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张执浩：用现代笔触传承古典诗魂 | 顶端文学

顶端新闻记者 张茹

在文学的浩瀚星空中，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执浩以诗歌为笔，生活为墨，书写着对世界的深刻感悟。他的诗歌如同一面明镜，映照出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每一行诗句都涌动着生命力和感染力。

张执浩的诗集，如《苦于赞美》《动物之心》《撞身取暖》《高原上的野花》等，都是他对生活独特视角和深刻洞察的结晶。其中《高原上的野花》2018年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创作中，他总是敏锐地捕捉日常生活的点滴，将平凡事物转化为诗歌的瑰宝，展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独到感悟。

在创作道路上，张执浩不仅关注当代生活，更深入挖掘古典诗词的精髓。他的新书《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以下简称《传告后代人》)便是一次对古典诗词的深刻解读。全书以史为经，以诗为纬，通过“功名、漫游、社交、友谊、传播、登高、悲秋、风骨、雅趣、苦吟、音区、色彩、口语、还乡、归途、传家”等15个关键词，集中描述了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孟浩然、王维等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命状态。他从一位当代诗人的视角出发，追溯每一个中国人的诗学生命源头，求索东方诗意生活的缘起，抵达古代诗人的生活现场，呈现一个个独立丰满的人格，体悟诗歌背后的人生真味，勾勒中国古代诗歌版图。

《传告后代人》作者、鲁迅文学奖得主 张执浩

《传告后代人》语言平实，直击人心，其背后所蕴含的创作理念新颖而独特，为当代诗歌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灵感，在业界获得了广泛赞誉。在近日顶端文学对张执浩的访谈中，他分享了《传告后代人》的创作初衷。他希望通过这本书，传递一种“活成诗”的讯息，即活出内心最真实的自我。在书中，他深入剖析古典汉语诗人美学面貌背后的人格力量，试图梳理出一条“汉语诗歌之道”。

张执浩坦言，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对陶渊明、李白、杜甫等诗人的命运和人生选择有着深刻的感悟。他认为，这些诗人所践行的“道”以及“殉道者”的人生路径，对当代人仍具有极大的启示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他期望《传告后代人》能够触动读者内心深处，唤醒那些沉睡的情感——爱、怜惜、慈悲，以及谦卑与达观的生活态度。这本书给予我们一个静默的机会，去聆听自己内心的跳动，也感受他人的心跳声。

《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

张执浩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以下为访谈实录：

诗人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

顶端文学：在序《认领我们的命运》中，您提到要向后来者递送一条关于“活成诗”的讯息。这是您创作这本书的初衷吗?是什么激发了您想要通过这本书来传达对古代诗人的理解和感悟?

张执浩：我一直觉得，写诗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写这种所谓的“韵文”或“分行体”文字，锤炼心智，最终成为我们理想中的那个“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写诗是一个悟道的过程，道在泉林也好，道在屎溺也罢，写作者能否得道都是时代、命运以及个人才能多方因素合力的结果。而所谓“活成诗”，其实就是活成我们内心里最真实本真的状态，就像我在《无名氏之歌》里所写到的那样：“除了自在、自为、自得、自乐、自生和自灭之外，诗意不可能是那些天花乱坠、怪力乱神的东西。”

诗的存在，总是能给人带来某种近乎地老天荒的原始蛮力，也就是马一浮先生所言的“如梦之醒，如谜忽觉，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让我们的生活滋生出一种强大而持久的定力。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为了寻找这种定力的来龙去脉。我把目光投注在这群杰出的古典汉语诗人身上，试图通过“史诗合一”的手段，深入剖析他们美学面貌背后的人格力量，逐渐厘清并从中梳理出一条“汉语诗歌之道”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应该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基本出发点，只有尽可能忠实于每一位诗人的生活情貌和个人气质，才能真正唤起了我们隔代相望的情谊。

顶端文学：在这本书具体写作的过程中，您是如何平衡个人情感与客观研究，以确保既能深入诗人内心世界，又能准确传达其生命状态的?

张执浩：我大学读的是历史专业，写这本书的时候，残存在记忆中的一些专业基因被重新激活，发挥了部分作用。就像我在前面所讲的那样，后人只有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去解读那些古典诗人的生活境遇，才不至于被个人的审美的主观臆断带偏。譬如，讲到“安史之乱”时，我们只有把杜甫放在置身其中的诗人群像中间，才能清楚地看到他与六神无主的李白、佯装“喑哑”半推半就的王维，以及金戈铁马的高适，还有郑虔、苏源明等人之间的区别，杜甫的忠诚完全出自他入仕之初的本心，因此，他在乱世中的作为仍然是诗人对早年理想践行的结果，包括他在流离颠沛之中对待家人亲友的态度，都可以视为他“沉郁顿挫”的诗歌美学的延伸。我读过很多当代人写古代诗人的作品，我们很容易被某种先前预设的诗人形象蛊惑，难以进入他们个体复杂的内心世界。那么，我要做的就是，以一个当代诗人的敏感去探触古代诗人的精神生活，因为我觉得，作为诗人我们的精神世界应该是相通的。

《传告后代人》新书全国首发式嘉宾合影

经典不朽，共情直击人心

顶端文学：《传告后代人》以史为经，以诗为纬，通过15个关键词构建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宏观图景。您在挑选这些关键词时有何考量?这些关键词如何帮助您勾勒出中国古代诗歌的版图，并以此为窗口，窥探人类命运的诡谲与生机?

张执浩：开始是准备写16个关键词，后来觉得“口语”放在整本书里面有点牵强，就放弃了。如果你仔细看，这15个关键词其实已经涵盖了古代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最初对“功名”的渴求，到最后他们对诗本质的认知“传家”，基本上构成了古代诗人完整的精神行为路线。

大体上来看，这15个关键词可以分为三组：功名、漫游、社交、友谊、传播是一组，属于诗的缘起;登高、风骨、悲秋、雅趣、苦吟、音区、色彩为一组，属于诗的技法;还乡、归途、传家为一组，属于诗的结果。三组互有交叉，但各有侧重。在我看来，古典诗人的这条精神线路图，其实也是我们当代诗人的行为线路图。尽管世事变迁，古今诗人们的文学志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古典诗人们所践行的诗学之道，依然对当代写作者具有极大的启示性。

中华文明的原貌，说到底，是由一代代诗人前赴后继所勾勒出来的，诗人其实就是我们国人眼中的“殉道者”，他们的作为为当代人提供了某种人生模板或范式，而不仅仅是审美经验上的唤醒，更有生存和生活意义的启发。我在写作时会经常从历史语境里跳出来，反观自省，就是为了找到当代与传统之间的衔接部位，而每每找到后就有一种蒙恩的喜悦感。

顶端文学：在书中您提到诗人所践行的“道”以及“殉道者”的人生路径，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有哪些诗人的命运或人生选择特别触动了您，让您对“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张执浩：如同我在书中所言：走向诗是古代文人的集体宿命。没有选择的生活、单行道的人生路径，决定了古代诗人的集体走向。但是，由于个体生命的差异性，又演绎出了千奇百怪的人生情状，出与入、得意与失意，共同描绘出了古典诗人绚丽斑斓的生命底色。在形形色色的人生情态中，从始至终都存在着某种不由分说的意志，即，忠诚于生活和忠实于内心。

因此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诗人一生都在挣扎与不幸之间度过，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徘徊，而他们笔下的诗歌所呈现出来的情貌，总是充满了不甘与不舍，哪怕是在《上邪》里那种绝对的天荒地老的情感现场，我们也能读到这种振聋发聩的古老的召唤之声。其实，这就是诗之道，是孤绝的生命所践行的人生理想。无论是陶渊明还是苏东坡，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我们都能读到这种震古烁今的声音，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共情”，经典的东西之所以不朽，就源于这样的共情性，没有道理，它直奔人之为人的根本处。

新诗是古典诗歌的“转世”与传承

顶端文学：《传告后代人》上市后，使读者贴近中国古典诗歌的“面貌”，好评如潮，您希望这本书能给当代读者带来哪些关于生活、人性及诗歌创作的新启示?您认为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诗歌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执浩：这些年出版的这类书籍已经很多了，我不是想凑这个热闹，而是因为我长久生活居住在黄鹤楼下，我曾说过，作为一个当代写作者尤其是一个诗人，生活在黄鹤楼下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我的确有话要说，才先后写了《不如读诗》和《传告后代人》。与其说它们是对古典诗人的解读，不如说，我是在与这群伟大的灵魂进行推心置腹地对话。

我经常想，若是自己生活在古代会是一个怎样的人，若是杜甫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将如何应对我现在遭逢的各种糟心事。时至今日，我已经活到了杜甫的寿龄，仍然做不到平心静气，当我读到他“念我能书数字至，将诗不必万人传”时，心中真是羞愧。伟大的诗人总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言传身教者，如果说，诗歌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功用的话，我以为就应该是，唤醒我们身体里某些沉睡的情感，爱，怜惜，慈悲，以及谦卑、达观的生活态度。而生活的节奏越是快，就越是需要诗歌出来喝止那些我们自以为是的行为，让我们有机会静默下来，聆听到自己的心跳和他人的心跳声，只有诗歌才能清晰准确地传递出这样的声音。

顶端文学：您的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作品不仅广受读者好评，还荣获了包括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多项殊荣。在《传告后代人》中，您选择了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孟浩然、王维等中国古代诗人作为研究对象，这些诗人对您个人诗歌创作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张执浩：严格说来，研读古典诗人的作品对我个人的诗歌写作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因为“新诗”毕竟是一种完全崭新的汉语语言形态，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格律诗相去甚远。新诗的出现本来就源于对古典诗词的反叛。一百多年过去了，新诗的合法性依然备受争议，但她最终在种种质疑声中成长并发展壮大起来，成为现代人抒发现代情感最合宜的形式之一。

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研读中国古典诗歌最直接的感受是，只有更加坚定地走在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大道上，才能更好地传承我们汉语诗歌的传统。在此，我愿意将“新诗”理解为古典诗歌的又一次“转世”，它们的血脉并没有完全割裂，只要我们还在使用汉语写作，就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传统文化基因在我们体内的延续，只不过有的写作者不自知而已。传承从来不是技法层面上的问题，而是我们骨子里面默认的生存之道，而我不过是自动去认领罢了。

顶端文学：您曾谦虚地表示，深知才识不足以支撑写作这本书的愿望，但每写出一篇就感觉距离诗人更近了一步。这种自我认知与追求之间的张力，对您的诗歌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是如何克服这种挑战，继续前行的?

张执浩：不是谦虚，是真的感觉才识不够，尤其是在进入到古代诗词的文本细读时，我就有一种捉襟见肘之感。好在写作这件事是一桩扬长避短的事情，允许你腾挪闪避，自圆其说就行。我是一个诗人，不是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只能从诗人的角度去体认我的同类，这同时也给了我极大的发挥空间，譬如我在写“音区”时，就可以从诗歌中的声音呈现方式，以及诗人发声的异质感来剖析，找到一种新的切入点，而不是从声韵学上去探讨。

顶端文学：在完成了《传告后代人》之后，您对未来的文学创作有何规划?有没有想要尝试的新题材或写作形式?

张执浩：如果说《不如读诗》是纵向的，对古代诗人个体或个性化写作的梳理，那么，《传告后代入》则是横向的，对古代诗人共性或群像的探讨，这两本书共同构成了我个人对古典诗歌传统的理解。完成它们后，我会暂时告别这类题材的写作。接下来几年里，我可能会创作一部以黄鹤楼为主题的诗剧，已经有了大致结构，还需要进一步夯实，才能动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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