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这些重要关节，为什么常有佛影闪现？

王维、李白、白居易、柳宗元、苏东坡、汤显祖、李卓吾、曹雪芹、龚自珍……这一长串熠熠发光的名字，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创作，都与佛教、佛学结缘匪浅；格律诗的产生、意境说的形成、江西诗派的评判、《爱莲说》《岳阳楼记》的解读、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梁启超的“熏、浸、刺、提”见解，等等，文学史上这些重要关节，无不隐隐有佛影闪现。

古往今来，佛教与文学之密切关系，实为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互鉴、共融的一大成功例证，也是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学者陈洪的《结缘两千年：俯瞰中国古代文学与佛教》一书，便从文人与佛教僧侣的交往谈起，层层拓展深入，为读者朋友展现佛学与文心的诗情画意。

陈洪/著，上海三联书店

作品选读

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主要通过僧徒与文士的交往而建立。柳宗元指出：

昔之桑门上首（即高僧——今按），好与贤士大夫游。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

而黄宗羲则讲：

唐人之诗大抵多为僧咏……可与言诗，多在僧也。

其实，这种现象并非哪一代所特有。自两晋至晚清，僧俗间酬唱之作充斥于各类诗集，诗翁们与僧徒相游处的轶闻趣事散见于历代的稗史、笔记，可谓不胜枚举。这种交往，多数并非深契于佛理，而是缘于诗文之相投。但也有些诗人诚心皈依莲台，如王维、白居易等。对这种关系，古人评价不一，而以韩愈与柳宗元的争论最有代表性。

韩愈、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领袖，又都在中唐诗坛别开生面，卓然成家。二人彼此钦重，有很深的交谊。但对于佛教，他们的态度截然相反。柳宗元的亲友长辈多有信佛者，使他自幼便受熏染，自称“知释氏之道且久”。后遭贬谪，心灰意冷，越发留意于空门，而困顿中，委实得到不少僧人的敬重、爱护，更增进了他与僧人间的友谊。韩愈恰恰相反，一生“志与僧法为敌”（汤用彤语），为反佛几乎送掉性命，深为后世儒生所叹服，有“蹂释老于无人之境”的赞语（皮日休语）。于是乎，两个朋友间的争论便不可避免了。

贞元十九年，韩柳同在京城长安为官。柳宗元的旧识文畅和尚找上门来，自称将游历东南，临行请诗坛名流们赋送别之作。柳欣然命笔，并代向韩愈说项，请韩也来凑趣，当时为文畅作诗的有权德舆、白居易、吕温、张祜等，号称“得所序诗累百余篇”。大约是盛情难却吧，韩也写了一篇《送浮屠文畅师序》。数年后，他在《送文畅师北游》中形容文畅求序的情状，完全是一派居高临下、教导训诲的姿态。此事虽未在韩柳间爆发争论，但分歧已是显而易见。

数年后，柳宗元谪居永州，有隐逸之士元集虚来访。柳为其作《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肯定了他贯通三教的努力，并含蓄地批评了对佛教“怪骇舛逆”的“学者”。韩愈见到这篇序文，大不以为然，便写信责备柳。柳宗元不肯接受指责，借《送僧浩初序》作半公开的答复。

又过了十年左右，韩愈诗中重提此事。他贬潮州路上遇到元集虚，赠诗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吾未识子时，已览赠子篇。”“赠子篇”即指柳《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看来，当年柳宗元的直言抗辩并没有影响二人的友谊，但也没有改变各自对佛教、僧徒的态度。

柳宗元在永州、柳州时，均与僧人关系密切。他以待罪之身安置永州，初到时无处居住，只好借居于古庙龙兴寺，一住数年。这期间，与住持重巽结下了友谊。重巽是天台宗中兴名僧湛然的再传弟子，兼修禅、净，佛学上有很深的造诣，被柳宗元推崇为“楚之南”的第一人。重巽给柳以各方面的照顾，柳宗元也很尊敬他。柳宗元居住的西厢房原来光线较暗，便在西墙开了一扇窗，室中顿见光明。他为此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送给重巽，借题发挥，表示愿意借助佛理打开心灵之窗。重巽自采新茶送给柳宗元，柳作诗感谢云：

芳丛翳湘竹，零露凝清华。

复此雪山客，晨朝掇灵芽。

蒸烟俯石濑，咫尺凌丹崖。

圆方丽奇色，圭璧无纤瑕。

呼儿爨金鼎，余馥延幽遐。

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

犹同甘露饭，佛事熏毗耶。

咄此蓬瀛侣，无乃贵流霞。

诗中描写重巽采茶的形象，超尘脱俗如在仙境。“甘露饭”则用《维摩诘经》的典故：佛以满钵饭与维摩诘，饭香普熏毗耶离城，以及三千大千世界。柳宗元这样写，既赞美了重巽茶叶之非凡品，又暗示自己与他的友谊建立在深契佛理的基础上。

在永州，与柳宗元交往的僧人还有浩初、文约、元暠、文郁、琛上人等，其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浩初。浩初是衡山龙安寺如海禅师的弟子，元和三年到永州为其师向柳宗元求写碑文，柳写下那篇著名的《送僧浩初序》。后柳宗元为他赋诗二首，其一为《浩初上人见贻绝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珠树玲珑隔翠微，病来方外事多违。

仙山不属分符客，一任凌空锡杖飞。

其二为《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

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飞锡、化身，都是佛门用语。二诗借佛典而抒情写意，圆融无痕，历来为论者称道。

韩愈虽然以辟佛著称于世，但也不免与僧人交游。他与柳宗元的区别在于交游的目的与态度。《韩昌黎集》中赠诗往来的僧人有文畅、澄观、惠师、灵师等七人，所赠诗多有训诫的味道。另外还有《送高闲上人序》等文章，也有劝其“反正”意思。而贾岛本为僧人（法号无本），后还俗参加科举，原因之一就是与韩愈交游受到了影响。然而，尽管如此，韩愈还是因与僧人的游处受到批评。他被贬潮州时结识了僧人大颠。大颠俗姓杨，初居于罗浮山，后为潮州灵山住持。韩愈因潮州地方偏僻，寂寞无友，便召与相谈。结果流言纷纷，以致他不得不专门作文“辟谣”：

有人传愈近少信奉释氏者，此传者之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且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但这并没有使流言平息下去，反而越演越烈，后来又有《与大颠第一书》《第二书》《第三书》流传世间。信的内容和《与孟简书》的自述差不太多，大意称穷居僻壤，寂寞愁闷，请大颠破除畛域偏见，过往一谈。千余年来。关于这几封信的真伪，聚讼纷纭，欧阳修、苏东坡、朱熹、杨慎、胡应麟等都参与到争论之中，迄今仍是未了公案。有的说是僧人伪造，败坏韩愈名声；有的说是韩愈自为，白璧微瑕。与此公案相关，《五灯会元》又有韩愈同大颠谈禅的记载。一次是韩愈问大颠年纪，大颠先后以举数珠、叩齿作答，愈终不解。另一次是韩愈请教治州方略，大颠默然。愈不解，侍者敲击禅床三下，说：“先以定动，后以智拔。”韩愈得悟，大叹服。这似乎可断作黠僧所造。但这些事的真伪并无关紧要。因为韩愈自己没有否认与大颠的往来，而且明白称赞其“能外形骸，以理自胜”。况且统观韩愈一生，他虽站在维护儒学道统的立场猛烈抨击佛教，但与僧人往来还基本是友好的，有时甚至很尊敬对方。

大颠之外，他对颖师的琴艺也佩服之至，在《听颖师弹琴》中写道：“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琴，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极力渲染自己受到的感情震荡。以致后世腐儒不能理解，认为韩愈此诗为捧场之虚套。

要之，从韩愈、柳宗元的争论以及各自与僧人交游的情况看，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发：

1、文士与僧众的交游是很普遍的现象。文畅南游便向近百名诗人索稿，辟佛如韩愈者亦不免于往来，柳宗元贬谪时栖身于僧舍，如是等等，都可见一时之风气。

2、诗人们身处逆境时与僧人往来尤多。这一方面由于自身情绪低落，失望颓丧而容易接受佛理，另一方面也因为僧众与世俗利害关系疏远，炎凉之态较轻，正如柳宗元所讲：“凡为其道者（指出家为僧——今按）,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

3、僧侣中确有重交谊、有识见者，在诗人困窘时给予安慰，甚至千里相访，不以炎凉易态，与俗世成明显对比，从而获得了诗人们的尊敬（当然，并不是没有相反的情况，如上述之文畅就好名近俗，简直有“打抽丰”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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