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反常识思维应对复杂世界

对于民众是否同意器官捐赠，一个欧洲国家的同意率为12%，另一个欧洲国家的同意率则接近100%，是两国民众的道德认知差异很大吗？又或者，前者的医疗水平远逊于后者，使得器官移植成功率很低，以至于影响了民众对器官移植的信任？还有人估计，前者是一个重视个人权利的国家，后者则更加强调集体意识。

这些解释孤立来看，都很有道理，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后一个国家奥地利在器官捐赠上设置了一个默认同意的选项，而前一个国家德国的默认选项是不成为器官捐献者。

电视、报纸、网络、书籍上，很多人都在努力解释经济政策、税收政策、教育制度、医疗制度、能源政策、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影响，分析一些重大事件、重要变化的原因。这其中，我们会将决策者视为经济人，按照理性选择的标准去进行分析、解释和预测，由此发展出理性选择理论。按照理性选择理论，所有人类行为都可以理解为试图满足自己偏好的行为。

但正如本文开篇所提到的器官捐献率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在进行分析和决策时，虽然会本能地去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切入思考，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是默认选项等因素。心理学家通过很多次实验都曾证明，人的选择和行为，更主要的是受“刺激”性的特定词语、声音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在实验中读过“老”“虚弱”这类词语的实验对象，在离开实验室时会走得更慢。当人们在网上购买沙发时，如果购物网站的背景是蓬松的白云，消费者更可能购买昂贵舒适的沙发；而当背景是硬币时，他们更可能选择相对较硬的便宜沙发。

在葡萄酒拍卖实验中，出价前，参与者被要求写下其社保号码的后两位。尽管这一数字显然是随机的，且与葡萄酒价值毫无关系，但研究证明，社保号码后两位数越大的人，愿意出的价格就越高，这也被称为“锚定效应”。类似的效应还包括启动效应、可用性法则、动机性推理、损失规避等。这些效应的存在，均打破了行为理性的常识概念。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邓肯·J.瓦茨所著的《反常识》一书，清楚地揭示了常识思维在解释个体行为、集体行为、影响力、历史事件中产生的误区。书作者认为，无论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还是在金融投资、商务活动等方面的决策选择中，我们都应打破常识思维，培养反常识思维，多依赖客观的、多维的、可量化的东西，要减少对未来的预测甚至是预测习惯，而要学会多重视和挖掘对当前情况的反应。邓肯·J.瓦茨指出，常识是重要的，在很多方面塑造和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但也桎梏和迷惑了我们，所以要通过反常识思维来重新定义和理解问题。

本书谈到常识思维导致的误区时指出，我们常常用循环论证来解释成功——一家股票为什么上涨，一家公司为什么创业后迅速成功，一个作家、一个艺人为什么能迅速走红，给出的原因却仅仅是成功者恰好具有成功所需要的特性。而这样的特性，必然是简化的。这就导致了许多基于常识的原因解读，其实不过是废话罢了，使得我们不能真正重视事件、进程的复杂性。这样的认知倾向，其实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后见之明，是通过对结果的表象解读，生硬地凑出原因的解释。

解释一件事，比如某家公司股票的上涨，是不是真的因为公司管理层的某个举动引起了投资者的好评，负责任的验证方法是，衡量该举动多次发生带来的结果——如果该举动几乎每次或多数时候都能激励市场信心，推动股票上涨，这才能确定其具有一定的因果性。反之，股票上涨很可能只与公司行为呈现相当偶然的相关性，上涨本身决定于其他因素。

本书还谈到了取样偏差。例如，美国曾发生客机错误地降落到封闭跑道上，并与地勤车相撞。调查人员找出了导致此事的5个因素，包括飞行员和领航员疲劳，机组人员与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沟通出现混乱，无线电故障，机组被大雾笼罩等。但这些因素也出现在很多没有发生空难的例子里。也就是说，上述因素累积的结果，只有很小概率下才会酿成事故。我们反向推导事故原因时，遗漏了具备上述因素却没有造成事故的更多次操作，这就导致我们总结出的防止事故发生的教训其实并不成立，并不能真正意义上杜绝类似的小概率事故。

之所以要从常识思维转向反常识思维，是因为常识思维对应的是简化的、不真实的、模型化的体系，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金融市场等体系，本质上都属于复杂系统，“其复杂性来源于众多相互依赖且以非线性方式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在复杂系统中，某个部分的微小扰动，往往会被放大，并在其他地方产生巨大影响，而这也被称为“蝴蝶效应”。复杂系统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我们只能通过科学方法来对概率及其组合形成判断，而不可能做出准确预测。

常识思维会让人提出预测，但我们能够预测的往往是模式固定的事件，比如人口既定的地区、城市，每年每个季度的流感患病率；财务状况相同的消费者，信用卡欠款逾期的比率也可以通过社会经济、人口、行为变化的数值来得出预判等。但在更多领域，比如一本书可以获得多大的销量，某只股票上市后的行情增长，某款新药上市后的市场份额等，就突破了固定模式，本质上属于复杂问题，哪怕是根据过往数据也很难得出准确判断。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使用经验，但又必须保持足够的审慎。

公共部门、企业、金融机构都经常制定计划、规划，但经济、社会、金融的复杂性常常导致计划、规划被反复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了规划、计划，还需要不断试错，经常性地调整既有的规划、计划，不断积累和更新局部知识，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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