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煦与苏轼关系考

宋哲宗赵煦和苏轼，一个是历史上最帅的皇帝（probably），

一个是历史上最有名、最受欢迎的明星文臣（definitely），

后者还是前者长达好几年的侍读老师，而他却在皇帝亲政后遭遇远谪岭南再谪海外的悲惨经历，引人同情。

两人关系如何演变的？——想来应是个很有流量的话题！（←没有说这两人也可以磕的意思）

然而，研究苏轼的书籍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我却没看到有深入论述苏轼和赵煦两人关系的。一般苏轼传记提到赵煦，全是大手一挥「责任全在煦方」的态度：

原本我对这个话题兴趣也不大的，但在研究（洗白）章惇的过程中，发现这竟然是他社交圈中最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遂不自量力，来粗略探讨一下流量大V的冷门问题。

（以下提到皇帝，不写庙号只写人名，且以实岁来计算） （放到王巩的书评下是因为下文中有两个重要段子均是来源于王巩《随手杂录》）

▷▷1 苏轼与赵顼的关系

要讨论赵煦和苏轼的关系，得先回顾一下赵煦他爹赵顼和苏轼的关系。

最能体现赵顼与苏轼关系本质的，就是乌台诗案的处置结果。在此直接引用苏粉大佬朱刚教授在《苏轼十讲》中的结论：

《长编》把宋神宗的这一决定表述为他受到御史台压力的结果，后者本来意图将苏轼置于死地，而神宗使用皇帝的特权，给予他不杀之恩。《宋史·苏轼传》对乌台诗案的表述也与此相似：「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照这个说法，宋神宗对苏轼「独怜之」，给予了特别的宽容，才饶其性命，将他贬谪黄州。类似的表述方式在传统史籍中十分常见，其目的是归恶于臣下而归恩于皇上，经常给我们探讨相关问题带来困惑。其实这种说法本身经不起推敲。固然，与御史台的态度相比，神宗的处置显得宽容；但御史台并非诗案的判决机构，既然大理寺、审刑院已依法判其免罪，则神宗的宽容在这里可谓毫无必要。恰恰相反，审刑院本使用的「特责」一词，准确地刻画出这一处置的性质，不是特别的宽容，而是特别的惩罚。

大佬还继续补刀：

……以上的故事（←指各路人士为苏轼求情）大抵都可靠，问题在于这样一来，好像只剩御史台的那几位御史是主张严惩苏轼的，别人都不以为然。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把乌台诗案看作政治事件时，存世的史料呈现出明显的缺陷。历史上凡是被否定的事往往如此，史料记载了许多人曾为阻止其恶化付出努力，但就是不说「元凶」是谁。《宋大诏令集》卷二百零五有一篇《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制》，即当时由朝廷发布的对乌台诗案之结果的正式表述，引录于下：「敕：其官某，稍以时名，获跻显仕，列职儒馆，历典名城。报礼未闻，阴怀觖望，讪謏国政，出于诬欺。致言职之交攻，属宪司而辩治，诐辞险说，情实其孚。虽肆宥示恩，朕欲从贷，而奸言乱众，义所不容。黜置方州，以励风俗，往服轻典，毋忘自新。」

赵顼既然在诗案的判决结果上表现得这么刻薄寡恩，在制词中也说得如此冷酷无情，那么赵顼对苏轼实际是什么看法，作为一个感知力丰富的文人才子，苏轼心里不可能不敏感。

赵顼在元丰末年虽然对外传出过要启用苏轼的小道消息（包括通过章惇这个二传手放出一些要恢复诗赋考试的风向），但终其一朝，苏轼没有再在他治下获得重用（哪怕苏轼还搞了一出与王安石和解的大戏）。

赵顼死后，8岁的赵煦登基，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为相，苏轼也被召回朝廷，先后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侍读、翰林学士知制诰。

这期间发生了一个段子（王巩《随手杂录》）：

子瞻为学士。一日，锁院，召至内东门小殿。时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对，授以除目：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承旨毕，宣仁忽谓：「官家在此。」子瞻曰：「适已起居矣。」宣仁曰：「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子瞻曰：「汝州团练副使。」「今为何官？」曰：「备员翰林，充学士。」曰：「何以至此？」子瞻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子瞻曰：「岂大臣荐谕耶？」曰：「亦不关大臣事。」子瞻惊曰：「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曰：「久待要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忽时而称之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声，宣仁与上左右皆泣。已而赐坐吃茶，曰：「内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子瞻亲语余如此。

王巩是苏轼好友，结尾有「子瞻亲语余如此」盖章，可见段子真实性较高。

别看苏轼当场听到「用你当翰林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就哭得稀里哗啦，作为一个有史学修养的大学士，对于这种「本来要用你的，可惜来不及就挂了」的帝王话术，苏轼心里是门清的：你故意对我刻薄，无非是为了留个机会让你儿子来给我施恩，好让我一心辅佐你儿子嘛~懂懂懂！

这从他给司马光写的《司马温公神道碑》就能看出来：

昔齐神武皇帝寝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诸将皆莫能敌，惟慕容绍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贵，留以遗汝。」而唐太宗亦谓高宗：「汝于李绩无恩，我今责出之，汝当授以仆射。」乃出绩为叠州都督。夫齐神武、唐太宗，虽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绍宗与绩，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为其子孙长计远虑者，类皆如此。宁其身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孙专享得贤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尽用，安知其意不出于此乎？

——看得出来，至少在写下这神道碑碑文的一刻，苏轼想到自己沉沦前半生终于换来在新皇帝手下当上翰林，不久的将来或许还能被「授以仆射」走上人生巅峰，心里怕是有点小激动的吧。

▷▷2 苏轼的侍读生涯

元祐元年苏轼苏辙就先后脚在迩英阁侍讲，元祐二年七月，在程颐被罢经筵后，苏轼领翰林侍读，成为迩英阁的「常驻帝师」。

苏轼与赵煦相处得如何？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有提到：

二年元祐二年，复除侍读，每进读至治乱盛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上有所觉悟。上虽恭默不言，闻公所论说，辄首肯喜之。

同年九月十五日，以讲《论语》终篇，赐宰臣、执政、经筵官宴于东宫。赵煦御书唐人诗，分赠与参宴的近臣，苏轼被分到的是白居易的「紫薇花对紫薇郎」——赵煦显然是知道自己老师一向喜欢并自比白乐天的，特投其所好选赠了白居易写紫薇郎（比喻翰林学士）的诗，透露出小孩子对老师真诚的讨好。

同样是王巩《随手杂录》，还有另一个苏轼与小时候赵煦的段子：

子瞻自杭召归，过宋，语余曰：在杭时一日，中使至，既行送之，望湖楼上迟迟不去。时与监司同席，已而曰：「某未行，监司莫可先归。」诸人既去，密语子瞻曰：「某出京师辞官家，官家曰：辞了娘娘了来。某辞太后殿，复到官家处，引某至一柜子旁，出此一角，密语曰：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赐，乃茶一斤，封题皆御笔。子瞻具札子，附进称谢。至宋，语余曰：「且教子由伏事娘娘，我小使头出来，自家门打一解。」哲宗眷遇如此，复为大臣谗逐，至贬海岛，命矣。

仅就这几个段子而言，苏轼与赵煦的长幼关系貌似一开始非常融洽，苏轼教什么赵煦都听得进去，赵煦对苏轼也有正向的反馈（甚至是明显讨好），王巩在结尾小带的节奏「哲宗眷遇如此」所言不虚。

这不仅让人好奇：这对师生，后来怎样了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让我疑惑的点——

别看苏辙在墓志铭中总结「每进读至治乱盛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正史野史中，关于苏轼如何对赵煦进行现场教学的段子，其实没几个。

赵煦的幼年教育是元祐大臣非常关切的大事，这方面留下的段子还不少：

程颐当崇政殿说书时间非常短，留下了喋喋赵煦折柳、不踩蚂蚁的段子；

司马康当侍讲时间也不长，留下「三德就够用了」「《孟子》王道」等对话；

王岩叟不是赵煦的正式老师，也多次与赵煦有「论射」「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并无所好，惟是观书」等劝读的对话。[1]

而苏轼具体教了赵煦什么内容，我能找到的段子比较典型的就李廌《师友谈记》记录的一个：

元佑癸酉正月二十六日，见东坡先生。礼部尚书苏公子瞻，先生自号居士。公曰：「近因讲筵，从容为上言人君之学与臣庶异。臣等幼时，父兄驱率读书，初甚苦之，渐知好学，则自知趣向，既久则中心乐之，既有乐好之意，则自进不已。古人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陛下上圣，固与中人不同，然必欲进学，亦须自好乐中有所悟入。且陛下之学，不在求名与求知，不为章句科举计也。然欲周知天下章疏，观其人文章事实，又万机之政，非学无所折衷。」上甚以为然。退见宰辅，诵其语，且曰：「上天性好学，某将自汉至唐，择其君臣大节政事之要，为一书以备进读。今读《三朝宝训》，林子中所编也。」

其中「某将自汉至唐，择其君臣大节政事之要」可在《苏轼文集》中可找到《迩英进读八首》，内容确是讲汉唐几个君臣的小品文章。

需注意，《师友谈记》这段子发生在苏轼任礼部尚书以后（苏轼与李廌谈话时已是元祐八年正月，赵煦刚过16岁生日）。而苏轼可是从元祐元年（赵煦9岁）就开始当老师的，后来虽几进几出，但只要他回到朝廷都一直挂着「侍读学士」的职位。按照苏轼在当时放个屁都能青史留香的惯例，他这么长时间的真·帝师生涯，却没有流传下几个教学段子，岂不是有点奇怪？

我翻看《苏轼文集》，他也正是在出任礼部尚书后才有了几篇正经写给赵煦本人的文章（我们就假设前几年经筵讲学是论语孟子类的基础填鸭教学阶段不需要侍读额外发挥好了），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元祐七年月十一月授礼部尚书写的谢表《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之二）》，既是他借谢表与皇帝本人对话，也是阐述他劝诫未来君主的理念：

……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以来，学如不及。问道八年，寒暑不废。讲读之官，谈王而不谈霸，言义而不言利。八年之间，指陈文理何啻千万，虽所论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诚，六曰明。慈者，谓好生恶杀，不喜兵刑。俭者，谓约己省费，不伤民财。勤者，谓躬亲庶政，不迩声色。慎者，谓畏天法祖，不轻人言。诚者，谓推心待下，不用智数。明者，谓专信君子，不杂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陈迹，老生之常谈。言无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饮膳，则为谷米羊豕，虽非异味，而有益于人；璧之药石，则为耆术参苓，虽无近效，而有益于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饮膳，如服药石，则天人自应，福禄难量，而臣等所学先王之道，亦不为无补于世。若陛下听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闻春禽之声，秋虫之鸣，过耳而已，则臣等虽三尺之喙，日诵五车之书，反不如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其为尸素，死有余诛。伏望陛下一览臣言，少留圣意，天下幸甚。

后半段这一长串强调「陛下您要是学不进去（听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我们就blabla尸位素餐，死有余辜」看得有点迷惑，苏轼似乎对自己讲的东东赵煦能听进去多少不怎么有信心。

除了谢表，还有一篇元佑八年五月的《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内容是建议让赵煦阅读唐德宗宰相陆贽的奏议文集。

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还，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覆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

苏轼没有上前代那些「君臣相得」案例中的文章，反而建议赵煦看一个被「苛刻猜疑」君主未加重用的臣子的文章，他这是在针对什么？

对于这次进读陆贽，苏轼相当看重，他在《答虔倅俞括奉议书》也提到：

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议善本，顷侍讲读，尝缮写进御，区区之忠，自谓庶几于孟轲之敬王，且欲推此学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挟此药，以待世之病者，岂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

陆贽的文集在苏轼眼中成了某种良药，可用来医治「世之病者」。这样说来，他是觉得谁有病？

以及，苏轼既然这样诚心地进读了陆贽文集，赵煦按理说也都看了，但看完后，赵煦可有问过什么问题？苏轼怎么解答的？两人有啥互动？我们一概不知。

苏轼这人留下的史料是相当丰富的，他的年谱可精确到让人知道「他每周都干了什么」。但他这份重要的侍读工作，仅以史料存量来看，几乎是乏善可陈了。——按照我吃瓜的惯例，他匮乏的部分，尤其应pay more attention。

-------------------------------- [1]出处如下： 《二程集》：一日，讲罢未退，上忽起凭栏，戏折柳枝。先生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不悦。 颐尝闻上在宫中起行漱水，必避蝼蚁，因请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诚恐伤之尔。」先生曰：「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则天下幸甚。」；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哲宗元祐初，春秋尚少，渊默未尝语。一日经筵，司马康讲《洪范》，至「乂用三德」。忽问：「只此三德，为更有德？」群臣耸然。康言：「三德虽少，然推而广之，天下事无不皆在。」上曰：「然。」

《宋史·司马光传》：（康）为哲宗言前世治少乱多，祖宗创业之艰难，积累之勤劳，劝帝及时向学，守天下大器，且劝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训迪，其言切至。迩英进讲，又言：「《孟子》于书最醇正，陈王道尤明白，所宜观览。」帝曰：「方读其书」。

王岩叟过问赵煦读书情况，在《长编》卷456、464、471等处。

▷▷3 仓促的决裂

到了元祐八年九月初三，高太后嗝屁了，苏轼则被外放去定州知军州事，到这时，我们终于等到了一篇苏轼写给赵煦（and赵煦only）的札子——《朝辞赴定州论事状》[2]。

苏轼上这篇札子的背景很有意思，一般朝廷要员被安排外出做地方长官（安抚使是负责军务治安的长官，是重要差遣）时，应在赴任前上朝谒见皇帝。赵煦特地降旨让苏轼不得面辞，直接出发，苏轼对此表达了不满：

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此为首冠，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亦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词，降旨拒绝不令上殿，此何义也？臣若伺侯上殿，不过更留十日，本任阙官，自有转运使权摄，无所阙事。迎接人众，不过更支十日粮，有何不可？而使听政之初，将帅不得一面天颜而去，有识之士，皆谓陛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兆见于此矣。

质问完「你为何不愿见我？你这样做是何义？」苏轼没有收口，而是进一步发牢骚：

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亦难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见乎离。」夫圣人作而万物睹，今陛下听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见离之道，废祖宗临遣将帅故事，而袭行垂帘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识所以惊疑而忧虑也。臣不得上殿，于臣之私，别无利害，而于听政之始，天下属目之际，所损圣德不小。

苏轼一方面摆出「我是你老师」的谱，一方面抬出「朝廷有识之士」作为背书，直接点明：你这样对我，大家可是看着呢！我进不了宫上不了殿这件事，「天下属目」，这传出去了，损的可是你的名声哦！（←有一说一，苏轼是有底气这么讲的。以他在大宋朝野的地位，完全可比当代那位被大众误以为「以勾结****、煽动****罪名被抓」而上了热搜的「杭州马某」。苏轼被刚刚亲政的皇帝所冷落的谣言一传出来，那大宋眉山集团的股票怕也得瞬间蒸发个几百亿吧~）

牢骚发完了，接下来到了重点：

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出门，非敢求登对，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来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便废此言，惟陛下察臣诚心，少加采纳。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光，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不过数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识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故作无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身寄于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奕棋者胜负之形，虽国工有所不尽，而袖 手旁观者常尽之。何则？弈者有意于争，而旁观者无心故也。若人主常静而无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汉景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错，更易法令，黜削诸侯，遂成七国之变。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终身不敢复言兵。武帝即位未几，遂欲用兵鞭挞四夷，兵连祸结，三十余年，然后下哀痛诏，封宰相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于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变而复安。武帝之悔迟，故几至于乱。虽迟速安危小异，然比之常静无心，终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语矣。今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则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以纪圣功，兼三宗之寿，不足以报圣德。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

到这一大段，苏轼写文的目的袒露得很彻底了。——还挺难得看到苏轼对皇帝本帝这么开诚布公地讲话。

首先，我心知肚明，你不肯见我，就是不想听我当面发表「临别感言」，但你不想听，我却不得不说呀！

我知道你现在终于亲政了，想要搞事了，但我劝你，以静制动才是最上策！（←接连用了好几个为何「静」比「动」好的比喻）

再接着用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反面事迹，说明「古者英睿之君，勇于立事，未有不悔者也」，那些一上位就搞事的君王啊，他们没有不后悔的！汉景帝悔得早，所以危而复安；汉武帝悔得太晚，天下就被他搞乱了（←顺便一提，隔年的三月赵煦面对苏辙同样拿汉武帝比喻他爹当场发飙，「呵斥如奴仆」，也不是没有铺垫的，苏轼的教辅中无数次地拿过汉武帝当反面案例）。

你非常聪明，但毕竟太年轻，我建议你现阶段最好是do nothing，默默观察「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也不用默观太久，就再默个三年吧。

——苏轼这人吧，不得不说，还挺会戳人痛点的。赵煦在元祐「默」了整整八年[3]，那是人家乐意吗？那是不得已为了「无毫厘之差，群奸无以伺其隙，众恶不能成其志」啊！

苏轼自己落职黄州那几年，仅仅是不能随意写诗，就感叹这不是人过的日子；而赵煦一个娃娃，他何止不能作诗，他不敢展露任何热爱、偏好，不敢表达任何多余的感情，他连话都不能多说一句！这种跟坐牢无差的日子好不容易熬出头了，苏轼还让人家再来三年？

顺便一提，苏轼在这劝赵煦「三年无改于奶奶之道」，很容易让人想到《论语》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而这恰恰是当年司马光废新政「以母改子」时专门规避过的理论。

臣又闻为政如用药方，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未能尽除小疾，然贤于误服恶药、觊万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祸者远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臣不胜忘身忧国之心，冒死进言。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苏轼的比喻库真心丰富，「为政如用药方」，又给改变政策找了个「误服恶药」的比喻，然后笔锋直指「急进好利之臣」，政策的转向必然意味着人事格局的大调整。

其实当月（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刚驾崩，朝廷大事停摆，赵煦还未表露出任何要马上绍述的迹象，但苏轼显然很敏感——可能就一个眼神，苏轼就明白赵煦要走上赵顼的老路，要启用新党，恢复新政。只不过当时皇帝没有明说，官方也没有正式表态，所以他的文章里只能模糊地以「有为」「立事」「有改变」这些词来指代这些令他不安的征兆。

这篇文当然不能代表苏轼的政论水平，但苏轼那时因王闰之去世，估计很难打起精神来义正词严地教训小皇帝，恰逢当时与苏轼同为翰林侍读的范祖禹上了一篇雄文《听政剳子》（原文在《长编拾补》卷八），苏轼认为范祖禹写得比自己好，就与范祖禹联名上奏了，并在此之后以《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为补充。

无论是范文还是苏文，其主旨无外乎申明「两个凡是」：凡是太皇太后的决策，都要维护，凡是太皇太后的指示，都要遵循。范文是斩钉截铁地「山岳不可移，圣政不可改也，金石可破，圣心不可变也」，苏文则打了个圆场，哄着皇帝「你至少等个三年」吧~

------------------------------ [2]为免大家产生「高太后一死赵煦就把苏轼赶出朝廷」的刻板印象，捋一下定州之行的具体时间线：

元祐七年月十一月二十三日，苏轼除端明殿学术、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苏轼上《辞两职并乞郡札子》《第二剳子》，在《第二剳子》中有句「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职名，即乞除臣一重难边郡，令臣尽力报称，犹可少安。臣非敢自谓知兵，若朝廷有开边伐国之谋，求深入敢战之帅，则非臣所能办。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无所失亡，则承乏之际，犹可备数。伏望朝廷于此二者择一以处臣。非独在臣分义当然，亦朝廷名器不为虚授。」 当年六月二十六日，苏轼除知定州。 七月二十四日，（是的，在拖了一个月后）苏轼乞改知越州，《乞越州札子》里面有句「及近者蒙恩知定州，虽宠眷隆异，而自早衰多难，心力疲耗，实非所堪。但以求州得州，若便辞免，是有拣择，所以勉强拜命。今复念，定虽重镇，了无边警，事权雄重，禄赐优厚。若辞定乞越，于义无嫌。」该祈求被驳回，驳回的诏书对他挑挑拣拣的做派提出了批评「眷吾北围，虽无一日之虞，而中山巨屏，实难其帅，藉卿之重，姑辍以行。……以越为请，非朕所望也，所请宜不允。」苏轼此后仍然没有动身去定州，「先生虽补外，自此至九月尚留京师，行礼部事」。 八月一日，苏轼妻王闰之卒。 九月初三，高太后崩。 九月十三日，朝廷再次下达（或重申）苏轼知定州的诏令。 九月十五日，苏轼与范祖禹同上《听政剳子》。 九月二十六日，皇帝直批书令起发赴任，不得面辞。苏轼上《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很多苏轼传记写到这，茶味那叫一个扑鼻，什么被哲宗冷落了被迫害了不一而足。这也不赖传记作者，毕竟苏轼自己在《答杨济甫》里写道：「衰年责咎，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帅定武，累辞不获，须至勉强北行。家事寥落，怀抱可知。」在《东府雨中别子由》里写道：「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

但事实上，你苏轼求「重难边郡」，得「重难边郡」，这真怨不得谁吧？虽然不幸赶上丧妻确实令人心情抑郁，但这随手就是被迫害到「白首无归期」的调调也太……

[3]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总结过：

在元祐时期，臣僚在形容赵煦时，用得最多的词就是「渊默」或者「恭默」——「渊默谦恭」「端拱渊默」「恭已渊默」「渊默临朝」「天衷渊默」「渊默不言」「恭默不言」「恭默自养」「恭默靖重」「恭默思道」等等。显然，面对士大夫及祖母的督导，赵煦极少表露自己的想法。

▷▷4 赵煦对苏轼的真实看法

不管怎样，从《朝辞赴定州论事状》这封札子可以看出，到了元祐八年（赵煦16岁）这一年，苏轼和赵煦的师生情分已基本没有，他们二人甚至连表面的客气都做不到了。

赵煦对苏轼并不遵循祖宗家法所要求的基本礼仪（朝辞之礼），苏轼对赵煦也没有为人臣子基本的恭敬，札子中放大话、发牢骚、连恳请带吓唬、小题大做、阴阳怪气……等形状应有尽有（←王闰之刚去世，苏轼情绪不稳也可理解）。

苏轼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以我们日后对赵煦的了解，气肯定是要气的。

他到底有多气？

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第49章，以生动的文学笔触想象了这么个场景：

太监送进一封奏章，字迹肥腴挺拔，署名苏轼。赵煦道：「苏大胡子倒写得一手好字，却不知胡说些甚么。」见疏上写道：「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赵煦道：「我就不爱瞧你这大胡子，永世都不要再见你。」接着瞧下去：「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物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赵煦微微一笑，心道：「这大胡子挺滑头，倒会拍马屁，说我『圣智绝人』。不过他又说我『春秋鼎盛』，那是说我年轻，年轻就不懂事。」接下去又看：「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是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赵煦阅罢奏章，寻思：「人人都说苏大胡子是个聪明绝顶的才子，果然名不虚传。他情知我决意绍述先帝，复行新法，便不来阻梗，只是劝我延缓三年。哼，甚么『 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他话是说得婉转，意思还不是一样？说我倘若急功近利，躁进大干，不但天下有恨。我自己亦当有悔。」一怒之下，登时将奏章撕得粉碎。

等等，名为「关系考」你咋拿武侠小说来凑字数了？

没办法，想找一点高太后驾崩前后on赵煦’s side的文字，找来找去竟然是金庸大大一枝独秀……我之前从没把《天龙八部》当历史小说看（书里关于耶律洪基的时间线很错乱，性格也相当失真，入侵中原走雁门关这条路更是emmmm），但重读了这一章，发现金庸居然还挺「尊重历史人物」，这段前面赵煦和奶奶临终前的对话、后面赵煦当面骂苏辙等内容，基本都贴合史实来的。

抛开这些文学想象不说，《哲宗本纪》中的赵煦，倒也并非完全不听苏轼的劝，他还真·默观了一段时间，没三年那么久，只有六个月。到次年三月罢吕大防、苏辙，再到四月十二日改元「绍圣」，想必那时他已完全想明白了「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正式开始搞事。

他自然没有忘记苏轼，他在改元绍圣前下的最后一道诏书，就是「苏轼坐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落职知英州」。

我们看看当时的制词（中书舍人蔡卞拟）：

讪上之恶，众憝厥愆；造言之诛，法谨于近。矧弹章之荐至，孰公议之敢私。爰正常刑，以警列位。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行污而丑正，学辟而欺愚。顷在先朝，稍跻清贵。不惟喻德之义，屡贡怀谖之言。察其回邪，靡见听用；遂形怨诽，自取斥疏。肆予纂服之初，开以自新之路。召从方郡，服在近班。弗讹尔心，覆出为恶。辄于书命之职，公肆诬实之辞。凡兹立法造令之大经，皆曰蠹国害民之弊政。虽托言于外，以责大臣；而用意之私，寔害前烈。顾威灵之如在，岂情理之可容。深惟积辜，宜窜远服。只夺近职，尚临一邦。是为宽恩，无重来悔。可特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

制词中所依据的罪名其实是苏轼最近一次（元祐八年五月）被御史黄庆基弹劾之词[4]，侧面说明，赵煦都没来得及深究苏轼究竟有什么过错，急忙拿苏轼最近的一顶帽子来发落。

而此时，章惇还远在苏州，尚未接到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诏令。

所以啊，让苏轼后半辈子倒霉的「元凶」是谁，那些坚信「皇帝只是听信谗言才贬的他」的姐妹们，可好好想想吧。

------------------------------------ [4]监察御史黄庆基在元祐八年五月上的札子非常内涵：

法者天下之平也，虽天子之尊不敢以喜怒而轻重，况于人臣乎？为人臣者苟欲废法以私恣喜怒，则上窃国柄，下贻民患，其祸非小也。按礼部尚书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陛下擢之于罪废之中，寘之于侍从之列，出守大藩，固宜奉法循理，而乃专以喜怒之私，轻废朝廷之制。……轼在先朝，恣为歌诗，谤讪朝政，有司推治，实迹具存。众皆以为罪在必死，独先帝怜之，止从轻典，送黄州安置。先帝之于轼，可谓有再造之恩矣，虽天地父母，无以过之。轼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内怀怨望，二圣陛下临御之初，以轼为中书舍人，轼因行制诰，公然指斥先帝时事，略无忌惮，传播四方，士大夫读之，有识者为之痛心，有志者为之扼腕。考轼之意，特欲刺讥先帝，以摅平昔之愤尔。……轼行贬吕惠卿诰云：「苟有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夫先帝立法，乃欲与天下同利，岂有先帝之圣神英睿、冠绝百王如此，而乃肯从蠹国害民之谋乎？轼所行制诰皆在舍人院，愿陛下试取而观之，盖有声述不尽者。

那时高太后还在垂帘，但令人意外的是，黄庆基札子中的陈述对象却是真·陛下而非陛下后面的高太后。高太后看到黄庆基的发言还当场与宰执大臣及赵煦讨论，ensure「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此事皇帝宜深知」。

苏轼当中书舍人时拟定的制词讥讽先帝这种冷饭，早就被炒过好几遍，高太后全都知道，但随着皇帝渐渐长大成人，这些冷饭在很多人眼里仍然有价值拿来炒一炒。黄庆基之流之所以在这种时候旧事重提，背景就是元祐七年皇帝大婚且年底行完郊祀后，朝野对于太后撤帘还政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少「小人」为抱好未来的大腿，就开始新一轮的政治投机。

▷▷5 赵煦对苏轼为何前恭后倨

【友情提醒，这一part脑洞为主。】

如果说赵顼不喜欢苏轼，是因为有王安石这个狐狸精横空出世，那么赵煦不喜欢苏轼，我左看右看，可是没有任何恶毒男配来从中作梗的。

既然没有恶毒男配了，苏轼又为何能凭实力得罪二代皇帝？

按苏轼自己所吹嘘的，他可是「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万人迷，为何却独独陪不了赵煦这个「玉皇大帝的乞儿」？

元祐八年之前，赵煦都生活在由宫闱高墙君子贤臣包裹的「无菌环境」中，他也绝非哪吒似的的混世魔童，一直到元祐四年（12岁）给苏轼送茶，他看着都是挺乖挺知礼的一孩子。

这变化的契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纯推测，大概是从元祐六年（1091）三月宰辅进《神宗实录》以后。

赵煦8岁就丧父，小时候对赵顼应该只有懵懂的怀念。到《神宗实录》编修完成时，赵煦长到14岁，也读了六年的圣贤书了，此时关于父亲的《实录》正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完整了解父亲当年都做过什么（即使那是被旧党史臣歪曲过的实录，但发生过的具体事件、人物起码是详列在案的）。

这人吧，有时就怕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北宋宇宙中要是从来没有熙丰变法这回事、没有王安石那一小撮奸邪分子的存在，赵煦一直在奶奶和元祐诸贤的保驾护航中长到成年，那他虽会比寻常少年苦闷许多，但大致也不会「长岔」，成为「仁宗2.0」还是有希望的。

可惜/可喜的是，《实录》来了，这无异于给赵煦苦闷压抑、独学无友的少年时代打开了一扇窗，新的世界、新的道路——以前被奶奶和君子们遮蔽得严严实实——现在突然显现了，远去的先帝、隐约耳闻的大奸大恶们，一个个也都鲜活了起来。

变法的万千道路中，就属父亲和王安石团队曾经开疆拓土的功业最吸引赵煦了（14岁的年纪在《EVA》里都够格驾驭零号机和使徒打打杀杀了），并且一旦洞悉了他父亲并非晚年有悔，却是「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这对小孩子内心的情感冲击可想而知。

于是，那些本不该在皇帝心中滋生的种种搞事念头，也就不可避免地像那苍蝇、蚊子般顺着这扇窗飞了进来并落户生根。

苏轼对于赵煦的心理变化，估计是有所察觉的，他在元祐六年六月奉命撰写的《上清储祥宫碑》碑文中，就一边歌颂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敛缓狱，不言兵而天下富」，一边继续大吹太皇太后，「臣观上与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谓至矣……屈己以消兵，故不战而胜」。

在元祐八年《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里，也特地强调陆贽对于唐德宗的劝诫角色： 「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

几次三番，落脚点尽是「清净好」「散财好」「消兵好」。

但赵煦听得进去吗？并没有。

苏轼当年多次嘲笑程颐的迂腐死板，但他却并没有用（与程颐截然相反的）幽默风趣、热情洋溢的克里斯玛（charisma）人格去吸引、接近赵煦；

苏轼自己有相伴终身感情甚笃的兄弟，有广阔的交际圈天南海北的朋友，但他却并没有用被亲情友情滋润的健全人格去安慰、疏导赵煦；

苏轼自然明白像赵煦这样在逼仄的情感世界中长大的小孩，追溯父亲遗志是他苦闷灵魂唯一的出口，但苏轼只是一味地引用空洞的经典，盖章并复读「这样不好」「那样不对」，并没有用「战国纵横之学」去理性说服赵煦分辨得失。

我不知道苏轼侍读期间具体教会了赵煦什么，但想来，对于赵煦真正困惑并想了解的问题，苏轼并不是一位令人信服的老师，他也没有从情感上与赵煦有过真正的亲近。

当赵煦在某个深夜通读完《实录》——继续脑洞哈——他抚卷长思，心中激动得不能自已，有了王安石之于赵顼「君臣遇合，千载一时」的对比，苏轼在他眼中便祛魅了：

一个被我爹爹当年「特责」过的人，现在竟然来教我？ 他真的是奶奶说的那样，被爹爹留给我当辅佐大臣的人吗？ 如果是真，那他为何一直说我爹爹坏话？ 还劝我不要向爹爹学习？ 这样的人，我留他何用？ 不过是奶奶喜欢罢了。 什么神宗饮食而停箸看文字之类，都是编的吧！ 哄我这个小孩呢吧！ …… ——特别是想起小时候同哭赠诗送茶等事，赵煦对苏轼的反感说不定还叠加了「脱粉回踩」buff。

苏粉经常喜欢从人性的角度给苏轼被迫害的遭遇加以升华，而以上，便是我有样学样，尽量排除政治因素[5]，从人性的角度为赵煦与苏轼的bad ending加以降格的结论（。

为免歧义，申明一下，我在这里指出苏轼与赵煦从未有过真正的亲近，不是在指责苏轼不称职或没有付出必要的情感劳动。皇帝的老师说白了不过一份工作，没有义务让学生必须喜欢上自己。

我只是作为瓜众（兼苏轼路人黑），很难不以猎奇的心态来琢磨：

苏轼为何没能让赵煦喜欢上自己呢？他可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最好玩的人，是非常容易就博得别人好感的人呀？（←苏粉滤镜发言，不代表本人观点）

无论是从同情爱护人类幼崽的出发点（赵煦一8岁小孩，没爹没娘（生母地位低下，被高太后和向太后打压，对他没有抚养权），没有同龄的兄弟玩伴，不是被老夫子们摁头读书就是被奶奶管教，这样的小孩不招人疼？），或是从苏轼自身的学识水平和教学实力（那时他已名满天下，门下已有X学士，对于教育后辈晚辈颇有心得），再从优良的外在环境条件（前后八年的侍读生涯，无数与小皇帝亲密接触的机会，后世的朱熹简直哭晕在厕所），甚至从最功利的政治利益角度考虑（皇帝的教育成败关系着未来的国运、也关系自家兄弟的仕途前景），苏轼难道不应该天然地博得小皇帝的好感、尊敬和信任？并且花费比对其他任何人都多一点的心力来维持小皇帝对自己的好感度吗？

由于这部分史料的空白，我不知道苏轼这端实际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他是努力过but失败？抑或前期敷衍塞责没把教育赵煦这事儿放在心上后期想要找补发现为时已晚？看过一些玄学博主的分析，说赵煦和苏轼是命里八字不合，从基因上就不可能处得好，也许吧~

但考察包括苏轼在内的元祐诸君子对赵煦教育的做法，身为现代人一眼就能发现其中的荒谬和窒息：

他们把赵煦所能接触到的一切都换成「青少年模式」，把「错误的历史记忆」从赵煦的教科书里通通删除，只留下儒家圣典并时时「鸡娃」；视小孩子正常的游戏玩乐需求以及培养健全人格必不可少的美育、体育为洪水猛兽，逮着机会就上纲上线小题大做；早就把全体「小人」赶出了朝廷，又天天操心陛下不能分辨君子小人，会受到小人蛊惑——多么像那些把性教育从教科书里驱逐干净、把染发纹身从综艺媒体驱逐干净（连李冰冰直播穿个低胸晚礼服都非得举报下线），又时时担心社会淫风艳俗侵染小孩纯洁的心灵的沙雕家长啊~

在这专制又过度保护的环境中长大的赵煦，他没有疯，没有抑郁，智商正常，审美在线，性格还变得开朗爱笑，真是奇迹！

-------------------------------- [5]不是为赵煦洗白，但如果我们把对大诗人的「共情优先权」放在一边，单纯看这一年大宋朝廷后宫的权斗，赵煦与苏轼决裂的政治因素还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苏轼并没有在赵煦大婚且完成郊祀后主张高太后撤帘还政。苏轼当时贵为礼部尚书，他但凡有一点点当年韩琦挑大梁的精神，于礼于情他都该出面主张此事。而他实际做了什么呢？几次三番「乞郡」，只想逃避帝后矛盾日益激化的漩涡（←有一说一，苏轼不是一个人在鸵鸟，吕大防等执政都对此沉默，《长编》里只看到尚书左丞梁焘、吏部侍郎彭汝砺零星有发言）。

其次，高太后驾崩后，他也没有表示出对皇帝的忠诚和拥护，而是勇当「太后一党」余孽明确反对赵煦的「有为」「立事」。

那会儿新党众还远在天边，影儿都没有，赵煦身边的辅弼重臣中，但凡能有个把他当皇帝敬重、日常能说点贴心话、不拿那位到死都不放权的奶奶来诈尸的人，赵煦也不至于去找杨畏要什么「新党废人履历表」。

原本，苏轼一直被视为处于新旧两党中间的角色，因为他本人的政治主张是「既不随荆、也不随温」，新旧路线之争假若要商议什么参半调和的方案，由他和范纯仁这样偏中立的「第三方」来主持，也是合适的（先不考虑苏辙的激进态度）；况且他作为帝师，在皇帝亲政后摇身一变就是尊贵的「随龙人」，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位置。但他白白浪费了这个大好机缘，自己主动选择不站皇帝站太后，还伙同范祖禹这种死硬派「朔党」一起站边来反对皇帝。——放在任何一个君相文或宫斗文里，猪脚这样操作的下场都会是被夺权后的新帝「废为庶人」或「发配给太后守陵」吧。

▷▷6 惠州儋州之责

对于苏轼惠州儋州时期所表现出的「豁达」，看过一篇文章，其标题《你既然寡情凉薄 我何不达观洒脱——1094 年的宋哲宗与苏轼》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苏轼非常明白赵煦的寡情凉薄，已然57岁知天命的他，再也不会像当年在黄州东坡躬耕时那样一边自我怀疑「我是不是真做错了什么」，一边又暗怀期待「只要我表现好一点皇帝会不会再爱我」，他明白在与人主的关系中再也不能挽回什么了，仕途上也再不会有任何翻身的希望，索性不如豁达洒脱到底。

苏轼那边在惠州早就豁达了，但赵煦这边为何却完全没有消气，三年之后还追加远去儋州的恶意惩罚？

一般苏轼传记写到此处，便大手一挥，「责任全在惇方」了（李一冰《苏东坡新传》）：

但翻看《长编拾补》卷14，朝廷在「（绍圣四年闰二月）甲辰，诏：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苏轼责授琼州别驾，移送昌化军安置；韶州别驾，贺州安置范祖禹，移送宾州安置；新州别驾，英州安置刘安世，移送高州安置。」的同月颁布的其他几个诏令：

闰二月丙戌朔，上批：「张天悦（案：《宋史·本纪》作「天说」。）所进书，观其立意狂妄，诋讪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可进呈取旨。」诏以张天悦送开封府，取勘情节，申尚书省。其后，开封府言：「张天悦私有《景祐福应太一集》，及上书诋讪先帝，情不可恕。」诏特处死。 …… 诏：上清储祥宫御篆碑文苏轼所撰，已令毁弃，宜差蔡京撰文并书。（←这条后面附了个注解：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二：上清储祥宫者，乃太宗出藩邸时艺祖所赐予而建也。中遭焚毁，神庙时召方士募人将成之，未就。及宣仁高后垂帘，乃损其服御而考落焉，因诏东坡公为之记，而哲庙自为书其额。）

张天悦的案子没有查到其他史料（←进了《哲宗本纪》，感觉是个大案），但他被处死的原因「诋讪先帝」很难不让人联想。同月之中毁弃上清储祥宫碑文的事，也很是蹊跷。这个宫名曰「储祥」，是因为神宗迷信上清宫所在的位置关系到皇家子嗣繁盛与否，所以元丰年间赐钱赐地重修宫殿，并赐名「上清储祥宫」。

不知道张天悦一案中「上书诋讪先帝」是否跟这储祥宫有关联，以至于赵煦要毁掉已有的碑文而令人重写重刻——毕竟这碑额还是赵煦自己亲笔书写的呢！如果不是犯了什么天大的忌讳，赵煦何必要在自己老爸赐名、关系到赵氏子嗣生息的宫观里，做这种毁碑灭迹（顺带打自己脸）的事？

总之，赵煦对苏轼给储祥宫写过碑文这事似乎格外地恼火，再加之苏轼的碑文本意是鼓吹黄老之道，「屈己以消兵」，与当年已经开始的对西夏用兵之策严重不符。当月苏轼再谪海外，或许与毁碑事件有关。

当然，以因果报应论，赵煦在这个关系皇家命脉的储祥宫敲敲打打，还以此迁怒名士，做了有损圣德之事，难怪他两年后连丧一子一女，死后无嗣皇位被赵佶捡漏，也是现世报了吧！

▷▷7 题外话

写到这，我得诚实地袒露一下我要为某人开脱的意图：赵煦和苏轼是一条完全独立发展的故事线，与恶毒男配章惇没有关系。

在此强cue章惇，是想讨论一个题外话：章惇在赵煦和苏轼的关系「后半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我以为，章惇在其间扮演的角色，与他在赵煦和孟皇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类似的，那就是—— 与他（章惇自己）无关，但替他（赵煦）背锅。

赵煦废孟皇后意志很坚决，章惇当时「不响」[6]，于是史书背锅be like：

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随，劝哲宗起掖庭秘狱，托以左道，废居瑶华宫。（《宋史·章惇传》）

赵煦要把苏轼赶到天涯海角的意志也很坚决，章惇同样「不响」，于是诗书留名be like：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

章惇没有主动make it worse，但的确没有阻止事态恶化。

就章惇的个人道德观念而言，他是非常尊重师长、也坚决反对宠妾灭妻的人。赵煦当着他的面做出远谪老师、废后等行为，其实是有冒犯到章惇道德观的（更别说，苏轼是他「前」好友，苏轼的言辞作为到底担不担得起远谪岭南再谪海外的罪过，他非常清楚）。

但皇帝如此明显地厌恶并放逐某人，当臣子的能做什么呢？

皇帝私德有亏，当臣子除了劝两句，还能把他咋滴（况且赵煦那边程序也做足了，至少把苏轼「讪上」的文字收集齐了/把孟皇后「搞厌魅巫术」的证据找齐了）。

章惇不以正人君子立人设，自然也不会像一般腐儒拿超出常人的道德标准去压皇帝。

而这皇帝说到底也只是个17岁的年轻人，刚刚脱离奶奶和君子贤臣们给他编织了八年的牢笼，正是放飞自我的青春叛逆期。只要这皇帝的好恶大致上没有影响到国家和团队的政治利益，也只能随他去了。

那你要问，就算惠州是皇帝一人的主意，那三年后的儋州怎么回事？章惇摘得干净吗？

在这里再提供一个无敌厚脸皮的角度：

我们都知道建中靖国元年六月，章援在京口等待章惇南下去雷州的时候，给恰好北归至京口的苏轼写了一封信，假意慰问这位九年不曾拜访过的老师，真情则是听闻苏轼即将再次被朝廷启用，隐晦地恳请苏轼不要对他爹进行打击报复。

章援信件的开头写道：

某伏闻旌旆还自南越，扬舲江海，蹑屐岭峤，执事者良苦，数岁以来，艰险备至，殆昔人之所未尝，非天将降大任者岂易堪此？窃惟达人大观，俯仰陈迹，无复可言。不审即日尊体动止何似？

刘昭明教授在《苏轼与章惇关系考》里如是点评：

章援写这封信，背后的尴尬立场早就被大家分析过了。

若是他默认「您去儋州全拜我爹所赐」，而这又是一封「替父认错道歉信」的话，那他把这句话放在信的开头也确实让人迷惑。

难道章援是在阴阳怪气故意刺激苏轼？

但你看章援这封信其他部分，又断无阴阳怪气之感。

于是，我只好厚着脸皮考虑一个可能：

苏轼「扬舲江海，躡屐岭峤」，说不定还真的与章援无关，与章援他爹无关。

章援他爹就算有guilty，大概也就类比元祐元年章惇被贬离朝时苏辙他哥guilty的程度： 苏轼去儋州不是他拍板的； 也不是他拱火的； 以他的位置，他可以说点公道话， 但他没有。 （↑这块源文件被蔡京烧毁，长编、曾布日记也都阙失，章惇是say something还是say nothing实则不可考）

以刘昭明教授为代表的苏粉学者，从来不会考虑这个可能性，所以在此点评，免不了对章援讽刺一番。

这让我想起李焘在《长编》卷492引用《曾布日录》里邢恕对曾布吐嘈章惇的话「惇比于元佑事颇缩手，然议者皆谓渠已放饭流啜如此，何可赎邪？」所加的点评：

按章惇用邢恕为中丞，正欲追治元佑人，而布录乃如此，殆未可信也。

李焘不会想到章惇用邢恕当御史中丞并非为了「继续整人」，而刘教授也不会想到章惇并非导致苏轼惠州儋州的元凶，史学家们因偏见而产生的视野盲区，大抵如此吧。

--------------------------- [6] 哲宗废孟皇后的过程可参考：《法律讲堂·大宋奇案·瑶华秘案》上·下）

▃▃▃▃▃▃▃▃▃▃▃▃▃▃

或许无人在意，本人给章惇写过的其他八卦型小论文如下，基本原则是洗地+破除刻板印象后的安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章惇、苏轼关系的「甜甜圈」之谜

从《章惇题名碑》看章惇、苏轼的塑料兄弟情

关于章惇「能杀人」的杂谈

貌似江浙旅游达人，实则十级官迷——章惇《会稽帖》新解

你若坍塌，必尸横四野——关于「端王轻佻」的VR式发散

（↑都假装成某本书书评的样子，仅是因为作为书评发表在DB审核力度稍微宽松一点）

网址：赵煦与苏轼关系考 https://mxgxt.com/news/view/71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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