过：作家靠自己的作品生活，靠读者生活，他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所以，《家》活着，巴金就活着。

《家》是为封建大家庭唱挽歌的。巴金就生活在类似《家》那样的环境里，凡19年。在这个大门口有石狮子的“高公馆”里，据巴金回忆，仅仆人就有四五十人。巴金从小就喜欢亲近他们家的仆人，同情他们的命运。在贫富尊卑的对比中，在接受新思想的时代背景下，作家向往和追求自由、平等。小说中有许多情节是作家的经历，是作家从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看到的不和谐及黑暗。高老太爷的专制决定着高公馆每个人的命运，维持着大家庭的秩序。作为长子长孙的觉新逆来顺受，低下头接受爷爷为他安排的一切，包括他的婚姻。专制压迫，除了高老太爷，还有封建习俗。觉新和梅，就因为八字相克，不能结合；瑞珏被赶到城外生产，是因高老太爷死后要“避血光”。这些荒诞的陋俗，觉新不能也不敢违背。话剧循着人物的命运进行，我却感到整出戏忽视了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在阴森森的高公馆墙外，从北京、上海传来的社会大风暴已经打破了公馆里的平静。觉慧、觉民、琴开始读《新青年》《新潮》，编辑出版报刊，组织社团，他们早已成了大家庭的叛徒。没有外部世界的变化，就不会有觉慧、觉民和琴的觉悟。在小说里，他们读易卜生的《娜拉》，向往男女同校，放脚、剪发，迎接新社会的到来。巴金自己就学习世界语、办杂志，融入时代的新潮流。孔教会会长冯乐山的纳小，在接受新文化后的觉慧的眼里，就是丑恶的、不人道的；何况，冯会长要娶的是他喜欢的鸣凤！鸣凤拒绝高老太爷的安排，沉湖自尽，高老太爷又把另一个婢女婉儿送给会长。在高公馆，婢女是物品和礼品，可以买卖，也可送人。话剧婉儿的扮演者在道貌岸然的冯乐山面前惊恐瑟缩，戏份不多，表演精彩。

1929年，巴金与大哥（前）在上海合影

小说《家》的成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超稳定的中国传统冲击的结果。生活在类似大家庭的青年从小说人物的命运中发现自己的处境，被觉慧的勇敢、无畏和生气勃勃所鼓舞，与小说中的人物产生共鸣。我看到，有几位大学教授对《家》不满意，认为巴金的小说只是女中学生才爱读，小说的结构太松散。这种看法有一部分是事实，《家》的读者当年的确有不少中学生。苦闷彷徨的青春期，突然有小说里的人物代言，那些同样生活在大家庭中的孩子怎能不喜欢？巴金说过，他写小说是“我要控诉”，要同封建专制战斗。读者读了他的小说受到感染，纷纷写信要他指出生活的道路，巴金写了不少回信，安慰、劝解他的忠实读者，把读者当成朋友和向旧势力作斗争的战友。《家》曾经感动过多少读者，改变过多少人的命运？有些当年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前辈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参加革命是因为读了巴金的《家》和斯诺的《西行漫记》。读小说让人情绪波动，不安于现状，自主选择人生道路，实现这样的社会功能，求之当世，能有几本？

主演电影《家》的孙道临、黄宗英、张瑞芳、王丹凤等艺术家，比起年轻的话剧演员，更能深切体味小说人物的处境和思想感情，因为他们经历过那个时代，有切身体验。他们在表演中真正进入角色，把作家没写出来的言外之意和韵味也演出来了。王丹凤扮演的鸣凤在决定赴死前，端着脸盆对觉慧说：“让我再伺候你一回吧。”真是锥心，让观众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