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研究：解码欲望的工业

　　在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图像时代，电影明星早已渗透大众文化的诸多层面，从书刊的封面、插图，街道、地铁的招贴，到电视、网络的影像，明星不停地为商品、政治，也为自己做广告，其“广而告之”的特殊魅力似乎无所不在、无处不灵。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是一个众星拱月、皆大欢喜的明星、名人（从电影到体育、媒体、政界）的表演。然而，与日常生活中见多不怪的追星现象相反，明星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却起步甚晚，明星的象征意义也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不言而喻。

　　 　　2005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女郎是章子怡，目的是吸引英文读者思考这么一个政治问题：“中国是下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吗？”青春靓丽的女性形象配上背景中北京的长城和上海的东方明珠，章子怡就这么成为西方主流媒体心目中代表“新中国的面孔”，但这个新的中国形象（女性）所代表的是什么？与以往的中国形象有什么差异？在西方了解中国的历史中，中国与外国的明星所扮演的又是什么样的角色？显然，明星研究所关注的类似问题不单涉及娱乐消遣，也不仅限于大众文化。经过30年的发展，明星研究在西方已成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全面考察电影、艺术、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传播之间错综复杂的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推出“明星研究”翻译丛书，对于发展中国电影与文化研究有着积极意义。戴尔（Dyer）的《明星》1979年由英国电影研究院出版，公认是明星研究的开山之作。戴尔推崇“社会符号学方法”（sociosemiotic approach），研究作为互文本（intertextual）产品的明星形象，通过社会学与符号学的双重视角，探索明星生产的媒体、文化机制，既仔细阅读电影文本，又广泛分析意义的生产与流通过程，由此将产业与文本、电影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戴尔的方法首先预设明星文本的多重意义，因为明星的生产、流通和接受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过程。戴尔提出“结构的多重意义”（structured polysemy）这一中心概念，研究在什么语境中明星意义的哪些方面被彰显、夸大，或被掩盖、替换。通过论证明星形象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矛盾、意义含混的文本，戴尔的研究跨越了以往的新闻体或印象式的明星传记、宣传写作，将明星从神话范畴纳入学术视野，为明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巴特勒（Butler）指出研究好莱坞明星制度的三个主要方面：明星生产（经济、话语结构）；明星接受（社会结构、主体性理论）；明星符号学（互文本性、结构的多重意义）。巴特勒的研究框架提醒我们要重视中国电影史中明星制度的建立（如1920年代和1990年代）与替换、缺席（如17年电影、台湾新电影），以及媒体、文化的话语实践对明星的宣传与控制。

　　 　　历史上，明星现象出现在1914年前后，当时明星银幕外的存在开始进入大众媒体的话语机制，明星的私人生活成为一个新的知识/真实的场所，为人津津乐道。当然，除了影星杂志和主流报刊有关影星银幕内外的消息报道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机制，政治环境与产业结构的变迁也直接影响了明星的塑造。“电影明星兜售意义与情感”， 这一方面表现在影星形象与都市现代性息息相关（如作为时尚消费者代表的明星形象，从老上海的《良友》画报到今日的精品生活杂志），另一方面表现在影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如社会主义时期银幕内的战争英雄、银幕外的模范电影工作者）。互文本的明星研究督促我们不但要分析银幕内的人物形象塑造，也要关注银幕外的明星表演，尤其是银幕内外明星文本所包含的意义冲突和价值矛盾（如阮玲玉如何成为大众媒体“人言可畏”的牺牲品），或者银幕内外明星形象与生活不可思议的相似和重叠（如赵丹银幕内外作为囚徒、烈士的“我演我”的重复表演）。族裔、性别的“跨界”表演更是影星让几代影迷崇拜不已的多重结构意义：从黄柳霜表演“东方他者”在好莱坞默片时期的崛起，到李小龙之后众多的克隆“李小龙”的功夫片，再到成龙在《醉拳》（1978年）中性别反串所发现的功夫喜剧因素，表演研究敦促我们不但要从多重结构中、更要从多重结构之间的缝隙中挖掘潜在的、另类的甚至颠覆性的意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明星研究”翻译丛书，除了戴尔的《明星》外，还收入研究好莱坞女影星和华裔功夫明星的两本专著，前者全面考察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这一明星文本的生产和接受过程，后者抽样分析欧美观众如何阅读华裔明星，进而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另类文化意义。该丛书计划2011年推出《华裔电影明星》，这是在西方出版的这方面的第一本研究论文集。除了上述默片明星黄柳霜、阮玲玉，功夫明星李小龙、成龙，喜剧/正剧明星赵丹之外，该书还分别探讨黎莉莉的活泼、健美形象，梅兰芳的表情特征以及政治意蕴，社会主义的红色明星张瑞芳、仲星火的模范工作者形象，港台明星凌波银幕内外的孤儿生涯，在西方以“20世纪末最后的东方明星”著名的林青霞，台湾的“非职业明星”李康生，周润发从影前的香港现代电视小生形象，李连杰与影迷话语介入的网络明星塑造。尽管《华裔电影明星》的覆盖面从默片时期延续到新世纪，从上海到香港、台北、好莱坞，但分析所及的不过是中国电影众星灿烂中的一小部分。显然，有关影星的话题和电影与文化研究中的其他跨学科方向互为交叉，诸如观众、类型、地域、表演和政治，尤其是近年新兴的名人研究（celebrity studies）。总而言之，在中国，如同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明星现象是一个由资本、政治、艺术和观众共同参与而构成的“欲望的工业”。如何解码这个工业的社会、文化和心理机制，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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