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吴说和赵构的复古
从这一篇起,我们学习南宋的书法史。
时代背景
靖康二年,即1127年,宋徽宗、钦宗父子被金人掳去,北宋至此灭亡。徽宗之子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即南宋之始。
南宋朝廷在金兵势如破竹的金后逼迫下持续南迁,最后定都于临安(今浙江杭州)。这就是后来宋人林升写诗说“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来源。有意思的是,南宋官方也一直称杭州为“行在”,也就是皇帝的驻跸之所(读唐诗时我们在杜甫诗里常见到“行在”这个词),但直到南宋覆亡,宋皇室也未能迁回旧京汴京。南宋就在这半壁江山上苦苦支撑了一百五十年。
(宋廷南迁路线图)
神州的板荡,使文明遭到了重创。皇室百余年的积聚尽数为金国掠夺。要知道,这时的书法刚刚繁荣不到五十年。书法关乎国运,这决定了它再难恢复昔日的辉煌。
南宋前期书法的代表人物,都是在南北交替之际活跃在书坛上的。他们饱经兵荒马乱、颠沛流离,进渡之后,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园和收藏 ,而且失去了研习书法的条件和氛围。
最为可悲的,是他们书法进取精神的失落,南宋初期的书坛,复古和因循之风蔓延。
复古的代表人物,是吴说和赵构。
吴说
吴说(约1092-约1170,生卒均不详),字傅明,号练塘,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渡后曾任转运使、知信州,终主管崇道观。
(吴说画像)
吴说是王安石好友王令的外孙,与荆公吴夫人为亲戚。蔡卞又为王安石婿,因此吴、蔡间也有裙带关系。他的书法家学渊源,其父师礼“工翰墨,帝(徽宗)尝访以字学,对曰:‘陛下御极之初,当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技对。’闻者奖其得体。”吴氏又富于收藏,但却是发“国难财”所得。
这份“国难财”来源于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记其夫赵明诚死后的第三年(绍兴元年),她逃难至会稽时遭窃,书画砚墨五麓失去,“今知尽为吴说传运使贱价得之”。
因此,大金石家赵明诚“访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的金石及墨迹资料,有较大部分落入吴说手中。这件事可由《兰亭考》所录吴说之跋自己说出(可见吴说自己是承认这件事的)。
吴说的书法赵构曾有评价,称“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叹其弊也!”
但在当时当世,吴说的书法还是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声名。当时杭州颇吴氏书匾,周密曾记:“北关接待寺,寺客乃吴傅朋书,敕赐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后展而大之,颇失书体。其右廉有右观音殿,亦傅朋书。”
吴说最为知名的,是他的游丝书。启功先生在他的《论书绝句》之七一曾提到“傅朋姿媚最堪师,不是羲之即献之,草法更能探笔髓,非同儿戏弄游丝。”让我们先来看他的游丝书:
(吴说的游丝书)
真的如启功所说,是“纯用笔尖,宛转作联绵大草,此非故意炫奇,实怀素自叙之更进一步。夫毫尖所行,必其点画之最中一线,如画人透衣见肉,透肉见骨,爱骨见髓。”
(启功《论书绝句》片断)
曹宝麟先生对游丝书评价不高,认为“并没有什么高妙,只觉缠绕纷纶,圆转无骨,笔迹又甚纤弱。”称历代书家藏吴说之书,只不过是“聊备一格”而已。
但曹先生对吴说的行草评价好得。认为吴氏《明善宗簿帖》中的小草,最能代表他的流丽风格。倘若说薛绍彭的王体小草还有些率意的话,吴说则更为严谨,其为书风开始转向王羲之的高宗所表睐决非偶然。他的行书柔媚纤浓,行气疏秀。早年的用笔轻灵,结体偏长,接近虞世南,因而与蔡襄倒有某些相似;晚年点画沉实,结构也稍扁,显然掺入李邕笔意,因此元代赵孟頫当应受到吴说的较大影响。
(吴说《明善宗簿帖》局部)
但曹先生也认为“吴说作为王门之云仍,更是不胜绮靡之至了。”同时评价“纯粹从承继王氏书风的角度来看,吴说的深入程度应该稍胜蔡襄和薛绍彭,比之高宗更远出其上。”
赵构
赵构(1107-1187),即宋高宗,宋徽宗第九子。宣和三年(1121)封康王,靖康二年即帝位。排斥李纲、宗泽的抗金主张,接受黄潜善、汪伯彦的南逃建议,先退守扬州,继双渡江,建行都于临安。虽一度为形势所迫,任用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但终为求和而听信秦桧,杀害岳飞,收诸将兵权。绍兴十一年(1141)与金人达成割地称臣纳贡的和议。三十二年(1162)禅位于孝宗,自称太上皇。在位三十六年。
(赵构画像)
身为一个不分忠奸,不思恢复的昏庸皇帝,便在书法上也注定了抱残守缺、难有振作的基本思路和器具。这又是“书如其人”的一个典型样板。
(赵构《佛顶光明塔铭》局部拓本)
据他自己的《翰墨志》记载,他最早是学父皇徽宗,稍后学黄庭坚,后又学米芾,再后,又上追王羲之。
这里有个小书坛掌故,关于《定武兰亭》。《定武兰亭》刻本本在徽宗禁中,但与其他御府珍玩并不在一处,金人来掳,并不识此物,于是得以留下,宗泽留守,得以与其他余物交付高宗(时在扬州)。于是高宗得以“每置左右”学习,大概一个月之后,金人又至,高宗仓猝渡江,又佚失了。
高宗是见过《定武兰亭》刻本的。是以,越到晚年,高宗越沉迷于魏晋法度之中。
(赵构《徽宗御集序》局部)
另外,赵构的小草是学过孙过庭的。杨万里云:“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最后作孙过庭字,故孝宗、太上皆作孙字。”今存他书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草书《洛神赋》水平似乎更在行书之下。孙过庭《书谱》用笔还是自然活泼的,而赵构则不无刻板。这种刻板也许地表现在笔法的单调上。
(赵构《洛神赋》局部)
曹先生断言,宋高宗在书法上的天赋还不及其父(徽宗)的一半!
此外,《翰墨志》中有些论书的笔录还不乏精辟的观点。如论书兼二体的好处云:
前人能正书,而后草书,盖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则端雅庄重,结密得体,若大臣冠剑,俨立廊庙;草则腾蛟起凤,振迅笔力,颖脱豪举,终不失真……故知学书者必知正草二体,不当阙一。所以锺、王辈皆以此荣名,不可不务也。
再如论五体书划为两大范畴云: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隶、篆五体。往往篆、隶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笔意本不同,每拘于点画,无放意自得之迹,,故别为户牖。若通其变,则五者皆在笔端,了无阂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风神颍悟,力学不倦,至有笔家、研山者,似末易语此。
说笔意不同,归根结底还是笔法和速度不同。善行草者不善篆、隶,古今往往如是。
赵氏能够一眼看穿,也说明他是有见识的。然而“识”是一回事,“行”又是一回事。穷其一生,在书法上也不过达到中人的水平。
(【跟着布丁读书法史】之146,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版权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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