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忠案背后：政绩工程一路绿灯“绝对权力”下监督缺失

见习记者司宇宁阜阳报道　　2003年12月29日上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审判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怀忠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继胡长清、成克杰之后第三个被判死刑的省部级高官。

　　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当公诉人提出王怀忠应当对给国家造成的4000万元损失负责时，王怀忠辩称“这4000多万的损失即使造成，也是集体决策的失误，不该把这笔账算到我头上”。

　　“王怀忠大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内制度、权力体制和监督机制都不够健全。”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反腐领域的专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浦兴祖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王怀忠一系列的政绩工程是“集体的决策”，但实际上还是王怀忠这个”一把手“的意志在作祟。

　　阜阳机场：层层过关的荒诞工程

　　在王怀忠案中，外界最为关注的是王本人在“好大喜功”心理支配下的一个个极其荒诞的“政绩工程”。而在这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中，最吸引大众眼球的则是“阜阳机场”。

　　“我从刚开始就认为王怀忠的这个（阜阳机场）项目不可行。”阜阳市计划委员会的蔡某（化名）告诉记者，“但那时候谁敢直接跟王怀忠对抗啊？”这位人士回忆，有一次他给上级写了一封信说如果阜阳机场项目真正动工，不仅会引起民怨，还会对当地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损伤。“因为阜阳当地的财力根本无法支撑这个庞大的项目，而且，根据阜阳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根本不需要这个大机场。”

　　但蔡某的建议不仅没被采纳，还被“移送”到时任阜阳行署专员、地委书记的王怀忠的手里。最后，这位科级干部被莫名其妙地降了职。“计委毕竟只是本级政府领导下的一个职能部门，最后不得不服从领导的意志。”

　　蔡某清晰地记得，当初，王怀忠提出了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与之相匹配的是“大机场”计划，目的在于提升阜阳的“国际形象”。阜阳飞机场原先是个很小的飞机场，只飞阜阳到合肥的专线小飞机，王认为这有损于阜阳大都市的形象，必须扩建成一个可以开通国际航班的大机场。

　　阜阳机场扩建工程项目由阜阳计委的一位官员按照王怀忠的意志“大胆操刀”。该项目经过“合理包装”后连连过关。

　　1995年，阜阳机场扩建工程正式动工。“如果上面真正派人到阜阳来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这个项目肯定会卡壳。”蔡某痛心地表示。

　　“阜阳机场是个极其明显的劳民伤财的工程，当时我们很多人都给县里提建议，强烈反对县里给这个项目垫钱，但我们的呼声太微弱。”亳州市一位人大代表伤心地告诉本报记者，1995年，亳州市还只是一个县级市，当时称为“亳县”，还在地级市阜阳的管辖范围之内。

　　“那时候亳县是阜阳的第一大县，各项经济指标在阜阳名列前茅。从亳县起家的王怀忠把手伸向了亳县，阜阳机场大部分的钱都是亳县出的。”这位人大代表说，“阜阳机场害苦了亳县。”

　　蔡某说，从1995年正式动工到1998年完成，阜阳机场建设前后花了3年多时间，加上导航系统等设施建设，花费共计3.9亿。“更可笑的是，一直到飞机场扩建完毕，王怀忠连可行性报告都没有看几页。”

　　王怀忠还向安徽省民航局提出，保证上座率在60％以上，如果客源不足由阜阳地方财政补贴。但后来由于客源严重不足，在勉强营运了1年后，飞机场被迫关闭。另外，据有关部门的统计，2002年，阜阳机场旅客吞吐量一共为920人次，一个多星期才有一架飞机起落，每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

　　政绩“大”工程为何一路绿灯？

　　除了“大机场”外，王怀忠还有几个“大”的形象工程：大电厂、大牛厂、大动物园。

　　1994年，王怀忠提出要在阜阳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龙潭虎穴”，要在动物园里养千只老虎万头巨鳄。现在的“龙潭虎穴”除了留下笑谈外，还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与动物园相比，电厂可说是“最令人伤心的工程”。阜阳电厂是安徽省“九五”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按照当时安徽省一份正式文件里的说法，电厂准备利用亚行的5亿美元贷款筹建。但电厂从1999年开建后，目前几乎处于停建状态，先期投入的几亿资金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王怀忠还提出在阜阳建立大型的“养（黄）牛项目”。但当时的阜阳，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值得深思的是，包括阜阳机场在内被王怀忠拿来邀功的“政绩工程”基本上都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在阜阳市计委提供给记者的一份由该部门编写的《1997年阜阳市经济展望》报告中，对阜阳市“1996年经济运行态势”作了这样的描述：固定资产投资增势趋缓，重点建设项目进展顺利———总投资99亿元的阜阳2×60万千瓦火力发电厂已经国家计委批准立项，项目的前期工作顺利进行；阜阳机场开工18个月来实现了投资过半，工程量过半；已经国家计委批准实施的黄牛资源系列开发规划首批重点项目现正着手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该报告中还写道，当时的阜阳还“缺乏一批上规模、上档次的重点工业项目”。该报告总结，1996年，阜阳“国民生产总值524亿元，增长2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120亿元，增长36％”。

　　“而实际上，当时阜阳GDP实际增长率为年均4.7％。”阜阳市计委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阜阳市计委一开始提出了GDP增长13％。但王怀忠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不符合政治需要”，计委无奈调到15％，但仍达不到王的期望。计委只好第三次调整，从15％提到18％，但再次遭到否决。最后，在和计委“讨价还价”之后，王怀忠作了让步，把阜阳“九五”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目标定为22％（不是他理想的28％）。

　　就是这样的吹牛皮、放卫星的项目、报告，王居然能瞒上压下，让它们一路走绿灯，通过人大和上级机关的关口。

　　谁来监督“绝对权力”？

　　王怀忠靠着一个个十分荒诞的“政绩工程”，在民怨声中步步高升，平均每两年加官晋级一次，由阜阳地委的副书记到书记，到副省长，短短六七年间就由中级干部晋升为高级领导干部。

　　浦兴祖教授认为，王怀忠案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那就是他钻了我们体制、机制和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漏洞。

　　“政绩工程”往往与“绝对权力”沆瀣一气。而“绝对权力”步步得逞的背后则是监督的缺席。浦兴祖教授分析，王怀忠案件很明显地说明，我们的监督体系或监督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行政内外对王怀忠行使的公共权力的监督不能说不健全，更不能说没有，如党内的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等，但为什么这些监督机制在其任职期间全部“失效”了呢？“所以，现在最关键的不是要强调权力监督的重要性，而是要强调监督的实效性。”

　　浦兴祖教授认为，在“绝对权力”下面，行政内外的监督机关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浦兴祖还认为，王怀忠之类的官员之所以热衷于“政绩工程”，是因为他们的确由此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表明，我们对已经屡遭诟病的“政绩”还缺乏科学的评价机制，也表明我们的选官制度不够健全。

　　“政绩如何不是仅凭他的上级说了算，而要让民众有更多的发言权；工程的立项、进行和结果不应当由哪一个人拍了脑袋就决定，而是要有科学的程序进行评估。”浦兴祖说，设若有一种良好的干部评价机制，人民不会投王怀忠的票，王怀忠这样的干部不可能这么快就成为政治暴发户。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了“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即不再以单纯的GDP指标来考核地方官，这对于减少形象工程和做好反腐工作必定会大有裨益。

　　值得深思的是，包括阜阳机场在内被王怀忠拿来邀功的“政绩工程”基本上都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政绩如何不是仅凭他的上级说了算，而要让民众有更多的发言权；工程的立项、进行和结果不应当由哪一个人拍了脑袋就决定，而是要有科学的程序进行评估。”设若有一种良好的干部评价机制，人民不会投王怀忠的票，王怀忠这样的干部不可能这么快就成为政治暴发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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