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明星研究的明星

　　“拿来主义”的中国电影明星研究

　　“成也明星败也明星”，电影业内人士已然达成共识，明星确乎是影片取得成功的保障之一。对此，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黄建新曾在总结《让子弹飞》的成功时有所暗示：“有些人是为了看明星才去看电影，而不是针对电影本身。这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规律。”而2011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共同主席卡梅伦?贝利（Cameron Bailey）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则明确指出，把中国的电影明星介绍给北美观众，是推广中国电影的一个有效方式。“我认为（中国电影）明星在西方知名度的提高，有利于中国电影的推广。我们已经看到巩俐和章子怡被北美观众接受，范冰冰、汤唯等明星也有能力在北美扩大影迷群体。”这样的一种观点所直接联系的，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降，电影明星已然完成从普通的“电影工作者”到魅力无穷的银幕偶像的华丽嬗变，其地位与作用凸显于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其身影散见于中国的书刊、电视、网络。所以，当下中国的文化生产、流通与消费场域的一个显在特征，可谓是电影明星俨然其间最耀眼的一道风景线，抑或说当下的中国正浸润在一种电影明星的文化中，甚至已然进入电影明星的时代。

　　基于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现实，中国的电影研究逐渐走出了传统的表演研究的藩篱，开始聚焦作为一种符号、一种社会现象的明星；明星研究应运而生。大致地讲，中国的明星研究萌芽于1980年代后期，发展于1990年代，成熟于新世纪；经过20年左右的努力，中国的明星研究不但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根本性变化，而且经历了从描述性评介到跨学科深度考察的变化。如今，中国的电影研究学人已然形塑出明星研究的多种范式：首先是在电影史学背景下的系统性研究，其次是对当下电影多样化的明星文化现实进行分析研究，还有就是对明星研究理论问题的必要梳理和探讨。即是说，中国的明星研究一方面正呈现出本土化与多元化的良好态势，另一方面正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生长点，旨在考察电影、艺术、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传播之间错综复杂的耦合。

　　中国电影研究成就的取得，作为有关学人与机构的集体无意识的“拿来主义”乃是关键因素之一。具体地讲，参与其间的学人、学术期刊与出版机构深知，虽然中国电影一如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及欧洲电影，其发展始终“成也明星败也明星”，虽然明星现象显影于中外电影产业的时间大致相当——在美国，明星现象出现在1914年前后，当时明星在银幕外的存在开始进入大众话语机制，明星的私人生活构成了一个新的知识/真实场域，而在中国，1920年代中期以后，胡蝶、阮玲玉等电影明星开始影响影迷——但相较于英美等国的明星研究，中国的明星研究毫无疑问属于“后发展型”。不同于中国的明星研究的发展迟至1990年代，英美等国的电影研究早在1970年代便受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的合力影响，经历了研究范式的转型，明星研究随之显影，或者借用陈晓云的话来讲，“在‘历史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研究背景下，电影明星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场域而受到特别的关注”。

　　受这一别样“落后意识”的驱使与激励，在开展作为中国电影研究领域不折不扣的舶来品的明星研究的过程中，诸多中国电影研究学人与机构始终自觉地采取“到西天取经”的拿来主义策略，有意识地引进国外同行的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比如理查德?德科多瓦（Richard deCordova）的《明星制的起源》（《世界电影》，1995年第2期）、保罗?麦克唐纳（Paul McDonald）的《重新认识明星现象》（《世界电影》2001年第4期）。新世纪以降，尤其是最近几年，有关学人与机构所引进的西方明星研究成果不但出现了数量上的飞跃，而且通过从零星翻译走向系统译介，实现了质量上的突破，同时成为明星研究成熟于中国的标志与动力之一。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下，电影明星研究领域公认的奠基人，英国电影理论家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带着他的《明星》（Stars）于2010年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

　　戴尔与电影明星研究

　　现已六次再版的《明星》首版于1979年（其中文版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作为戴尔的第一本个人专著，《明星》不但成就了他个人的学术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电影明星研究。戴尔的“明星研究奠基人”地位的取得，主要源自他为明星研究提供了明星作为文本进行分析的语言与方法。在明星研究的当下词汇库中，诸多词汇的涵义都直接联系着戴尔及其《明星》一书，比如“明星”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形象、一个符号，而“明星形象”则是媒体文本中的被建构的角色，其间的“媒体文本”既包括影片本身，也包括对影片的宣传、促销、批评、评论等。又如，明星形象有“具体形象”与“总体形象”之分，前者指影片文本中的形象，而后者则意指影片文本、宣传材料及影迷杂志等文本建构出来的综合形象。再如，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对作为存在于影片及其它媒体文本中的明星的分析必须强调他们的“被结构的多义性”——他们所具体表达的涵义与自觉情感（affect）的有限多样性，以及它们被这般结构，以致某些意义与自觉情感被凸显，而另一些则被掩饰或者移置的努力。因此，旨在明星研究的文本分析所关切的并非是判定正确的意义与自觉情感，而是判定什么意义与自觉情感可以被合乎逻辑地从中读解出来。

　　戴尔在《明星》开篇处指出，在电影研究中，研究明星的理由主要源自两种迥异的关切，它们可以大致地被归纳为社会学的关切与符号学的关切。社会学的关切聚焦于明星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也许是具有影响的或者症候式的社会现象，以及作为电影的“产业”本质的一个面向，即是说影片的意义在于它们之中有明星。符号学的关切恰恰相反；即是说明星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他们身处影片之中，因此是影片表意方式的一部分。所以，戴尔推崇以社会符号学的方法进行电影明星研究，即通过社会学与符号学的视角及其耦合，“社会学与符号学（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断流动”，探索明星生产的媒体与文化机制，“既仔细阅读电影文本，又广泛分析意义的生产与流通过程，由此将产业、电影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事实上，这正是《明星》英文版1979年首版时的封面，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的封面，一目了然地传递出来的信息。那是一个黑白影调的特写，呈现的是一张脱离人体的嘴的特写，一张人们可以即刻识别出属于好莱坞传奇明星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的嘴。这一照片一方面立即给人以认知的震惊，让人的注意力为这样的起始（社会学）事实所吸引，即是说梦露如此走红，仅凭她的嘴唇这一视觉代表物即可认出她来。它另一方面也激发人的（符号学）欲望，让人希望解开这个代表物之谜，探寻梦露的嘴唇为何具有如此的表意功能，以及思考她的嘴唇何以产生意义——解读这一符号建构“玛丽莲?梦露”之道。

　　受惠于戴尔所提供的明星研究语言与方法，英美的明星研究学者进一步指出，电影明星通常包含四个层面：真实的人（person）、虚构角色（role）、个人形象（persona）、意义形象（image）或者文化符号（sign）。具体地讲，电影明星首先必须是观众可以通过访谈、娱乐资讯等接近的真人，而不是无法与之互动的虚构人物或者神话人物。其次，电影明星是通过公开表演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角色，透过明星所形塑的角色，观众将明星与特定的意义或者意识形态相耦合。比如巩俐通过《红高粱》、《菊豆》等影片所塑造的一系列父权制下的受压迫女性形象，李雪健在《焦裕禄》、《杨善洲》等影片中所塑造的人民公仆形象。个人形象是真实的人与虚构角色的融合，是意义形象或者文化符号的基础；一如梦露代表性感女神，章子怡代表“新中国的面孔”所证明的，意义形象或者文化符号往往关涉阶级、性别及种族等因素，呈现为特定的男性或者女性形象，成为观众的欲望对象。在构成明星的上述四个层面中，第四个层面是最不稳定的，它是明星研究学者关注的焦点。其间的原因在于，借用陈犀禾的话来讲，随着明星在当下这个消费时代的变为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拟像（simulacrum），或者换言之，变为一个空洞的能指，明星已然成为“当代观众为自己创造的一种超越现实的、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现代社会的神话和偶像，他们在明星文化中投射了自己内心的价值、追求、欲望和意义”。在这样的一种明星文化中，“从合理的方面看，他们（明星）表达了对个人完美、个人梦想、个体价值的追求，折射了在人性的理性层面下所隐藏的欲望和梦想；而从消极的方面看，其中也不乏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追求，变态和病态的呈现”。

　　戴尔给明星研究的定位

　　我们必须知道，促成戴尔的“明星研究奠基人”地位的，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他为明星研究的定位；不同于多数学人的主要致力于明星的学理性研究，戴尔则首先视明星研究为“某种特殊的政治介入”，抑或一种作为政治的学术实践。作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的毕业生，戴尔严格按照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传统，鉴于“我们的社会以阶级与性别的划分为特征，其次，并非可以简约为它们，以种族与性、文化、宗教及其它少数/多数的划分为特征”，在研究中始终坚持阶级、性别、种族的维度，以期揭示文化——日常生活——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戴尔对明星研究的这一定位清晰地显影在了他所关注与考察的对象上，即以商业电影著称的好莱坞。他详细阐述了明星出现在美国商业电影中的原因与方式，阐释了明星在好莱坞“制片厂制”时期、“后制片厂制”时期的不尽相同的作用方式，概述了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等明星的特定文化及历史意义。但戴尔强调指出：“对好莱坞的任何关注，重中之重是领会西方社会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因为任何社会的任何支配性意识形态都将自己呈现为该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其作用是否定别样的、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以及以其自身的矛盾建构一种对该社会所有成员都有效的、共识性的意识形态。所以，支配性意识形态会永不停息地致力于掩饰或者移置其自身的矛盾，以及针对它的那些源自别样的、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矛盾。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这些努力“始终处于进行之中，是一种确保经常受到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威胁的‘霸权’（hegemony, 又译领导权）的努力。”

　　明星研究与大众文化

　　戴尔对明星研究的这般定位，以及他在此间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战以降英国知识界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态度。二战之后，以流行音乐为代表的美国大众文化蓬勃发展，在1950年代大举入侵英伦，“自摇滚传入以来，美国风格及趣味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英国的流行音乐歌坛”，严重威胁到了英国文化的“英国性”。借用台湾文化研究学者陈光兴的话来讲，“在文化上，美国文化的入侵，以流行音乐、麦当劳的大众文化形式包抄了英国的文化环境，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体科技的资本化及理性化，填满了整块文化生活空间。大量的人口首次被吸进这块空间。‘美国化’的危机确实威胁到原有的‘本土文化’”。于是，美国大众文化在大西洋两岸遭遇了迥然不同的两种命运：在美国本土它是被作为集体幻觉（public fantasy）而接受的，但当其漂洋过海去到英国时，却被同时视为了一种解放力量和一种威胁。一如同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专家的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所言，在1950年代，对许多英国年轻人而言，“美国文化所代表的是一种反对灰色的英国文化生活的解放力量。同样显在的是，对美国化的恐惧密切联系着对正在显影的种种大众文化的不信任……受到威胁的要么是高雅文化的传统价值观，要么是‘被诱惑的’工人阶级的传统生活方式”。即是说，戴尔一辈英国知识分子对美国大众电影等大众文化“既五体投地地迷恋，又保持有距离的怀疑”。

　　很显然，戴尔在此间提出的通过“明星形象”研究电影明星社会意义的研究方法，有着清晰的时代及社会脉络，从而丰满了电影研究的社会维度。因此，尽管戴尔不时地受人诟病，比如，美国学者斯蒂芬?海尼曼（Stephen Heyneman）曾基于关于明星的理论必须考虑如下两种现象：一是明星是如何被传媒公司制造的，以及如何通过媒体被受众消费的，一是明星的出现对现代性的时空关系的影响，批评了戴尔在明星作用于现代文明的方式中，没有能够充分解释身份、时间与空间的影响，但戴尔通过《明星》建构出来的明星研究方法一直凸显在电影的批评研究之中。无论是戴尔自己后来的著述，比如进一步以性别、种族及性感为维度考察与分析玛丽莲?梦露、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朱迪?加兰（Judy Garland）等好莱坞明星的《梦幻身材：电影明星与社会》（Heavenly Bodies: Film Stars and Society），还是受他启发的其它诸多明星研究著述，都已然极佳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既有关涉电影明星群体的著述，比如与《明星》同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里昂?汉特（Leon Hunt）的《功夫偶像——从李小龙到〈卧虎藏龙〉》（Kung FU Cult Masters: From Bruce Lee to Crouching Tiger），也有定位于个案研究的著述，比如雷切尔?莫斯里（Rachel Moseley）的《与奥黛丽?赫本一起成长》（Growing up with Audrey Hepburn: Text, Audience, Resonance），以及尚未引进的《明星界：欲望产业》（Stardom: Industry of Desire）等专著。

　　不难发现，戴尔在明星研究领域的影响之所以持久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所建构的研究方法的有效性，而其方法的有效性则是源自他的明星研究乃“某种特殊的政治介入”这一需求。这便是戴尔给处于“后发展型”之中的我们的启示所在。鉴于众多中国明星通过《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纽约时报广场登上了世界秀场的中心舞台，鉴于“冲击奥斯卡”屡屡受挫的中国电影人义无反顾地采取“推明星”的策略，面对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谓的“明星是空洞的形象”这一新的文化现实，如何把明星置于特定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语境之中，耦合明星个人的小历史与其置身于其间的大历史进行考察，如何通过明星的诞生考察特定的社会情境/情感结构，思考明星的时代与时代的明星之间的复杂纠缠等一系列问题，已然凸显在了在当下从事明星研究的我们面前。如何才能顺利而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倘若我们能够“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调整既有研究思路，视明星研究为介质，我们就会发现，希望就在前方。

　　所以，《明星》当是明星研究之鉴，抑或明星研究的明星，虽然我们必须于其间克服视西方为圭臬之大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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