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农民离乡因不愿当“二等公民”

李玫瑾：而且我觉得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好像香港什么台湾人他都给家乡投点钱，好像我们现在这些人没听说谁富裕去了给家乡去投点钱，就您刚刚说的这个。

窦文涛：不存在的。

陈丹青：我还听说过这样的，我听了蛮感动的，就90年代我听说中国有小姐了，说很多小姐就拼命挣钱就是能够让给自己父母盖个房子或怎么样过年回去街坊邻居挺有脸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情况，她可能说的是小县城，我指的是真正的农村。

李玫瑾：现在很多农村房子都有，就是没人。

窦文涛：没有故乡这个概念了，故乡将来是个古典的概念，因为它这个城市化实际上就是面目全非。

李玫瑾：而且第二代也进了。

窦文涛：就没有了，你看你不要说别的，他们讲现在是到几几，前几年的时候整个农村的叫留守儿童就已经五、六千万之重，这都是犯罪有可能的土壤，就是你看这些孩子流浪，流浪都不在自己家里流浪，那警察一次次的把他们给运回来，在别的城市里找来运回来，运回来关在村里，或者县乡镇的那个收容儿童的地方，他们能从四楼跳下来又跑到城市去，他讨厌，连孩子，因为这些孩子也就是说乡村故乡不在还包含着什么呢？家庭也不在了，整个的这些纽带都没有了，因为他留守儿童父母亲都在远方打工，父母亲也不管他们，有个警察在街上捡着一个孩子，他的手机里有一百多个电话，没有他父母的电话，就这孩子完全不跟父母联系，就这种农村的留守儿童到处乱跑，就是那你说整个就像你感觉到，我理解你说的就掏空了，它不光是物质环境掏空了，心里的这个东西也掏空了。

李玫瑾：高考有其历史功绩 须反思现实意义

李玫瑾：其实有些孩子他也想回去，其实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嫌疑人，他也是十几岁的出来流浪，后来我聊到最后反正气氛也比较好了，我就问他，我说如果就是说你没有走上犯罪这条道上，你觉得你最理想的人生是什么？他当时歪着脖子他就笑，他说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要给我点启动资金，我包上一片山林，然后养上一些羊，娶个老婆，有几个孩子，这就是我的最理想的状态，因为他就是山区出来的，他那个家很穷。

但是他说的这个愿望要真的能做到的话，我认为他养活他自己应该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就是这种在发展进程中，我们只顾得GDP，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些大多数的孩子他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真的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现实一点，就精英教育只是一少部分，其实我自己也是恢复高考的受益者，但是我还是这观点，这个高考它有它历史的功劳，它的功劳在哪呢？十年，你这个教育已经混乱了，我现在不知道人才在哪，我通过一次考试就选拔出来，但是如果你已经按部就班的搞教育，那就不要把考试作为重点了，重点是什么？每个人都找到自己最快乐的事情，然后能养活自己，有时候我就讲，你在厨房里做饭和实验室做科研有什么差别。

陈丹青：你说的这个背后还有更大的一个真实，就是这么多年下来一个草根，一个民间慢慢消失了，消失以后你让大家为什么还要回去，你比方住着三十多年来，百年来是最发达，而且甚至超过一些先进国家，原来在这个公路系统，就交通系统是为了把成立的东西输送到下乡去，带动当地发展，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就当地有了这个交通它往外跑，反而加速了这个掏空的过程，掏空还在其次，就是我最在乎的就是他不爱他的故乡了，你刚才说的这个罪犯他说我回去养一片林子，这还是个相对古典的理想，有几个人有这样理想，今天谁有这个理想谁完蛋，他最高理想是我到城里去，我这辈子我再也不要做农民，我听说过这个事，我不要在看到泥土。

李玫瑾：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城乡的。

陈丹青：所以这背后有更大的真实在那，他就是二等公民，只要有城乡差别，有城乡户口，他就是二等公民，我要是个农民我当然走。

李玫瑾：那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反而离开城市了，就是现在它是需要一个饱和的过程。

陈丹青：那你想你在农村从前有很多很多乐趣，除了自然的乐趣，陶渊明那种乐趣，还有很多类似像文艺活动，古典农村都有的，甚至到四五时期所有的文化人，文化来自草根，来自民间，并不是大生活。

李玫瑾：而且那时候住农村的人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陈丹青：我们小时候在上海长大的还最开心就到农村去，吃的也好，过春节什么各种乐趣，现在有吗？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李玫瑾：我觉得这个教育，还有你刚刚说的这些故乡情，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些年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就淡化了。

窦文涛：主要就是说你现在梦想中的生活是什么，就变得你完全找不着北了，就什么是梦想中的生活，那就是有个好房子，你看看有钱就是这样，甚至他倒是觉得认他乡是故乡，到外国去，移民，自然环境是外国好，空气什么一切外国好，在中国留下一个什么，就经济发展之后然后就是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我在人家台湾人那学一词，叫什么呢？生活品质，人应该讲点生活质量，生活品质是什么？我觉得咱们现在可以有很多钱，可是这个生活品质，你比如你住在北京你就是有生活品质吗？你这个品质再低。

李玫瑾：这个就是我认为是节奏的问题了，这个刚才讲教育，下一个就是节奏，我觉得人们现在这个节奏太快，就是我们像现在微信当中很多传的，老板要快，上司要快，我们每天上班八小时路面要赶要快，所以有的时候您说像您这个咱们搞艺术创作，说劳动创造文化，其实我个人还是应该有休闲创造文化，如果没有闲人是不可能出文化的，闲就是你得有钱养一部分人，就养的他，干嘛呢？他跟你摇摇脑袋哼着诗就出来了。

窦文涛：他最爱听，今天的好像没人养。

李玫瑾：发明也需要这个闲，爱迪生整的我们现在教育年年考试他肯定发明不了那么多东西。

窦文涛：丹青兄有什么问题？

陈丹青：没有，我都不太敢谈教育问题，因为它越铺越大，然后蛮难有一个全景观的描述可以说出这么多问题和它背后的原因。

窦文涛：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想起是的事，我现在好像可以给你就说最近中国好像是酝酿着英语占得比重越来越低，就以后不拿英语去卡学生了。

解说：据说是这样。

窦文涛：你听了这消息不是有点抚今追昔吗？

陈丹青：一个有待证实，还有一个我相信这件事伤害的英文，我去掉我痛恨的那些理由，英语考试和必须通过考试这件事伤害了英语，因为并没有因为这个教育年轻人的英语极大的提高，没有的，所以现在又有人说这样的话对英语教育还是不好，对英语教育早就不好了，所以我第一要求证这些政策到底怎么回事，第二要看一段，当然如果真的是在缓和，我当然很高兴，但我发现新的问题是不是这个，而是现在要考大学的人在降低。

窦文涛：这就像是那天我主持一个超长的活动，最后我都感慨，我说难道中国人就是要把一切东西都搞到令人厌烦才肯罢休吗？就本来一个挺好的事，最后不搞到你全民厌烦它就不算完。

陈丹青：所有政策它会有报应的，问题是得蛮久以后才看出来，这个报应潜藏着呢，它各种各样累积起来的恶果它分阶段会在不同领域会浮起来，然后我们要面对这个，面对我们要想出新的政策去治它，但通常我们会有一个错的政策纠正下一个错的政策，就看下一个错的政策是什么。

窦文涛：就是错上加错了，您的学生，我刚才代丹青问，您的学生将来是要当警察的吗？

李玫瑾：对，绝大多数都是当警察的。

窦文涛：他们对警察热爱吗？你能感觉。

李玫瑾：他们对警察当然热爱的，很多孩子都小时候看电影就看到的，然后就想当警察，但事实上可能他们真到工作以后就发现变化了，所以有的学生曾问我说，小的时候想当警察，后来上了大学改变就想的不一样了，我现在工作又跟学的不一样了，这就是一个现实的变化。

陈丹青：你最早的学生现在应该已经蛮大了。

李玫瑾：对，我1985年第一次给他们上课，我1982年到的单位，1985年讲课，所以我很多学生现在都比我优秀的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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