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发现，薛岳、张自忠两位将军留下的抗战期间的照片中，几乎都不佩戴显示军衔的将星标志。
可能有人会说，不佩戴将星是为避免在战场上成为日军狙击的目标，此话虽有一些道理，但应该还不是薛张二位不戴将星的全部原因，毕竟也有很多将领留下了佩戴将星的照片。
薛岳将军
个人认为，这二位不戴军衔标志，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还都有点顾忌。
1936年，薛岳被授予中将加上将衔，直到1944年初，才在陈诚的运作下，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他以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司令长官身份指挥第一到第三次长沙会战，当时的正式军衔都仅仅是中将加上将；
1939年随枣会战后，时任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被授予中将加上将衔，第二年在枣宜会战中殉国后才被追赠为陆军二级上将。
中将加上将衔，意味着他们理论上可佩戴三颗将星，但实际军衔依旧为中将。你说他们该佩戴两颗将星还是三颗？
戴两颗星就与手下的军长甚至师长一样，戴三颗还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索性干脆就不佩戴了。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至于是不是事实，无法确认。
通常来说，军职与军衔有个大致对应关系
抗战期间，战区司令长官通常为二级上将，副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一般为中将加上将或中将，军长为中将，师长为少将。
依然以第九战区为例。第一任司令长官为陈诚，当时的铨叙军衔为二级上将，代司令长官薛岳在取得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后才被扶正。
第九战区的三位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杨森、王陵基，前者为中将，后二者当时也是中将加上将衔，这是他们的正式军衔；
他们的军职，除了战区副司令长官，更重要的还是集团军总司令。仅为中将的罗卓英能成为副司令长官，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就是陈诚的影子，是陈诚的绝对亲信。
同为中将加上将，杨森佩戴三颗将星，薛岳干脆不戴
先后以第八军、第十军军长之职参加了前三次长沙会战的李玉堂将军，自1936年被铨叙为中将之后，此后无论职位是师长、军长还是集团军总司令，军衔都没再晋升过。
归属军委会直辖的74军，也被蒋介石投入了第九战区参加第一、第二次长沙会战。当时的军长王耀武，正式铨叙军衔为少将，1945年在第四方面司令官任上取得雪峰山会战的胜利后，才和杜聿明等少数人一起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此前，无论他是74军军长，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都依然仅是正式的少将。
为解决军职与军衔不对等的尴尬，国军还发明了“职务军衔”
依然拿王耀武为例，作为74军军长的他，手下的师长可能也是正式的少将，这就尴尬了。怎么办呢？好在国军发明了职务军衔这一解尬神器。
担任51师少将师长时期的王耀武
职务军衔的意思就是，让职务与非正式军衔完全成正比关系。南昌会战后，王耀武被任命为74军中将军长，可以挂上中将的两颗将星，在那些只挂一星的少将师长们面前就名正言顺了。
再比如，1946年初，张灵甫也被任命为74军中将军长。而此时他的铨叙军衔，也不过为少将而已。
另外，作为军委会下属的重要部门，军统的上层人员也都有相应的军衔。戴笠的职务军衔为中将副局长（实际主持工作），正式军衔仅为少将，1946年飞机失事身亡后才被追赠为陆军中将。
沈醉作为军统行动处少将处长，也可以挂一颗将星，但实际上他很有可能连正式铨叙军衔都没。看到一些资料说，军统系统的将星是自制的，给谁与否全看戴笠的个人好恶。
中将副局长戴笠
同时，国军系统里也存在“高配”或“低配”的特殊情况
由于将领或因为资历，或因为有战功，但却没晋升到更高的职务岗位，就可能会出现高衔低职的特殊情况。比如在常德保卫战中殉国的柴意新，生前职务就是57师169团少将团长。
当然也有相反的“低配”现象：直到1945年，时任18军军长的胡琏才正式被铨叙为少将。而实际上他在1944年8月就被任命为18军中将军长了，这里的中将就是职务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