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丨三湾一弄的景芳
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里,有句台词,我是一直老欢喜:“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听着铿锵有金石声,眼前会显出一些故人,其中就有一位滚地龙里长大的女子。
小时候,我家住在滚地龙。老上海都知道那叫三湾一弄,三湾是朱家湾、潘家湾、谭子湾,一弄是药水弄。
这里的居民,大多是上世纪初从苏北逃难到上海滩,群居于此地,到我这辈已是第三代。这里贴着内环,现在不算白金也是白银地段。但当时,是下只角里的下只角。
一大早,弄堂里倒马桶和买早饭的走在一条小道上,擦肩而过,大家互相问候,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到了晚饭时,各家的饭菜香气弥漫在弄堂里,小孩子能靠鼻子闻出各家伙食水平。饭后,有电视机的家庭门庭若市,全是来看《上海滩》《霍元甲》的邻居,主人把音量开到最足,只有其他家夫妻打架或者教训孩子的吵闹声才能盖过。
总之,这是一片草草莽莽的穷街陋巷,妥妥的人间烟火之地。
景芳家姓什么,我以前不知道,以后怕也不会知道。她比我大个十来岁,我念小学,她已是成人。看得出,她家穷得很,一家四口挤在一个看上去暗戳戳的小房子里。她爸妈不太和睦,总吵架。白天,他们在房里吵,景芳就在门外呆着。她身材高挑,少说一米七,站在小房子门口,像一株纤细的杨柳,秋冬寒风一吹,更显柔弱。
她有个妹妹,比她矮一大截,精神有点问题,不上学,每天都在弄堂里瞎转悠。有几个比我大点的孩子,就爱逗她玩,带她在弄堂里踢球。妹妹不会踢,守门,大孩子半是愣半是欺负人,打门的时候真用力。妹妹不懂,没踢到她,就哈哈笑,踢到了就哇哇哭。有一次,景芳凑巧早回来,正好看到妹妹哭,她二话没说,过来就抽了踢球的大孩子一个耳刮子。大孩子本来还在笑,转眼就哭了,景芳不理他,一言不发,拉着妹妹的手往家走。
我当时就在边上,怕得不敢出气,看着她们姐妹俩的背影拐进一条小路,一高一矮,像一棵树和一朵小花在移动。
八十年代末,弄堂里的上海小年轻,也呆不住。我听大孩子们提到,景芳应该是技校毕业,但不愿意去厂里当工人,分配了工作也不去报到。这在当时可是弄堂里的大新闻。三湾一弄的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总觉得进厂工作是天经地义,不工作在社会上“荡”的,男的是流氓,女的叫拉三。这话明里不说,其实交头接耳之际,已在弄堂里疯传。
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见到景芳,有人说她出去讨生活了,据说是很远的南方。说这话的人总是摇摇头,一副很为她的未来担忧的样子。我太小,不知道南方为什么这么可怕,每每在弄堂里看到落单的景芳妹妹,也没来由地为她俩的命运担忧。
大概消失了一两年,景芳出现了。大人们都说她从广州回来,这又是弄堂里的一件新闻。邻居们涌到她家窥她。我第一次看到她家门大开着,爸妈笑呵呵地坐在一张长凳上,隔着桌,她和妹妹坐另一侧的长凳。邻居们并不关心她爸妈,都围着景芳,听她讲刚开放的南方。她淹没在人堆里,我在屋外远远地望去,只能依稀看到一个熟悉的清瘦身影。
广州人爱喝早茶,最高级的酒店是五星级的……虽然我听到的都是二手信息,但这些信息传进我耳朵里,就像天书一样动听。她是第一个让我对南方产生浓厚兴趣的人。此时,她已然成了我们弄堂更是我心里的一个传奇。
景芳回来待了一阵子,跟爸妈说,要努力挣多点钱,带妹妹走,去过好日子。爸妈和邻居围着她,劝她留着。上海那么好,哪里还有比上海更好的地方?她回一声“不”,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爸妈管不住她,很快,她又消失了,妹妹继续在弄堂里游荡。一年、两年,再听到她的消息时,我都上中学了。听说,她在广州做服装生意,但生意失败,把先前赚的钱全赔了,不肯回来。传话的邻居照例是摇头,好像她曾替景芳算过了命,并且曾经劝告过她,不可逆命而行。
但终究过了两三年,她回来了。这次说是从香港回来。那个时候的香港,代表着一切的美好:港币、大彩电、烤乳猪、明星、时装。没人敢问景芳现在做什么,靠什么发了财,只是簇拥着她,气氛拘谨但又热烈。
这次,她没在老房子待多久。离开时,悄悄把妹妹和爸妈带走了。
再后来,偶尔会听到她的音讯,说她又去了日本,辗转数年,又回到了上海。这时,三湾一弄已经拆掉,邻居们风流云散,没什么联系,我再也没见到过她本人。
但是,景芳在我心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总觉得她现在就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某一座楼里。妹妹的头发灰白了,而将近老年的她,身形依旧瘦削如柳,久历风尘,益发柔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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