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许倬云荐读，一本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全球史新锐之作
原标题：《康熙的红票》：许倬云荐读，一本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全球史新锐之作
作者：孙立天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学者推荐
许倬云 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
孙立天撰写的本书，乃是讨论耶稣会会士与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皇室之间的互动。耶稣会会士自从明末进入中国，为天主教传教，却也同时将西方的思想与技术传入中国。这一段过程，乃是前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交融的过程。对于中国终于从相对孤立的东亚大帝国，牵入了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夏伯嘉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
孙氏精读中西文献，分析入微，对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几个大问题都有原创性的见解，确是一本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
杜家骥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书）阐述的康熙帝以带有私性系统的内务府几次接待教皇使团、俄国使团，以及利用传教士与俄罗斯边界谈判等史事，对于理解清代皇帝皇权行使的某种特点、内廷与外朝行政之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内容与思路。此外，书稿对史事叙述详实，分析细微深入，文字功夫较好，读来引人入胜。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耶稣会士与康熙和雍正朝中国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中外关系史实例。自明代以后，西方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的进入，留下了很多的一手史料。孙立天在书中充分运用了这些史料，从而将这段中国历史置于一个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予以理解和考察。本书很少有干瘪的历史说教，而是以史书中的事件，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来，康雍时代的精神正是借助于这样鲜活的叙事而得以体现。
内容简介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
本书以红票作为叙事切入点，抽丝剥茧，围绕清初皇室特别是康熙帝与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北京传教士群体之间的互动，抉出了一段中国与西洋深度接触的往事。
进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与中国各阶层有着广泛的接触，上至皇帝高官、下至贩夫走卒，他们的交往交织着文化碰撞与私人恩怨，纠缠着国际竞争与内闱宫斗。
作者精读中西文献，细加论证，在诸如清初历狱、中西礼仪之争、雍正禁教等热点问题上均有原创性见解，并对流传已久的“闭关锁国”“朝贡体系”“天朝迷梦”“文明冲突”等历史论调提出了质疑，是一本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的佳作。
序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时期发去欧洲的谕令。拍卖时的名字是《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这件拍品不是康熙亲笔谕旨，而是一份印刷品，宽39厘米，长93厘米，于1716年由康熙内务府以公开信形式印刷出来，命广东官员发放给欧洲来的商船，让他们带回欧洲。这份公开信印刷出来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英文世界，称为“Red Manifesto”。
红票内容用汉文、满文和拉丁文三种文字印出。其中汉文部分内容是：
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自西洋来的众人。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又有乱来之信，因此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什么书信，总信不得。因此，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文字的内容很直白，就是康熙向欧洲陈述一个事实，说他在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和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派了两组人到西洋去，现在人都没有回来。除了一些各方面不知真假传回来的消息，他派出去的人并没有正式文书寄回。
这是一封印刷品，按理说价值不大。但拍卖前，拍卖行给出的估价是70万到80万元。拍卖行估到这个价位，显然是做过功课的。在拍品介绍的底部，提到红票只在欧美十来所图书馆有馆藏，在中国内地（大陆）与香港、台湾地区尚未发现过该票，在华语地区是第一次出现。
红票受到关注，也是近二十年来的事。长期以来，红票里面提到的“事情明白之后”是什么事情，康熙为什么发这张红票到欧洲，都是个谜。因为大清所有官修史书都没有提到过这张红票，与之相关的事件也完全没有记录。2011年牛津大学图书馆中国古籍部主管大卫·海里威（David Helliwell）在网上分享了一段他与红票的故事。海里威说，早在1970年代，他就在牛津一座书库中看到过一张红票，当时是卷起来和一个木板绑在一起的。上面只是简单有个库存编号，也就表示前任馆员们都不知道这张红票的历史，不知道应该把它归到哪里去。当时海里威打开看后也没有头绪，又把它原封不动放回了原位。一直到1992年，他去参观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中西印刷文物展的时候，展出的一张红票让他回想起十几年前在牛津书库里见过的那张。展出中，关于红票的简单历史脉络已经被法国国家图书馆馆员整理了出来。海里威回去后，很快就找到了牛津书库中的那张红票。当他再次把卷起来的红票打开，给红票做相应的索引介绍的时候，发现红票背面有很浅的铅笔印记“F. Douce”。海里威说这表示红票是古籍收藏家法朗士·戴希（Francis Douce，1757—1834）捐给牛津的，也就是说这张红票在牛津书库里放了一百多年，一直没人知道其来历背景。海里威把他发现这张红票的经历写出来发到网上，很快收到世界各地发来的消息，告诉他还有哪些地方也藏有红票。经过统计，现在世界各地有18张红票，它们是：
1.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慕尼黑
2. 赫尔佐格·奥古斯特图书馆，沃尔芬比特尔（副本1）
3. 赫尔佐格·奥古斯特图书馆，沃尔芬比特尔（副本2）
4. 柏林国立图书馆普鲁士文化遗产
5.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6. 大英图书馆，伦敦
7. 剑桥大学图书馆
8. 伦敦木班基金会
9. 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
10. 莱顿汉学研究所
11. 梵蒂冈使徒书院，梵蒂冈城
12. 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
13. 利玛窦研究所档案馆，波士顿学院
14. 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图书馆
15.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16. 东京私人收藏
17.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
18. 格拉斯哥大学亨特图书馆
看到红票而不知其来历的不止牛津的馆员，近现代清史大家陈垣先生也不知道红票相关的历史。清朝灭亡以后，很多北京学者都在抢救宫内的各种文物资料。1930年2月，陈垣先生在故宫的懋勤殿，发现了三份康熙手稿。手稿上能看到康熙在文字上的各种亲笔涂改，其中一份就是红票汉字部分的草稿。由于清史中没有记载，当时国内学界也不知道红票的存在，陈垣自然也就无从知道这张草稿背后的故事。草稿上修改后的文字和红票上印刷出来的汉字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草稿上没有标注日期。陈垣为此费力多方考证，通过文字中提到的俄罗斯人等信息断定这份草稿的时间是在康熙五十六年，与实际时间康熙五十五年九月相差无几。不过陈垣知道这封手稿定有其历史价值，在他整理故宫文物的前后数十年中，还发现了其他十二份康熙时期与欧洲相关的手稿，结合当时出版的各种西方教会材料，他已大概看出了事件的脉络，就是康熙与罗马教廷有着长达十五年的往来磋商。
他把发现的十三份原始手稿集结起来，由当时的故宫印刷所影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取名为《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发现手稿的懋勤殿在乾清宫旁边，最早是康熙的书房。这些手稿大概在康熙朝后，就一直放在那里。大清历朝史官有没有翻看过不得而知，但是已知的是乾隆年间，在朝廷编订的《皇清职贡图》中，说到罗马教皇一节（原书中称教化王），就已经不知道康熙与罗马教皇曾经互派过使节，有长时间的往来磋商了。
图0.1康熙御批红票草稿图片来源：陈垣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红票本身，印刷精美大气，展开后有约一米长，这大概也是当年欧美藏家们尽管不知道其背后故事，却都纷纷收藏的原因。就红票的内容来说，读过以后都会有疑问：为什么康熙要派人去欧洲，而且还派了两队人去？红票中提到的龙安国、薄贤士、艾若瑟、陆若瑟四位西洋人都是来华的传教士，清代官修史书中并没有提到过这四人出使西方，他们到底是以什么身份被康熙派出的？红票中只说四人是被“差”去西洋，是“奉旨往西洋去了”。同时，红票中的拉丁文翻译，写的也是被皇帝派往欧洲，没有给出一个名号。龙安国原名Antonio de Barros，是葡萄牙人；薄贤士原名Antoine de Beauvollier，是法国人。二人去欧洲时选择跨越太平洋，走的是美洲路线，到达巴西后还给欧洲寄过信，但后来二人在从巴西去欧洲的路上遇到风暴，死在了途中。艾若瑟原名Giuseppe Provana，是意大利人；陆若瑟原名José Raimundo de Arxo，是西班牙人。这二人走的是印度洋路线，最后都到达欧洲，还受到了葡萄牙国王的热情接待。陆若瑟到达欧洲不久后就病故了。在红票传到欧洲时，只有艾若瑟还活着。教皇看到红票以后，批准艾若瑟返回中国。可惜艾若瑟在回程的船上去世了。艾若瑟离开中国的时候，还带了一个中国弟子，叫樊守义。他一直跟着艾若瑟在欧洲游历，最后守着艾若瑟的棺材抵达广州。康熙后来派人去广州，买了36亩土地用作墓地，风光厚葬了艾若瑟。当然这段厚葬的历史，清史中也没有记载。艾若瑟的墓早已被毁，现在只有一些大理石墓碑残片，存于广州市博物馆中。好在19世纪后期，艾若瑟的墓地是当时洋人爱去的一个景点，一位行经此处的英国人在游记中详细记录了墓地的情况，还把当时墓碑和墓志铭上的拉丁文和汉文全部抄录了下来。在这份抄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艾若瑟的墓碑正面，刻出的是“钦差艾公之墓”，也就是说康熙赐给艾若瑟的名头是“钦差”。艾若瑟的墓碑上还有长篇墓志铭，记录下了康熙派内务府人到广州操办墓地的事，同时还比照《汉书·苏武传》，赞美了艾若瑟“钦差大西洋公干”而滞留海外十三载后，不虑“波涛险幻，坚为复命”的美事。盖棺而后论定，这四位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在康熙心中，都是他的“钦差”。
为什么大清皇帝会派洋人做自己的“钦差”出访？这些传教士和康熙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能得到康熙的信任？这些都是本书要探索的问题。红票的拉丁文下面，还有十六位来自欧洲各国的在京传教士，为康熙发出的红票签名，确认红票内容的真实性。
这些签名的传教士和康熙又是什么关系？康熙和传教士关系密切并不是什么秘闻，当年传教士在寄回欧洲的信中经常炫耀他们和康熙的关系，以至于有些欧洲人燃起了一丝希望：康熙有没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罗马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皇帝）？
从中国的政治史角度看，康熙和传教士的关系也很特殊。大部分传教士都没有官衔，却能往来于宫中，侍奉在康熙左右。紫禁城按功能分为内廷和外廷。大臣上朝议事，处理公务都在外廷；内廷算是皇帝的私人领域，是皇帝生活起居与日常办公的地方。让当时朝臣都羡慕的是，传教士被康熙允许出入内廷。尽管有几个传教士在朝廷也有过官衔，负责天象观测这种技术活儿，但按理他们都是不能出入内廷的。出入紫禁城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不要说日常出现在皇帝身边。以前的研究者大多都认为，传教士能在康熙左右，是因为康熙对西学感兴趣，传教士对他有用处。这种说法颠倒了先后关系。兴趣源自接触，康熙对西方学问的兴趣，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古往今来，能长时间接触到皇帝，先决条件都是信任。所以先后顺序应该是，康熙先有了对传教士的信任，才会有和他们的接触，从而他们才有机会教康熙西方的学术和技术。只有康熙学习了这些知识以后，他才能对西学有兴趣，也才能理解传教士那些学问的用处所在。
康熙对传教士的信任，不仅仅体现在让他们出入紫禁城，派他们去欧洲，甚至连跟俄罗斯的边界谈判这样核心的国家事务，他也派出了两位传教士加入到谈判队伍中。著名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是两位传教士作为清朝的实际谈判代表，和俄罗斯人谈出来的。双方会谈语言是拉丁语。最后的合约由拉丁文、满文和俄文三种语言签订，没有汉文。传教士在谈判中说着拉丁文但又忠于清朝，这让俄罗斯谈判代表很吃惊，而且他们发现传教士坚决捍卫清朝利益，比以前谈判过的满人还要强硬。最后签订的条约，彼得大帝不满意，而且对传教士竟然帮助异教徒谈判很不理解，一怒之下，把两位传教士所属的耶稣会给禁了，不允许任何耶稣会的传教士进入俄罗斯。
在北京的传教士，大多都属于耶稣会。耶稣会1540年成立于欧洲。在环球航海的大背景下，耶稣会立会的一个宗旨就是要把天主教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一点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支持。该会七大创始人之一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早在1551年就远渡重洋，来到了广东外面的岛屿，准备找机会进入中国。后来著名的利玛窦神父，也是耶稣会传教士，他是在万历年间进入的中国内陆。之后陆续到达的耶稣会神父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如何融入中国的士大夫圈子，在中国传播他们的福音。耶稣会神父在江南成功进入了一些文人圈子，同时也为一些当时的名人施洗入教。明朝末年，耶稣会神父汤若望进入了朝廷体制，在明朝的钦天监做官。当时他在京城与朝野士人多有结交。
明清易代之际，在华传教士跟当时所有国人一样经历了战争的痛苦。对他们来说，朝代更替也是一次机会，一个让他们走进统治阶层权力圈子的机会。传教士从最初见到进京的多尔衮，到后来的顺治皇帝，再经历鳌拜专权，最后走进康熙的世界。在康熙的孩提时代，传教士就在他身边。在康熙跟着翰林们学习汉语和经史子集的同时，传教士在内廷里教他数学等西方学问。传教士后来又一步步地帮助康熙和欧洲建立起了各种联系，同时也让欧洲对这个东方皇帝产生了兴趣。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欧洲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在饶有兴致地阅读康熙的传记。红票正好是全球化之初中西交流中留下的一页。大概也是近年中外历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挖掘，让红票的历史位置日渐清晰，拍卖中的红票，一路竞价，最后以161万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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