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与弥散的景观：关于当下中国明星现象及其研究的浅思

1  产业转型与对明星制的期待

    在当下中国的文化生产、流通及消费场域中，明星无疑是一道极为耀眼的亮丽风景线。于是，当下中国电影产业中的明星制形状，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特别话题。该话题的背景，不外乎本土电影在产业化路途中所遭逢的寒冷场面。而明星制，当然被认为有强大的“救场”作用，或能改造和清除中国电影产业之痼疾。因而呼吁建立完善的明星制度，在一些对本土产业深怀拳拳之心的人士那里成为势所必然。

　　    此等“呼吁”并不新鲜。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就有好事者撰文声称“建立明星制势在必行”。[1] 1990年代以来，关于明星制的讨论也陆续见诸报刊各处，并开始涉及明星制的种种细节。[2]进入新世纪，随着国有制片体系的风云变幻，产业化的要求日益迫切，对明星制的呼吁以及对明星文化的关切乘势跃起，渐成时髦。[3]

　　    无需多加分析即可看清，呼吁建立“明星制”，显明地基于两个基本预设，其一，是中国目前不存在明星制，其二，好莱坞因为拥有完善的明星制所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目前，绝大多数呼吁者虽然都承认中国文化产业中存在着颇具光彩的明星，但却极力否认存在“明星制”，因为他们认为“真正的明星制是一整套完善的电影制片体系、完整的宣传与销售体系，其运作核心是不断制造和推出大牌明星，利用明星对观众的号召力、吸引力，制造观众崇拜、迷恋的银幕偶像，从而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4]与之对应，也有导演施展类似的否认。[5]

　　    将“真正的明星制”描写为一套“完善的制度”，认为中国电影产业若能建立此种制度就定能取得更多的成功，其实包含太多的想当然成分。因为，即便在好莱坞，随着社会历史的渐次改变，电影制作和销售方式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故而明星在电影消费中的实际作用很难得到切实检测。另一方面，这种对于明星票房威力的乐观猜想也把观众的复杂个性削减至单一，仿佛观者之所以步入影院，就是为了去凝望或分享现身于影片文本中的某某魅惑星影。而事实给出的答案似乎更有说服力，如果要消费明星，何须花大代价进影院呢？我们也许必须注意，当我们跨入影院，目标虽各有不同，其焦点却落在故事的细节展开之处，以及故事角色在故事世界中面临变故时的动作和情感反应，我们的观影兴奋也更多地生发自故事演绎与我们日常经验之间的迅速互动。

　　    这种把明星制当作是依照某种规则逐步构架而成的、可以效仿的一套办事章法，并进而把中国电影经济维度的缺憾归咎于中国明星制的不完善的看法，显然是低估了电影产销方式和明星文化本身也会随历史条件和社会观念的变迁而变迁这一基本点。

2  明星的票房威力及其可疑之处

    尽管本土电影产业中是否存在明星制在众声喧哗的辩论中是一个尘埃尚未落定的问题，但有关明星的各类话语已如洪水般流转于我们生活空间的各个角落，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会凭籍自己的感性经验，依照各明星的社会影响将之呼唤为大明星或小明星。好莱坞文化亦与此类同，明星也有大小之分。这种分别当然也是根据他们的社会影响程度。最有影响的，据说是那些非常具有票房号召威力的明星，他们属A级明星（A-list Star），是bankable star，是银行可以因为他们的出演而为某部电影提供信贷资金的要人。换句话说，一个bankable star持有足够的魔力，仅仅是出现在一部电影中，就可以保证那部电影在票房上的成功，所以他们被看作是娱乐业投资的可靠保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电影业的风险并未因某位明星的星光闪耀而减少丝毫。有众多的事实表明，几乎不存在什么可以削减电影风险的铁杆bankable star。有一个例子或许能说明一点问题。1993年，索尼斥巨资为正值上升期的阿诺·斯瓦辛格量身打造大片《最后魔鬼英雄》，票房上却遭遇惨败，这使得好莱坞对明星的票房影响力产生普遍怀疑。而且，一些经济学方面的调查和研究也进一步证实，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一个明星能够为票房做出坚实的保证，明星并不能为电影规避风险。换言之，对于电影这种风险超高的文化产业来说，任何事都可能发生。[6]诚如美国学者保罗·麦克唐纳在《明星制：好莱坞流行人物的生产》一书中所指出，由于套装单位（package）制片模式对明星制度的影响，在当今好莱坞，明星不仅再无法为影片稳定市场及预防风险，反而成为制作上的不稳定因素，可能带来更多的风险。[7]我们还须注意，很多并无明星担纲演出的电影甚至在票房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这些年来，中国的确出现了一批盛名远播的重要影星，但这些影星的票房号召力却仍是谜团，值得怀疑，而且，也没有任何具体的调查报告和分析研究表明他们的票房吸引力到底在哪里具体起作用。戴锦华将这种“成为明星，但并不能成为票房号召”的明星称为“可疑的明星”。[8]明星在票房号召上的可疑，其实可以从实际观影程式的很多方面施以观察。每一部大获票房成功的电影，皆由许多因素促成，明星只是所有这些因素中微弱的一个而已。但票房号召上的可疑，并不能阻挡我们去分辨明星现象在中国当下电影文化语境中的复杂存在。而且，明星的这种“可疑性”并不就是“明星本身的尴尬”[9]。当然，这也不是当下中国电影业缺乏“完善的明星制”所造就的尴尬。原因很简单：明星本身并无绝对的能力独自担当票房的保证。

3  多元文本场与混杂的媒体景观：明星形象的流动与弥散

    明星和明星制都是一种很难精确道出的复杂、多元、模糊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们均与多种话语相牵连。理查·戴尔曾在《明星》一书中指出，明星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结构体，一种明星现象至少涉及到四个问题：促销方略，宣传效用，影片文本铺陈与各种论说勾兑。[10]如此看来，明星既关乎电影却也在电影之外，电影只是制造明星的诸多工具中的一种而已。换言之，在多数时候，不是明星成就电影，而是电影成就明星。电影作为一个机构和一种表述形式的主要功用，在于为明星开发出一个极为宽广的供人发表议论和被他人议论的地盘。[11]但是一个演艺人员成为明星还得借助于其它场域的作用，诸如海报、单曲发布、观众见面、接受采访、向影迷提供签名照等等，通过各种方法向匿名大众讲述各种或真或假的故事，提升自己在各种媒介上的曝光率。确实，是这些纷繁芜杂的话语评说为一个演艺工作者制造出明星幻影和明星身份。因而，明星身份和明星意蕴的混杂性和互文性，在明星研究的不算漫长的历程中，实属常识。所以，明星制的核心组成亦处于由不断繁衍的媒介话语所构建的多元互动的文本／话语场域中。

　　    概括说来，明星制可分别为话语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12]明星只有依凭在话语中建构起来的幻影身份才可能成为经济交易的实在目标。就电影产销程序而言，明星的劳动付出本身就是成本的一部份，当明星凭籍隐约的象征资本进入电影制作担纲重要角色之际，同时改变了电影作为机构、作为文本和作为商品的地位。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试图偏移影片文本来讨论明星形象的建构问题或明星生成机制的奥秘，我们确实无法在一个纯粹的位置充分地辨析当前明星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因为他们同时存在于多重世界的纷乱碰撞之中，这里既呼应着民族特性及其文化历史的内在意涵，也关联着文化生产回路的曲折建设，更体现着媒体再现方式的特殊选择。

　　    更进一步，我们在任何重要的明星现象背后，都至少可以找出相互绕缠的三个参数：“名声”、“社会”、“情境”。一个明星，通常只有显身在一个特定的情境，才有可能收获社会中某类群体的某类认同，进而造就一定规模的集体动员，如果此刻有特殊事件助力，这种动员也许能演变成波澜壮阔的文化行动。[13]因而，我们绝不能把明星仅仅理解为影片文本中的种种人物形象，而是必须将其置入社会变迁和流动的混杂情境中才有可能对其名声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进行较深刻的细察。目前，由于日渐频繁的跨国人口流动（如商业旅行、迁移、回归等）、技术流动（如盗版DVD和VCD等），资金流动（如海外投资）、信息流动（如时尚潮流、节目形式等）和媒介流动（如电视频道的多样化、互联网络的瞬时延异）[14]等等社会行为的作用，中国当下的明星形象尽管无法积聚起扰动社会、造就大规模集体动员的能量，但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却明显呈示出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流动和弥散特征。这种流动性和弥散性一方面表现为明星形象、明星话语绵绵不断地在各种娱乐产业中急速流窜，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明星身份和明星价值的极度不稳。现在，有无数的手段可以使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迅速达到名震四方的奇特状态，从而成“明”，并出现在各类娱乐节目里，出现在网络空间，出现在各种时尚杂志和闲话专栏内，也出现在广告和电影叙事中。所以，当前明星在一个以“流动”为主要特色的社会里必然是一种“流动的景观”，其价值评估工作也必然难办。还得多说一句，这种流动性和弥散性也体现在明星的跨区域迁移上，国内的明星流向国外，国外的明星也出现在本土的影片和娱乐话语中，所以跨国演艺活动已改变个别艺人的工作形态和文化工业的生态。当下，我们很难在电影明星、电视明星或者其它媒介明星之间做出截然的区分。担当“明星”一职的人士也不再仅限于演员，很多导演也走向前台，成为聚光灯下的耀眼星辰，成为各类媒介关注的大众名人，成为影片促销的特殊驱动力。而这种导演作为明星以及明星成为导演的职位“流动”现象，也是1980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事实。[15]

　　    明星形象和明星态势在媒介间的流转嬗变，自然导致当下的明星研究变得极为复杂和艰辛，仅仅是从认同和欲望之类的角度考察当前中国的明星制或明星现象，或者仅仅在某些明星和某些文本类别间建造关联，显然是不够了。我们需要把明星（star）放入名流（celebrity）的大范畴中进行具体详尽的分析考察。此外，还得吸纳诸多人文社科之合力，或有能量揭示本土明星文化在迷离光影遮蔽下的秘密所在。

4  结语：明星在当代电影产业中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尽管电影制销方式的不断演化导致明星的社会意义、经济价值在当前复杂多元的媒介文本场中很难确切把握和确切定位，但明星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还是隐约可知。

　　    今日社会，文化产业甚嚣尘上，明星在一定程度上已颇具职业特征，他们能够把名气或“人气指数”之类的无形象征资本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资本，为“扮演”明星的从业者本人带来极大好处。就电影而言，明星出演固然不能成为票房保证，但却仍然是非常重要且方便易行的行销手段。明星作为一种生产现象和一种消费现象，在影片策划、编制、拍摄和演映过程中或许能同时起两个极为重要的作用：批量生成潜在的观众和体现电影产品的差异性。

　　    明星作为生成大批量观众的途径之一，主要是通过明星成为公共话题的方式把电影设置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议程。通过举办首映典礼，通过不断地在成千上万的媒体上发布各种信息，从而把影片本身炒作成为一个媒介事件，达至引发潜在观众欲望心的目的。在当今信息急剧流动和迅速弥散的情境中，在这个“一切皆能发生”、“没有人能知道一切事”的信息社会中，借助于明星的话语建构作用把影片本身炒作为“明星”，才是重中之重，因为只有通过影片本身的传观，才可能实现影片的经济回报和文化播撒。或许，对现在的大多数观众而言，明星形象主要来自于各种媒介文本中的片段材料，而那不过是一种破碎的散乱印象，只有经过明星在银幕上的表演印证，观众对明星形象才能有一个基本完整的编排[16]，以的释怀；而且，还必须经历某位“明星”在不同影片中的差异化演出，这个完整的形象才可能变得更加丰富、清晰。而对应的研究工作，则必然要求“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之类成为核心教条。

3月11日初稿/24日改定

注释

  [1] 王永强：《.建立明星制势在必行》，载于《电影评介》1988年第9期。
  [2] 参见高骏千《明星制种种》（《读书》，1994年第6期）、吴梓高《 时代呼唤“明星制”》（《电影评介》，1994年第3期）、贾磊磊《电影明星制、明星崇拜与商品拜物教》（《电影》，1990年第11期）。
  [3] 参见刘浩东《明星制与电影产业》（《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陈鸿秀《明星制：中国影视业发展的有效途径》（青海社会科学）， 2007年第1期）、颜纯钧《向好莱坞学习什么：明星制——话说“最后暴利领域”》（《管理与财富》，2002年第1-3期）、林洪桐《〈英雄〉与“明星制”》（《当代电影》，2003年第2期）以及陈晓云《电影明星、视觉政治与消费文化》（《文艺研究》，2007年第1期）。
  [4] 陆绍阳：《中国电影产业链中的明星制建设》，载于《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5] 参见《王小帅炮轰中国没有明星制》，《长江商报》2006年11月9日。
  [6] 相关调查分析分别可以参考Arthur De Vany & W. Davis Walls于1999年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Uncertainty in the Movie Industry: Does Star Power Reduce Terror of the Box-Office?以及他们2002年在拉美经济学年会提交的论文Movie Stars, Big Budgets, and Wide Releases: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Blockbuster Strategy。
  [7] McDonald, Paul, The Star System: Hollywood’s Production of Popular Identities ( Great Britain: Wallflower Press, 2000), pp158.
  [8] 参见王鸿谅：《章子怡和中国电影的“国际化”想象》，载于《三联生活周刊》总362期。
  [9] 同上。
  [10] Dyer, Richard, Star,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8.
  [11] R.科尔多瓦：《明星制的起源》，肖模译，载于《世界电影》1995年第2期。
  [12] 同上。
  [13] 参考《林志玲X档案—风格社会新美女》相关讨论，“风格美女研究团队”著，?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 参考蔡如音《全球化／后殖民亚洲的跨国明星论：媒介文化生产关系中的金城武》有关“明星地景(starscape)”的讨论，该文刊载于台湾《中外文学》第34卷第1期，见第71页。
  [15] 参见Thomas Austin和Martin Baker编Contemporary Hollywood Star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6] John Ellis, Visible Fi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2, P91.

    转载自：?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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