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布上开不尽的那些花儿
《盆中花（玫瑰与满天星）》 克劳德·莫奈 布面油画 1878
《瓶花》 巴勃罗·毕加索 布面油画 1901
《菊花》 皮特·蒙德里安 布面油画 1909
《墙面浮雕与鸟》局部 杰夫·昆斯 木雕彩绘 1991
《情人与花束》 马克·夏加尔 布面油画 约1935-1937
《青瓶红菊》 潘玉良 布面油画 1944
《蓝色背景的盆花》 常玉 布面油画 1956
《花》 乔治·莫兰迪 布面油画 约1958 《花》 草间弥生 2008
◎王建南
展览：动静无尽：花卉静物三百年
展期：2024.4.28-2025.2.23
地点：德基艺术博物馆
盛夏的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近100位艺术家的花卉作品“盛开”在展厅之中——“动静无尽：花卉静物三百年”正在这里展出。虽然展出的最早一件作品绘制于160年前，但本展通过作品的叙事时间线最早可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时间为轴，展览系统地梳理了西方静物花卉画从古典到现代的漫长发展历程。同时借这个主题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联通，在“一花一叶”中折射出文化在东西方传递时所迸发出来的交流与沟通的力量。
花开民间
静物花卉包含在“静物”这一绘画类别之中。中国称之为“静物”，根据英文“stilllife”直译而来。这个单词源自荷兰语“stilleven”，意为“静止的生命”。
西方艺术史上描绘静物主题的作品，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陶瓶彩绘和古罗马时期城市居室墙壁上的图绘。在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静物主要作为宗教题材背景中的附属物品，传达特定的象征寓意。比如在文艺复兴时期最为常见的“天使报喜”题材，画中场景多出现天使加百利手持百合花的形象，寓意圣母玛利亚在耶稣诞生前是贞洁之身。
“静物”成为一个独立的绘画门类始于荷兰。1581年在欧洲西北部的低地地区有7个省宣布独立，成立荷兰共和国。16世纪晚期，这里的社会生活经历了与旧君主制和天主教传统的决裂，导致宗教题材的锐减与世俗题材的勃兴。通过国际贸易与海外殖民所获取的大量财富，令普通的荷兰市民更偏爱对于物品精妙细节的描绘与丰饶生活的赞美。“静物”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为独立的绘画体裁。
随之兴起的“荷兰小画派”也摆脱了贵族和教会的控制，不再表现宗教和重大的社会题材，而专注刻画生活中的细节，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静物、风景和风俗画成为普通市民装饰居室的首选。正是这一画派将欧洲静物画创作推至第一个高峰。尽管意大利的卡拉瓦乔在此之前已创作了《水果篮》（1599年）这种纯静物作品，但孤掌难鸣，无法与后来的尼德兰地区抗衡。
其实早在15世纪，这个地区的画家们便对静物这类有质感的物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扬·凡·艾克这样的人物画高手已将静物画的元素应用于肖像画中。到了16世纪，老扬·勃鲁盖尔及其后代对花卉静物题材深入探索，形成了一种标准的瓶花构图模式。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在不同季节开放的花卉时常被绘入同一个花瓶中。由于国际贸易，尼德兰地区有机会种植大量的异域花草，进而兴起的园艺学为花卉静物的写实创造了良好的观察写生条件。花卉静物很快从静物类别中脱颖而出，另立门户。基于尼德兰地区悠久的写实传统，此时的花卉创作以写实为主。花卉与风景画的繁荣为艺术与自然的互动找到了新的结合点。
渐渐地，画家们在描绘娇艳花朵的同时，将某些文化寓意隐入其中，使得花卉具有了某种象征的意味，似乎在提醒观看者：生命短暂，一切繁华与欢愉转瞬即逝。法语“静物”一词则将这层含义以“naturemorte”（意为“死去的自然”）直接表达了出来。花朵的生命历程可以说是人类生命过程的一个缩影。从孕育出花苞，到含苞待放，直至盛放，再转入凋零枯萎，喻指人的生命周期。正是生命之间的这种相通性使得人类更加珍惜花朵，赞叹大自然借花朵传递出来的生命内涵。
走入宫廷
18世纪的欧洲花卉静物画延续了荷兰大师们开创的形式，花卉画从普通家庭的居室升级至皇室宫廷之中。受到崇尚华丽繁复的巴洛克风格和更加追求装饰性及感官愉悦的洛可可风格影响，静物花卉极尽繁复之能，矫饰之风盛行。这，使得花卉越来越远离大自然母体，成为了物欲的标志。正在这岌岌可危之际，法国学院派画家夏尔丹以一己之力悄悄地吹响了回归质朴的号角，静物画顿露生机。
出生于1699年的夏尔丹，活到80岁，其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18世纪绘画史。他的许多画作都以18世纪法国普通家庭中常见的物品为素材（如面包和厨房用具），擅长捕捉日常物品的细节与质感，让人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普通人对平凡生活的赞美。他笔下的花卉传递出一种平民化的快乐，用色朴素沉着。夏尔丹对构图和色彩潜心研究，注重平衡与和谐。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艺术应该是大自然的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周围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尽管夏尔丹提升了静物画的地位，但随着法国学院派艺术模式在全欧洲的推广，受古典主义影响，宗教、历史和肖像画题材占据了高位，静物画仍被划归为“体裁等级”中的最低一级。在学院开设的课程中，静物画只是作为基础训练中的一环。
然而，一些新时代的艺术家却在暗自借助静物体裁磨炼自身的技艺，并寻求画法上的革新，进而获取表达内心世界的途径。其中以出生于1832年的爱德华·马奈为最。他早年被夏尔丹的静物画深深吸引，从中窥见了“现实主义”的特质和绘画的“简洁性”。马奈宣称“静物是画家的试金石”。
学院派模式发展至19世纪，其等级制度已然固化。它的逐渐衰落几乎与印象派的兴起同步发生。至此，“动静无尽：花卉静物三百年”展上的故事才正式开启。
花卉当家
如果说亨利·方丹-拉图尔于1883年绘制的《涅尔将军黄玫瑰》还是延续了学院派所遵循的古典风格的话，向现代迈进的重任则放在了“印象派先驱”马奈和整个印象派肩上。
印象派领军人物莫奈创作于1878年的《玫瑰和满天星》，以独特的色彩和光影展现了花卉在自然界中所呈现的生命力。法语中，“满天星”和“雾”互为双关语。莫奈将长期摸索的描绘室外雾气朦胧的风景创作手法引入室内静物花卉创作，昭示着他对印象派外光画法灵活驾驭的能力。
莫奈的“老战友”雷诺阿于1885-1890间创作的《花瓶中的玫瑰》，以他特有的明艳色彩与柔美笔触刻画了大朵的玫瑰。这是一种不同于印象派描绘风景的技法，是他将人物画的技法迁移到花卉上的尝试。相比于莫奈的写实，雷诺阿倾心于写意，主观绘画性强烈。
印象派里的“老大哥”毕沙罗在1876年创作的《丁香花束》，整体色调浓郁沉厚，给人一种“大丰收”的满足感。其满天星的画法与莫奈相近。印象派早期的追随者卡耶博特是一位建筑工程师。他凭借天赋与刻苦，成功地打入了印象派的职业画家队伍中。他于1885年所绘的户外向日葵，饱满热烈，笔触炫动有力，让人想到凡·高的激情。
后印象派的崛起，延续了印象派对自然的悉心观察，但在技法、色彩、形式的表现上以主观感受为先导，颠覆了印象派如实反映真实光影变化的指导思想。从保罗·塞尚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夏尔丹的影子——和后者相比，他对构图的重视以及对平衡、和谐感的把握有过之而无不及。
引领众人叩响20世纪艺术大门的重任落在了毕加索和马蒂斯身上。创作于1901年的《瓶花》是毕加索这位立体派大师十分少见的貌似古典风格的作品。他第二次来到巴黎时，克服了最初的不适感，在与不同艺术家的交流之时，不时回望传统。柔和的蓝灰调背景上，墨绿色的叶片中点缀着红、黄、粉、白四种花色——这是印象派的技法，平静收敛的情绪，无不显现出这位刚满20岁的年轻艺术家在艺术手法上的老练。他选用了一只饰有青花枝叶的淡绿色瓷瓶，可见东方元素在当时的流行。
进入20世纪后，立体主义、野兽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流派争相登场。瑞士艺术家贾科梅蒂说：“艺术藏于自然之中。”现代艺术大师们无不将视线投向自然，往往借花卉宣扬自己的艺术主张。
异花授粉
如果把起源于欧洲的油画比喻成一棵盆栽，它的胚芽期始于13世纪初宗教场所的木板画和壁画——当时被称为“坦培拉”（即蛋彩画）。至15世纪，这盆花进入第一个繁盛期——文艺复兴的辉煌时期。从地域上划分，这盆花又被分为南北两枝，一枝继续栽种在南方——今日之意大利；另一枝生长在北方——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和德意志地区。
到了17世纪中叶，艺术之花从生长最旺盛的亚平宁半岛被移种到了法国，以巴黎为中心并得到了精心的栽培。到了19世纪，这盆在宫廷与学院中受到娇惯的植株在巴黎的郊区找到了新的土壤，重新沐浴在阳光下，获得了新的生机。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再经由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多方施肥，至20世纪上半叶才终于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其生长地也从欧洲跨越大西洋迁移到了美国，波普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流派开始让这盆花变得越来越不像它的老祖宗。同时，一些亚洲的艺术家在20世纪初纷纷漂洋过海来到巴黎，他们把油画艺术带回了各自的国家。
本展别出心裁地将植物学中“异花授粉”的概念借用到西方花卉画的全球发展史中：在展厅中把欧洲艺术家、美洲艺术家及中国艺术家的花卉作品并置，讨论在“花卉”这一意象之下，各国艺术家如何在花卉的创作中探索迥然不同的表现手段。
印象派的莫奈重返静物画的那一年创作的满天星，像是从古典花园里生长出来的异花；而塞尚、高更和凡·高又像是在印象派的花园里生长出来的异花。毕加索在塞尚去世时曾说：“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这不仅让人想到16世纪的荷兰，由于海上贸易之便利，那里成为“异花”的中转站和种植基地，经过授粉的花卉再散播到欧洲各地。而到了20世纪，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艺术家们云集于此，相互交流学习，在沙龙和民间自发举办的展览中让自己的作品“竞相开放”。巴黎是授粉中心，也是异花生长的起点。
在这一部分的展览中，从1883年亨利·方丹-拉图尔创作的《涅尔将军的黄玫瑰》上，我们会发现欧洲画家的作品中呈现出中国月季引入欧洲与当地蔷薇杂交后的品种。再经过100多年的改良孕育，才拥有了达明·赫斯特的《深粉色玫瑰》（2019年）这种四季都能绽放的鲜艳玫瑰。
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对花卉题材产生了新的象征性共鸣：马格利特《花之诞》颠覆了传统对于空间和自然的法则——一瓣是木纹，一瓣是天空；美国画家欧姬芙以“红掌花瓣”造型寓意生命之源；波普艺术带头人安迪·沃霍尔通过现代印刷手段成批地复制他的“人工花卉”；杰夫·昆斯则是以不锈钢为材料雕塑彩色花卉；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和村上隆将当年康定斯基所揭示的“点、线、面”与装饰性相结合，使夸大变形的“异花”夺人眼目。这些艺术家不仅摆脱了植物实体的束缚，也打破了艺术品和商品的界限，折射出物欲之下每个人的生存焦虑与生之自由。
来自中国的林风眠和他的学生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从东方带来自己的花种，到西方的园圃中汲取营养。这其中也不乏女性画家，潘玉良创作《青瓶红菊》时正是巴黎被德军占领的1944年。林风眠的同辈吴大羽融合了立体主义和野兽派两种风格的基础，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抽象花卉。与他的作品相比，周碧初的油彩静物《芍药花》，看似是新印象派的点彩手法，实际上运用了中国传统水墨画中的“米家点”。
园圃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异花授粉空间，也是人与花对话的特定场所。西方人从自家园圃中拓展出园艺，这是人与自然沟通的最好渠道之一。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文人士大夫与工匠及园艺师的合作，孕育出古典园林艺术。这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元素组合而成的综合艺术形式，彰显出设计者的志向、心境、人生观与世界观。人在园中观察到植物的荣枯，记录着时序的更迭与生命的流转——这是宇宙的内在节奏。
每一个花朵背后蕴含着不同的生命体验。它们看似静止，实则生命流动；它们看似无语，实则内心热烈。当画家眼中的一草一木通过画笔注入到画布上时，花卉的生命亦被摄取其中。这里融合了植物的精神，也凝结着人的情感与意志。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她们开放。”供图/德基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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