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信中的“稼轩先生”与“少川女士”

《顾颉刚书信集·卷三》收有一封书信，录自顾氏底稿，为《顾颉刚书信集》中唯一未能明确收信人的信件，整理者题为《致□稼轩》，时限断为1941年，照录如下。

稼轩先生赐鉴：

前奉一月二十日大函，欣悉先生随馆迁乡，安心工作，至以为慰。何日赴大理？近日有何新著作？均以为念。本欲即答，以刚公务甚冗，且值内子重病，心绪不宁，是用迟迟，幸见谅也。承询鄙况，因患失眠病，恒终宵不寐，遍求医药，迄难痊复，加以血压较高，身体日形衰弱，思之怆然，公私纷扰，又不好休养，奈何奈何！有劳锦注，铭感肺腑。少川女士来去匆匆，近闻又到重庆。刚居穷乡，交通不便，不常进城，因之极少晤面，尊致一函，早经转寄。贵馆图书季刊，谅仍在沪港出版，久未读到，想入口不易。整理抗战史料现状如何，恐材料亦受交通限制矣。刚等在蓉发起中国边疆学会，网罗各方人才，意欲使各同志有集中工作之机会，为近代边疆研究作一综合之结论，且为将来之研究辟一大道。夙仰先生对于西域、滇南并所注意，拟恳参加，藉承指导。兹寄上章程一份，乞检览是荷。专此奉复，顺祝

著绥。

“稼轩”何人

“稼轩”是谁呢？翻检《顾颉刚书信集》，恰好有一位“稼轩”，即陈铎（大中国图书局董事），稍加比对可知陈氏并不是这位收信人。此信解读切入点在于“贵馆图书季刊，谅仍在沪港出版”一句。《图书季刊》为一刊名，1934年3月创刊，由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与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合作出版，图书季刊社发行。七七事变后《图书季刊》暂停出版，1939年3月于昆明复刊，后又曾在香港、重庆、上海等地出版。顾颉刚此句“贵馆”即指“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即《图书季刊》。

检《图书季刊》，内多次出现编辑人员一名，名为“稼轩”。《图书季刊》创办之初，由曾觉之、顾子刚、向达、翟孟生（R．D．Jameson）、谢礼士（Ernst Schierlitz）等五人组成编辑部。在昆明复刊后，中、英文本编辑工作明确分工，张敬、颜泽霮、万斯年具体负责中文本编辑，中文编辑万斯年，即字“稼轩”。

万斯年（1908-1987），字稼轩，笔名弃疾，江西九江人。万氏一生主要从事图书馆工作及编辑工作，同时长于研究文史，尤重于边疆史、民族史，亦擅译介日文、英文学术文章。万斯年早年生平经历不清，尚小明查阅档案资料曾发现万斯年曾在北京大学教授日本史，但表示其出身不详，马学良则指出万斯年1932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据1934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大学在校学生及毕业生姓名录》，万斯年实为1931年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毕业。万斯年于1931年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据《国立北平图书馆职员录（1932）》，万斯年时年24岁，为馆员。此后万斯年长期在北平图书馆参考组工作，为组员。1936年7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在青岛举行，万斯年提交了“规定各类图书馆应用表格标准样式、以供各馆参考案”和“每年编印全国图书馆各项统计案”。

七七事变后，万斯年随馆迁至昆明，除参考、编辑工作外，还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献、边疆史地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及抗战史料收集工作。万斯年曾在1946年11月至1949年8月间任江西省立南昌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校长。1947年，万斯年负责国立北平图书馆日本室工作，并在北京大学兼职讲授日本史。建国后，他曾任北京图书馆日本研究室主任，兼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日本史，后历任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图书馆处副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等职，另曾有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顾问等兼职。

由于不明了万斯年即万稼轩、稼轩、弃疾，相关文献整理出现了一些偏差。检《顾颉刚日记》，记万斯年最早在1937年6月12日，此后多有来谈、通信记载。在昆明期间，顾颉刚与万斯年时有当面来往。而顾氏日记首次出现“万稼轩”名号则在1939年8月19日。《顾颉刚日记》索引中“万斯年”“万稼轩”分属两个词条，应合并。也因不明了万斯年即万稼轩、稼轩、弃疾，有研究者指出，“为《图书季刊》书评栏撰稿的著者署名有：禾子（黄侃）、海遗（牟润孙）、梁隐（钱穆）……万斯年、稼轩、陈梦家、魏建功、王重民等64名”，显然将“万斯年”“稼轩”当作两人统计。又有研究者统计“既在《图书季刊》‘论著（专著）’栏目，又在‘书评’栏目发文的作家有12位”，“谢国桢（2篇）、唐兰（2篇）……万斯年（6篇）……王重民（15篇）”。实际上万斯年尚有署名“弃疾”的论著（专著）2篇，署名“稼轩”的书评3篇，相加后，他的总发文量达到11篇，仅次于王重民、张申府。

万斯年

万斯年主要的工作与研究业绩

七七事变前，万斯年在北平图书馆主要从事参考咨询工作。他还协助向达编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其本人是该刊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作者。七七事变后，收集抗战史料，收集、整理、研究少数民族文献、边疆史地文献成为万斯年的主要工作。顾颉刚信中“整理抗战史料现状如何”之问，是针对北平图书馆当时参与的一项即时性工作。为征集、保存、整理中日战事史料，西南联大与北平图书馆商议成立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北平图书馆负责采访、征集和初步整理，西南联大负责编纂工作。史料征辑会由袁同礼、冯友兰任正副主席，委员还有姚从吾、刘崇鋐、钱端升、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参加工作者有万斯年、邓衍林、王育伊、戚志芬诸先生”。万斯年在征辑会初期负责中文、日文采访。北平图书馆与云南省图书馆交换战事史料，具体负责者也是万斯年。抗战胜利后，万斯年还曾受袁同礼之托主持史料征辑会文献迁运回北平事宜。

平馆迁滇后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利用地利征购西南文献、传拓西南石刻，万斯年于此贡献尤大。1938年3月11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谈话会在香港蔡元培宅召开，决定将征购西南文献、传拓西南石刻编入昆明办事处工作大纲（1938-1939年度），万斯年主要负责此项工作。万斯年有两大代表性搜访。一是赴迤西（今大理丽江一带）调查采访。1941年7月15日，万斯年离昆明前往丽江地区开始调查，费时一年半，“进行了地方文献的搜访传抄、金石之访察传拓、东巴经典的访购和整理、木土司遗迹之踏访，以及明人真迹之搜访照录、滇中刻藏佛经之访察等工作”，采访收获极可观，万氏《迤西采访工作报告》述之甚详。顾颉刚信中询问万斯年“何日赴大理”，指的应就是万斯年何时出发赴迤西采访文献。二是合作采集云南武定那氏家藏彝族文献。1943年，史语所马学良在武定发现一批珍贵彝族文献，因土司有出售西人之意，急致函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傅斯年与袁同礼商定由平馆收藏这批文献，袁同礼遂指派万斯年亲赴武定。万氏孤身匆忙出发，冒涉暑雨匪警，几经艰险到达武定。又经艰难工作最终购得“夷文即罗罗文写经五百零七册，夷文写经卷子一轴，夷文刻经十五册，夷文刻版十五块，汉文档册十二册”。这批文献对于研究西南民族之语言、文化、历史制度有宝贵价值。

在尽心搜访材料之外，利用材料开展历史考证研究和编纂目录、整理文献是万斯年作为学者的志业。1940年，北平图书馆年度出版计划提出出版“西南文献丛刊”，包括方树梅《滇南碑传集》等九书。万斯年为该书撰写摘要，并在序言中分析碑传的史料价值大体可分为五端，“一，移民的史迹；二，社会制度的记述；三，姓氏的变更；四，文献的著录；五，习俗的记载”。他强调收集、利用氏族传志资料与精做考证的重要性，“倘将碑传、年谱、专传、族谱……关于吾国氏族传志研究之一系列文献，有系统的，大规模的搜集，作精密的研究，则所获之多，当不仅在氏族史方面。倘读者以为根据碑传，且可研究墓志传记之体例，而仿清代梁玉绳、吴镐等所为，则碑传之研究价值，且超越于史学范围之外了”。

平馆1940年度第二条出版计划是印刷馆藏目录，包括续编西南方志目录、丛书目录等。万斯年在编制出版专题书目方面的代表作品有1941年编成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该目收西南五省方志640余种，8100余册，革新编目方式，按省分卷，分通志、合志、县志、别志四编，附注简要说明各地的隶属关系及沿革情况，依次著录名称、编纂者、版本、册数等。1945年6月，万斯年编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近年入藏方志简目》在《图书季刊》刊载，该目增入了他在1941年后所采集的部分云南方志，共收录25个省的方志，530余种，5000余册。

在昆明时，万斯年兼具图书馆员、编辑、学者身份，善于搜集材料、有能力访求材料、有条件接触材料，也是五华文史研究会等学术组织的会员，遂与在滇文史学人颇有交道。白寿彝在《咸同滇变见闻录》序目中提及，“既至昆明，留心访问与文秀有关之遗文轶事……万稼轩先生、沙元先生又各以所有惠赠借抄……予因从而校写成书”，“校写，始于二十八年冬。时袁守和先生、万稼轩先生给予之鼓励至多”。顾颉刚在信中邀请万斯年参加成都中国边疆学会，并有“夙仰先生对于西域、滇南并所注意”之语，这指出了万斯年在边疆史、民族史上的研究侧重，也体现了顾氏对万斯年学术水平的肯定。

万斯年对于滇南的关注前文已颇多论及，而在顾颉刚写信时，万斯年对西域的注意除了反映于《西域闻见录之版本与著者》等论文外，更较多反映在译介上。万斯年一生翻译作品较多，其至少精擅日语、英语，翻译题材多为海外汉学著作。1935年，向达在其翻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书后曾写道，“译成后，承友人万稼轩（斯年）先生取原书仔细加以校勘，又改正不少的错误和遗漏”。万斯年的译介对于传递学术动态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翻译的内藤虎次郎《三井寺藏唐过所考》，为研究汉唐过所的重要参考资料。翻译的玉井是博《敦煌户籍残简考》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户籍的开端之作，对敦煌学研究有极大价值。黑田源次的《中央亚细亚出土医书四种》1935年由万斯年译介，王重民后又在神田喜一郎处看到了武内义雄关于唐钞本韵书及印本切韵断片的论文，他在《跋中亚出土〈刘涓子鬼方〉》中希望“万先生更转武内论文为汉语，以先飨读者”。万斯年也照单领受，翻译的《唐钞本韵书及印本切韵之断片》刊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十卷第五号。万斯年翻译的日本学者介绍、考证唐代文献的文章七篇后辑为《唐代文献丛考》。

万斯年在建国后曾与陈梦家一道补订万国鼎的《中国历史纪年表》。陈梦家曾提到：“国鼎先生……分不出时间来修订年表……我乃约请了万斯年先生共同参加修订工作……这一小册的重版，除了万国鼎先生的原编以外，很多得力于万斯年先生的细心补充和改作。”至于具体负责部分，“‘历史年代总表’，据原编加以改订，汉以前的由我（按：陈梦家）改动，汉以后的是斯年先生所改”，“在下编中……‘秦以后主要朝代年表’是斯年先生编作的。其他各表也经斯年先生据原编加以改订补充。为了查考原书他费了很大的工夫。最后的索引，由戚志芬先生（按：万斯年夫人）加以修正和补充，增加了不少”。

“少川”女士为何人

继续解读原信，顾颉刚提到“少川女士来去匆匆，近闻又到重庆”。此处明言“少川”是一名女性。查《顾颉刚日记》，仅有“林少川”一人名，但并未标明其为女性。好在1949年5月4日，顾颉刚有记“翻林少川《新疆行》”，5月31日又记“为林少川修改其新作《新疆行》一卷半”。有《新疆行》书名，则“林少川”的身份已然清晰，她就是林鹏侠女士。

林鹏侠（1907-1979），原名林淑珠，出生于福建莆田。其父林心香于20世纪二十年代辞职下南洋，后成为新加坡橡胶大王。1925年，林淑珠前往美国留学，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29年她又前往英国学习航空技术，立志成为一名飞行员，于1930年毕业。林淑珠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林鹏侠，字霄冲，取“鲲鹏展翅冲云霄，行侠仗义平天下”之意。学成归国之后，她被称为当时中国“惟一女飞行员”，名动一时。淞沪抗战爆发，正在新加坡的林鹏侠奉母命归国“服务战地”，但抵达时战事已止。1932年11月，为对成为战略后方的西北多做了解，同时一女子“如作西北壮行，尤能打破国人畏难之心理，则所助于国家开发西北者，其效匪浅”，林鹏侠开始了对陕、甘、青、宁等省的半年考察。东归后，林鹏侠将考察日记整理成《西北行》，书中留下了记述当时西北地区情形的宝贵历史材料，也留下了她提倡开发西北、强调西北对于抗日救亡重要性等见解。

林鹏侠爱作男装打扮，行动上自我要求与男性一较高低，“倜傥豪爽，允文允武，宛如当年秋侠”，具有三个醒目的身份标签——女飞行家、只身探险西北的“奇女子”、社会活动家。1934年，林鹏侠作为冒险精神的代表，与宋美龄、何香凝、丁玲、胡蝶和倪桂珍被新闻界评为标准女性。同年，上海妇女协进会成立，林鹏侠为发起组织者之一。西北行后，林鹏侠继续四处宣传抗战救国、开发西北，并加入民盟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1936年，林鹏侠与妹妹林荫民创办《莆田新报》（《福建新报》）。她还曾在家乡创办了莆青中学，任校长。1938年，沈钧儒等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林鹏侠亦名列签名发起人之中。林鹏侠一直欲赴新疆考察，但多次尝试都未能成行。1948年夏，林鹏侠赴新疆考察，遍游天山南北，“历时凡一载”。但1949年4月27日林鹏侠就已在上海拜访顾颉刚，5月4日顾颉刚见过林鹏侠后就在翻阅《新疆行》，林鹏侠这次考察结束至少也应在5月前。

1933年《良友》评选出的“标准女性”

顾颉刚与林鹏侠（少川）相识很早，1933年5月27日燕京大学同人迎接林鹏侠，顾、林曾同席，顾氏当日日记说“林鹏侠女士只身调查西北……中原女子至青海者第一人也……贺启兰女士小楷精绝，兼能绘事……一日而得见两才女，何其幸也”。《新疆行》整理者据《新疆行》顾颉刚序，言“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48年夏与林鹏侠结识于兰州”，显然有误。顾氏对林鹏侠的评价很高，1934年，他已评林鹏侠、刘曼卿、谭慕愚为女界三杰。林鹏侠也是顾颉刚属意的边疆工作可用人才。顾氏曾亲自为林鹏侠修改《西北行》，连刘起釪为《西北行》写的序也认真修改。林鹏侠完成对新疆地区的考察后，将考察新疆时所记之日记编辑整理，定以《新疆行》书名，书稿后送顾颉刚审阅，顾氏记录为林少川修改《新疆行》多次，直至1949年8月9日改完全书。从现有材料来看，似乎后来人都不知林鹏侠有“林少川”一名，顾颉刚“少川女士”这一称呼很独特，或是研究林鹏侠的一个搜索方向，《顾颉刚日记》索引中的“林鹏侠”“林少川”两个词条也应合并。

1933年燕京大学同人迎接林鹏侠（右一），左二为顾颉刚

附注：小文写成之时，尚无研究者撰文考证“稼轩”为万斯年。近见闫笑《顾颉刚与“稼轩”》（《江海晚报》2023年11月22日）指出“稼轩”即万斯年，但其文简略，所论范围及侧重与本文大有不同，因此仍将本文发表，特作说明。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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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3卷民族宗教论集）》，上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林鹏侠著，王福成点校：《西北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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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民国政府卷1912-1949）》，上册，中国妇女出版社，2011年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良友》1934年第99期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新闻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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