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塌房自救指南

　　听说，前天又双叒叕有粉丝塌房了——

　　塌房危机中，该怎么自救？这篇文章也许可以帮到你。

　　什么是塌房

　　塌房一词，起源于一个很可爱的表情包：

　　「房子」是归属与休息的地方，而对追星的朋友来说，偶像也是他们精神生活的港湾和休憩地。

　　当他们的偶像不再是那个提供安全与爱的对象时，粉丝内心世界的「房子」就塌了。

　　恰到好处的隐喻加上原表情包十足的戏剧效果，让「塌房」迅速流行了起来。

　　一开始，「塌房」一词仅指自己喜欢的偶像被爆出恋情，现如今它的内涵越来越广泛：

　　只要你喜欢的事物（人或作品）毫无征兆地，突然地被卷入重大负面事件，公众形象严重受损乃至直接退市，你遇上的就是塌房危机。

　　早年间的粉丝们也会遭遇塌房，只是他们没有这样一个凝练简洁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艺人的负面事件往往也只是聚焦在偶像本身。

　　而塌房一词出现之后，粉丝越来越频繁地在社交媒体用这个词表达自己的痛心，这让人们发现，负面事件不仅仅是明星个人的事情，更是牵涉到了TA的万千粉丝。

　　塌房背后的心理过程：补偿模型

　　如果说 18 年是选秀元年的话，那么 21 年就是塌房元年。

　　从年初的郑爽、华晨宇，再到年中的吴亦凡、霍尊与张哲瀚，还有中间零零散散的各种小事件，都不禁让人感觉娱乐圈怎么明星没几个，破事一大堆，还有代孕性侵这种触及法律底线的事件，未免过于刷新认知了。

　　当然，这只是学堂君的圈外人观点，对于曾经确确实实喜欢过这些明星的人来说，这些「破事」就是晴空霹雳，当头一棒。

　　想要理解粉丝的心路历程，咱们得从塌房之前，粉上偶像开始说起。

　　支持偶像崇拜的补偿模型的学者认为，偶像崇拜可以弥补粉丝缺失的品质和心理需要，例如补偿社会心理发展、认知发展、依恋、陪伴、社会网络和亲密关系等方面的不足[1]。

　　并且研究证据确实表明，父母缺席可以预测青少年的偶像崇拜程度[1]。

　　追星是一种对自我缺失的补偿，这个观点确实很有启发性，常见的批判饭圈文化的论文也会从这个方面下手，但学堂君觉得，只用偶像崇拜 + 补偿模型这个点来切入内娱追星生态，未免有些粗暴。

　　一方面，研究中偶像崇拜的定义是将偶像视为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全能的（almighty）存在，并且混杂着敬重（esteeming）、崇敬（revering）等感情，在养成系大行其道的现在，这类粉丝绝非主流。

　　另一方面，补偿模型大多是针对青少年开展的研究，别说我妈这个年纪的人肯定不能套用父母缺席了，哪怕是一位二十多岁的粉丝，父母缺席对TA的追星行为有没有影响，都需要更可靠的研究证据的支持。

　　塌房背后的心理过程：准社会关系

　　如果考虑到大多数的粉丝都是「喜欢」偶像，而非「崇拜」偶像的话，或许用「准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来解释塌房这件事更合适一些。

　　准社会关系是与表演者（例如明星、偶像，乃至于天气预报员）产生的一种长期的、持久的、稳定的联结，可以类比于友谊、爱情等人际关系，通常是积极的、「单向的」[2]。

　　对准社会关系的典型描述包括：

　　我认为偶像就像我的老朋友；

　　偶像让我感觉很舒服，就像我是在与朋友在一起一样；

　　在看偶像的视频时，我有时候会对TA说话；

　　……

　　这种关系是切实存在的，并且自古就有，比如陈其元在他的《庸闲斋笔记•卷八》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某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缀时，父母以是书贻祸，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杀我宝玉！』，遂死。」

　　我喜欢纸片人，兄弟

　　由于时代局限性，当时人们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是「杭州人传以为笑」，乃至于作者本人都将这件事视为「红楼梦之贻祸」，但从现代心理学的视角来看的话，这其实是一个读者与角色建立的准社会关系被粗暴扯开导致的悲剧。

　　所以，不要认为偶像出事，粉丝有很大反应这件事很奇怪，虽然粉丝与公众人物的物理距离以及社会关系距离非常远，但在粉丝看来，他与偶像的心理距离非常近，是他们社会关系里的重要一员。

　　而社会关系与自尊（Self-Esteem）[3]、自我图式（Self-Schemas）[4]等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在集体主义背景下的社会，我们会更多地使用与集体相关的词汇描述来自我特征[5]，社会关系在我们界定自我的时候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一旦塌房事件发生，就代表着原本关系的震荡乃至于结束，这甚至会牵涉到了你对自我的认知。

　　塌房带给粉丝的感受还蛮复杂的，混杂了分离感、破灭感与被背叛感，突如其来，让你感觉整个世界仿佛建立在流沙上，一点都不可靠。

　　从准社会关系出发，如果我们承认粉丝与偶像建立的关系是一种真实的人际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用人际关系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帮助粉丝们走出塌房这一困境。

　　塌房自救指南

　　写下对方的缺点

　　世界上最可怕的黑粉不是友商派来的职业水军，而是脱坑回踩的前粉丝。

　　毕竟最熟悉你的人，也明白怎么伤你最深，很多黑料不是常年累月地追这人，你还真找不出来。

　　当然，脱粉回踩这四个字终归让人有一些道德上的负担，尤其是真心付出的人，咱们也不用公开回踩曾经喜欢过的偶像，自己一个人试着写一下，或者有意回想一下对方的不足之处就好。

　　大学堂先前也写过，「说前任坏话」可以显著减轻与前任分手后的痛苦。

　　研究者找了三组被试，第一组专注于对前任的负性再评价（如，回想前任令人厌烦的习惯）；

　　第二组重新定义他们对于爱的想法（如，赞同一些诸如“爱一个不再和我在一起的人也没有意义”的表达）；

　　最后一组则是通过干扰（如，问被试最喜欢的食物）让被试转移注意力。

　　研究者发现只有第一组，也就是「回踩」的那一组，可以真正有效地减少爱的感觉。

　　把滤镜摘下，看清那个真实的 TA。

　　增加认知灵活性，避免认知失调

　　当然，曾经的喜欢是没有那么容易改变的，有些时候即使是实锤了，甚至公安局都把人逮起来了，还是会有粉丝支持明星，甚至产生一种孤身对抗世界的悲壮感。

　　用贝叶斯推断的思路来看，就是粉丝认为明星没有犯错的先验概率太高了，现实给出证据支持明星犯过错误的后验概率再高，也很难修正粉丝脑海中明星没有犯错的先验结论。

　　好吧···可能有点抽象，那咱们换个思路，这其实就是经典的认知失调嘛！（虽然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贝叶斯的那个解释

　　认知失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行为、想法、情绪等与现实产生矛盾和不一致的时候，人们内心会产生不适感，比如说你之前一直以为喜欢的明星很帅气很有事业心，结果塌房了，被曝出来他不是这样的人。

　　这种时候要不就修正先前的想法，接受对方确实很渣，要不就维持原先的想法，认为爆料不可信。

　　对大部分人来说，维持原本想法要容易得多，改变想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有一个沉没成本在里面，对方不好的话，先前投入那么多的真情实感算什么呢？

　　为了避免认知失调，更好地采纳建议，我们可以去尝试增加我们的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也就是[6]：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意识到自己有多种选择，灵活地去适应环境。

　　总而言之，希望你能保持对世界的开放性，能够接受不确定，有颠覆自己先前世界的勇气与定力。

　　尝试不必将这件事看成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你能认识到你遭遇的恶劣事件在人类中普遍存在的话，你的心情就会更好一些，这是被称为「普遍人性」（Common Humanity）的概念，属于「自悯」（Self-Compassion）这一范畴[7]。

　　其实，塌房没有那么可怕，从小到大，从男到女，都有可能遭遇塌房的危机，你不是一个人，你的感受与另外一些人紧密相连。

　　塌房终归是能够走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不光是偶像明星的准社会关系能支持你，身边人的社会关系也能成为支持你好好生活的动力嗷！

　　参考文献

　　[1]Cheung, C. K., & Yue, X. D. (2012). Idol worship as compensation for parental abs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17(1), 35-46.

　　[2]Dibble, J. L., Hartmann, T., & Rosaen, S. F. (2016).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nd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and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measure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1), 21-44.

　　[3]Harris, M. A., & Orth, U. (2020). The link between self-esteem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9(6), 1459.

　　[4]https://www.verywellmind.com/what-is-a-self-schema-2795026

　　[5]孟维杰, & 刘骏. (2014). “自我概念”及其当代发展. 哲学动态, (6).

　　[6]Martin, M. M., & Rubin, R. B. (1995). A new measure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Psychological reports, 76(2), 623-626.

　　[7]Raes, F., Pommier, E., Neff, K. D., & Van Gucht, D. (2011). Construction and factorial validation of a short form of the self‐compassion scale. 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 18(3), 250-255.

　　作者：Emeria

　　编辑：Z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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