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涉警舆情“风暴” 依法应对 + 引导成破局关键

 近年来，明星艺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频陷舆论风波，此类事件往往迅速吸引广大网民的关注讨论，进而演变成为备受瞩目的重点舆情事件。涉及明星艺人类案事件是涉警舆情中的一个突出领域，从涉及关系说，一种明星艺人方是受害受损方，通过报警等方式，寻求公权力支持，维护自身权益；一种是明星艺人是违法行为实施者，被公安机关查处。针对这一复杂态势，我们在此聚焦于明星艺人报警求助后引发的舆情关注这一情形，探讨更为有效的舆论应对策略，以促进社会公正与舆论和谐。

明星艺人报警求助类舆情事件的特点

一是从涉及行为看，多与名誉权、肖像权、经营权、一般治安纠纷等相关，涉嫌违法行为的实际伤害度有限，从时效性和危急度方面并不突出，从报警的时间看，往往是事后报警居多，现场就报警的情形较少，实际上明星艺人方也会评估报警与否的利弊关系。

二是从舆情产生方式看，艺人或其公司通过自媒体对外发声，声明报警维权居多，因艺人或其公司具有一定网络影响力，舆情升温迅速，不排除有些艺人，以此方式做为另类宣传手段，并以报案报警做为形象危机公关的一种手段。从实际情形看，报警和发声行为联系紧密，某种意义上说，既然选择报警，就多会把报警情况公之于众。

三是从社会关注度看，一方面媒体从追求流量角度，会以文娱报道或社会新闻报道方式，对相关情况进行报道，且会对报道内容进行延伸，对事件发生过程进行解读。另一方面，因艺人常伴有黑粉或红粉两类群体，两者观点对立，均偏情绪化表达，因而相关新媒体文章，特别是热点热搜话题下，会形成粉丝汇聚互怼增温效应。

四是从警方处理看，一是面临先上网再报警，或者是边报警边报道的状况，警方的接处警过程，从伊始就面临较大社会关注，个别媒体或粉丝还可能直接采取拨打派出所电话等方式打探案情，一旦警方先期工作不当或不规范，马上形成涉警舆情风险。二是涉及艺人的诽谤、谣言、污蔑等行为，取证和法律界定均相对困难，需要多个部门介入，投入更大的工作资源才能确认，对警方的实体工作压力亦较大。三是形成热点舆情后，媒体及一些法律自媒体往往会对案事件处理情况及结果进行各种分析预判，预设答案，一旦与警方的实际工作结论不符，可能产生对警方工作的质疑。四是警方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因要与艺人等相关涉事人员接触，这些工作也可能被“偶遇”曝光，这些都是潜在的次生舆情因素，警方的工作务须更规范更谨慎。

五是从关联效应看，明星艺人报警后，多希望得到警方的发声回应，以此做为个人维权的“背书”，表现所谓依法维权并获支持，且如果确实警方处理结果有利于艺人一方，则多会以“表示感谢”等方式，继续网络发文，放大影响。而若处理结果不利于艺人一方，则也可能由其粉丝群体发出对警方处理不公不满的言论。从实际结果看，艺人报警报案，往往具有维权和形象公关的双重性，且一旦获得成功，会引发效仿行为。如同前几年流行的律师函策略失效后，报警报案已经成为艺人危机公关的首选操作，毕竟相对于法院起诉，双方举证，公安机关的处理过程更短，对于危机公关而言，更体现实效性。

官方应对明星艺人报警求助类舆情事件的策略

应对明星艺人报警求助类舆情，从根本上说，还是依法依规处理，法律的界定标准必须更严格。从应对舆情压力角度，则需重点考虑是否发声回应，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官方发声是回应公众关切，表明警方态度，借具体事件进行法律解读宣传，但也可能带来，为何明星艺人报警就被重视，就能得到快速响应，这其实在旅游消费、经营纠纷中也常遇到。“选择性执法”“特殊待遇”等都是此类舆情中要防范产生的标签。如果官方不回应，一方面因为只有单方信源，会产生出无端猜测和传言，一方面如果明星艺人方持续发声，则客观上形成倒逼主责部门回应的压力。因而，官方在处理明星艺人报警求助类事件时，是否发声应综合考虑三方面因素，一是要查清事实再考虑回应，特别是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用调查后的事实说话最具权威性。二是要与实体工作进展衔接紧密，指有明确结果结论再考虑发声，减少单纯表态回应，减少发声频次，有定论才定音。三是打击处理和教育引导结合，也就是要沟通好相关涉案方，不能把报警和警方处理做为公关炒作方式，如果炒作行为过度，也可以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包括平台方共同采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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