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视野中的鲁迅与“国民性批判”

发布时间：2024-12-19 07:19

王晴飞

（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内容摘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后殖民理论的流行，在鲁迅研究领域中出现了所谓的“国民性神话”理论。不过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虽然受到过西方的影响，但由于他立足本土问题，具有强大的主体性，在他那里并不存在所谓的“国民性神话”。

关键词：后殖民；鲁迅；国民性神话

一

《收获》2000年2期刊登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一文，该文在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深刻性与责任感进行一番肯定之后，笔锋一转，“然而”道，“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甚至恰恰由于他那些小说的“出色”，“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以致于我们“长久以来，竟没有人去看一看国民性后边那些传教士们陈旧又高傲的面孔”。

冯骥才对“国民性批判”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质疑显然受到了西方后殖民理论的影响，而理论界对“国民性批判”提出系统批评的则是海外学者刘禾。刘禾的《国民性理论质疑》一文从产生“国民性理论”的前提出发，指出“国民性理论”是源于欧洲种族主义国家理论而中国近现代以来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都参与制造的一个神话，“在一定条件下剥夺了那些被征服者的发言权，使其他的与之不同的世界观丧失存在的合法性，或根本得不到阐说的机会”[①]。

其实冯骥才和刘禾对“国民性理论”的质疑都是对后殖民理论的误用。在他们看来，一个西方人，不论其写作目的如何，只要其身份为西方人，就一定是为其殖民张目的；一个传教士，只要是批评我们的，其面孔都一定是冷漠而且高傲的。而一个中国人，不论其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图解中国现实的，还是具有强大的主体性的，凡是受到西方影响的，都一定隐藏了“西方中心主义”：曾被萨义德批评过的以东西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的二元对立的东方学思维在这里也同样存在。

事实上我们的困境并不是有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而是我们面对的是不是真的现实，有没有能力提出真正立足本土的问题。而许多质疑“现代性”质疑“启蒙话语”的人恰恰是移植了西方的后殖民话语制造了许多并不贴切于中国的问题。中国的近现代化本身即是在西方撞击下发生的，受到西方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是否吸收了西方思想的就一定会沦为“西方中心主义”呢？这实际上应该取决于接受者的态度是以本国的问题为主体的还是用西方的思想理论来图解中国现实的，倘若是前者，则这种作为一个“东方人”的强大的认识、改造自己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恰恰颠覆了东方学背后隐藏的霸权论断――东方没有能力认识自己。在刘禾那里，“国民性理论”一律被指称为神话，被看作是构造出来的“本质论”，这也是靠不住的。东方学家们的“本质论”是建立在东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在他们看来，东方永远是东方，与西方不同，而且这种明显带有等级关系的“不同”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改变的。“国民性改造”和这种“本质论”则有着根本的区别――“国民性” 既然可以被“改造”，自然就算不上是“本质”了，而且这种“改造”靠的是我们自身，并非寄希望于“海外汤武”。

二

西方人的作品也并非都是“东方主义”的。东方主义主要体现在那种为了建构“他者”需要而在文本和想象基础上构造东方形象的作品中，这类作品的作者并不真正关注东方现实，而只将其当作一次充满罗曼司与异国情调的旅行，将那些与东方无关的教条和“陈词滥调”强加在东方之上。这样的作品固然不少，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也有一些外国人，他们“长久的生活于一地方，接触着这地方的人民”，感得了那精神，从而对其有深入的了解[②]。

刘禾对来自西方的“西方中心主义”文本的批评是以美国牧师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为例的。但她并未深入文本内部仔细分析明恩溥的哪些观点是建立在了解考察的基础之上，是贴切于中国现实的，哪些是出于臆想和偏见甚至是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不符合中国现实的，而是直接跳出文本之外，指出明恩溥的描述中存在着“权力关系”。譬如在文中所牵涉到的“面子”问题上，便主要是引用詹姆士・何维亚（James Hevia）的分析来直接否定明恩溥的“面子说”：

关键不在体面是否为一项统筹指导中国人的行为的原则，而在它在西方仪式化的实行暴力和教训别人中所占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思考，在联军破坏城墙、宝塔和庙宇的过程中，面子所扮演的角色。布朗和斯密斯等人的中国见闻录将“爱面子”写成殖民地人民独具的特质，而否认联军的代表们对自身外表的重视，他们的话语因此制造了“体面”说。西方人这样解释中国人的结果（即让他们研究的对象自己对创造体面的假象负责），这就使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中国人崇信的象征物是迷信，混淆了外表与真实，因此，摧毁其城墙不足为惜。[③]

事实上，詹姆士・何维亚远远未能理解“面子”的含义，诚如明恩溥所说，“面子这个词，不单指人的脸部，它在字面上是一个群体复合名词，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要多，或许可能比我们所能理解的还要多”[④]，而詹姆士・何维亚仅仅将其理解为“体面”和“对自身外表的重视”。固然，“面子”中有时包含着“体面”与“对自身外表的重视”的成分，但其内涵远远不止于此。姑且先不论明恩溥《面子要紧》一文中所举的例子，我们从鲁迅在《说“面子”》中记载的一个案例也可以很明显看得出“面子”是截然不同于“体面”的：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为其母亲出殡，邀开“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因来宾众多，所备白衣，不敷分配，其时适有名王道才，绰号三喜子，亦到来送殡，争穿白衣不遂，以为有失体面，心中怀恨，……邀集徒党数十人”，“将王树宝家人乱打……”鲁迅分析道，“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而又‘不遂’，足见并非亲族”，并非亲族而争穿白衣，这种“穿非其服”的情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体面”扯上关系的。“这时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⑤]前几年曾听一位后学专家演讲，老先生愤然说道，即便是在《东方主义》这样的著作中，“中国”被提到的次数也是极少的。这种热衷于被外国人提起而不问为什么提起的心态恐怕多少也有点“好面子”吧：看，西方人提到我了――在这里我们是看不到任何的“face”或说是“体面”的。

倘若西人不了解我们，或出于对本国意识形态的反思而做出抑西扬中的论断，那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可敬的。但如果我们自己也跟着沾沾自喜起来，就不免可悲。而刘禾竟由此认为“体面”是外国人构造出来的，因为在“西方传教士话语来到之前，‘重体面’在文化比较中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分析范畴，更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品质。”[⑥]其实此前“重体面”在文化比较中没有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分析范畴恰恰说明了明恩溥的意义：正是他既可以不受中国人视野的限制以另一种文化来观照中国，又对中国的现实有较深入的了解。其研究的基础是大量具体的事例而非类型化的“陈词滥调”，这也是他的作品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根本原因。

三

萨义德在批判西方的“东方主义”构建时强调，“这一东方是由那些描写东方的”“陈词滥调”的文本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东方在西方的言说与构造中“静默无语”。[⑦]失去了发言权与表达自己的资格，我们往往会将希望寄托在西方身上，所以才会如此在意他们的评价――期望能看到西方对我们有“好的”描述。然而西方的可恶处在于总不肯令我们满意，“辱华”事件时有发生。鲁迅在译岩崎・昶《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的“译者附记”中记了一件趣事：美国明星范朋克因在影片《月光宝盒》中摔死过蒙古太子，有“辱华”之嫌。上海电影公会于是去了一封“抑扬顿挫”的信，在对其丑化“东方中华民国人民之状态”进行抗议之后，又恭维其为“大艺术家”，希望代我们向全世界介绍“中华人民之尊重美德，深用礼仪”。在鲁迅看来，这正反映了被压服的古国人民的精神，“因为被压服了，所以自视无力，只好托人向世界去宣传，而不免有些谄；但又因为自以为是‘经过四千余年历史文化训练’的,还可以托人向世界去宣传，所以仍然有些骄。”[⑧]不过虽有骄气，但闻“丑化”而色变，以至于要托西人代为宣传，已然是“乞求”了。这实在是放弃了自我表述的努力，自甘于被“观赏”的境地。

鲁迅对西方对于我们的赏玩猎奇式的描写一直有着高度警觉。他在《“立此存照”（三）》中便认为中国人被搬上银幕是由于“饱暖了的白人要搔痒的娱乐，但非洲食人蛮俗和野蛮影片已经看厌”[⑨]，而我们的“爱国者”们却从未感受到这一充当“搔痒的娱乐”材料的悲哀，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作为这材料的“荣”与“辱”。正如那个争穿白衣的王道才，只求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出现在洋人的作品里，出现在西方的荧幕上，都算是“有面子”的。鲁迅发表于1934年1月的《未来的光荣》就提醒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⑩]。以被描写而觉得光荣的人还不少，尤其是倘若这“描写”竟是正面的，譬如渲染中华文明的伟大之类，更会让我们觉得“与有荣焉”。其实这种荣耀与“辱华电影”之“辱”正是同一个东西。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针对“外国人赞颂中国固有文明”这样说道，“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他还将这赞颂分为四类：“不知道而赞颂”、“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和“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以及“愿世间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11]。在鲁迅看来，前两种倒还“可恕”，因为这赞颂是出于他们的无知和自身的局限，而后两者则是“可憎恶的”，因为这种赞美是恶意的，是要使中国的发展永远停滞、处于沉默的被观赏境地。

两年之后，鲁迅在从香港回来所作的《略谈香港》中收录了一篇金制军以粤语作的提倡旧道德与国粹的演说。鲁迅起先以为金制军不过是一名前清遗老，后来发现他竟然就是港督金文泰，不禁“大惊失色”。金制军在香港提倡旧道德与国粹除了有“以中国人伪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的动因外，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统治之术：一是要和我们套近乎，让我们以为他们原来也是华夏后裔懂得汉邦礼仪；二则是要我们永远在旧道德与国粹中“旧”下去，“粹”下去。这样的方法，不仅仅是英国人才会使用的，异族统治其实都用这一套，这也是鲁迅去讲演时偶然提起元朝，便颇为“X司”所不悦的原因。而对于西方人来说，对付异族的这种统治之术更具原型意味的还是拿破仑对穆斯林们的征服：

当拿破仑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似乎不足以让人们相信这一点时，他试图迫使当地的伊玛目、卡迪、穆夫提和乌里玛们对古兰经做有利于法国军队的解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阿扎尔任教的60位乌里玛被请到军营，受到高规格的接待，然后被包围在拿破仑对伊斯兰和穆罕默德心存仰慕、对古兰经――他似乎对其非常熟悉――心怀敬意的一片颂扬和阿谀声中。这一招果然奏效，不久开罗人就似乎失去了对占领者的厌恶之心。[12]

四

鲁迅许多时候是在同时和两种倾向的人作斗争：一是携带霸权想象中国的西方人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一种是一味排斥西方葆爱国粹的民族主义者。

鲁迅具有强大主体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立足中国现实，敢于直面真问题。立足现实使得他能够准确地感触到中国的病症在哪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不会为一些“伪问题”所迷惑，也决定了他总是从活生生的现实与具体感性经验出发，经过思考从而得出结论，而非先有了理论再去寻找例证。他的杂文总是从生活中一个具体的事件生发开去，引出具有普适性的思考。譬如上文提到过的《灯下漫笔》便是先从“我”自己换银元的心理写起，逐步向更深与更广处推演发掘，从而得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对中国历史精辟透彻的概括，这概括的贴切，是只要比较一下以原始、奴隶、封建等源于西方的术语对中国历史的隔膜便可很清楚的。

与此相反的，是以想象或理论来代替、图解现实。鲁迅曾对日人安冈秀夫《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中《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一段提出批评。安冈将中国人喜欢吃笋的原因归结为是“那挺然翘然的姿势”[13]，这其实是安冈不了解中国而用了猎奇的眼光再加一点粗浅的精神分析所作的揣测：但凡“挺然翘然”，便一律归为男根，甚或是先假定了中国为“淫都”再来寻找“挺然翘然”。这原因在鲁迅那里，远没有那么“精神分析”：古人因可作箭而宝贵竹，笋多而便宜，吃的人自然也就多了。

鲁迅对外国人的中国表述一直怀有警惕。除上文已提及的以外，即便是对较严肃的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也并不全然认同，以为“错误亦多”。而对于外国人的中国想象心态最具概括力的描述则莫过于《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中的这一段话：

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若到穷文人的家里或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14]

事实上，这种以想象与理念代替现实的弊病，在很多中国人身上也存在。随便拿一个西方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或是霸占了一个西方大师便俨然以中国区总代理自居的文艺家是什么时候都不缺的。鲁迅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况》中便曾分别总结出白璧德、泰戈尔、杜威、革命文学的中国代理。而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诸君的“阿Q的时代已经死去”“鲁迅是双重反革命”等论断也确实证实了外来理论对中国现实的隔膜。

作者简介：王晴飞，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①] 刘禾《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8、69页。

[②] 鲁迅《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鲁迅文集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145页。

[③] 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7页。

[④] [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⑤] 鲁迅《说“面子”》,《鲁迅文集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095页。

[⑥] 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6页。

[⑦] [美]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3页。

[⑧] 鲁迅《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鲁迅文集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748―758页。

[⑨] 鲁迅《“立此存照”（三）》，《鲁迅文集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266页。

[⑩] 鲁迅《未来的光荣》，《鲁迅文集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995页。

[11] 鲁迅《灯下漫笔》，《鲁迅文集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49―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