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明星文化传播与大众传媒对接的产物

学术明星文化传播与大众传媒对接的产物
无论是“百家讲坛”易中天的迅速走红,还是余秋雨在媒体的频频亮相,“学术明星”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突然有一天,学者开始走出书斋,积极走入现代传媒,扩展出文化传播的一个更广大的平台。于是,文化解读类的栏目收视节节高升,学者本身迅速蹿红,社会影响力也跨越了学界,吸引了大批拥护者。有人说,文化的普及时代到来了。

关于“学术明星”

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中,约翰?费斯克是这样定义“明星”的:所谓“明星”是由于在银幕与其他媒介上的公开表演而出名,并被视为各种文化群体之间重要象征的个体①。而本文中所提到的“学术明星”是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是指在文化学术界有一定成就的个体,通过大众传媒接触广大受众,以其特有的表述方式传播文化知识而为大众所接受,从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与观众喜爱度。学术明星是近些年才出现的现象,它的出现是学术与现代大众传媒成功对接的结果,是市场化运作的产物。

如何正确看待“学术明星”现象

一、存在的合理性:学者、媒体、受众“三赢”局势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向来都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傲人之气。在某些专家学者眼中,这股由学术明星掀起的文化热,被视为沽名钓誉,被贬为专业研究和学术文化的堕落。可是,难道一定要整天躲进书斋潜心研究,隔绝媒体信息,脱离社会群体才是“学术研究”的高雅姿态?易中天先生曾说过:“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服务,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部分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媒体。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他肯定会上电视,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太辛苦了。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②。”“书斋学者”和“学术明星”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那些“专注于文化发掘、不以出现在公众视野为务”的书斋学者令人尊敬,那些“在汲取先贤今学之成就的同时着力于传播文化、推进学术成果的广泛普及”的学术明星也同样令人欣悦。

这是一个全民造星的时代,“超级女声”“梦想中国”之类的娱乐选秀节目充斥着电视屏幕;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报纸杂志书籍的阅读人数大量减少,电视、网络融入人们的生活;这是一个大众文化消费流于浅薄庸俗的时代,科教类节目的收视率远远比不上偶像剧那样深受大众喜爱。这时候,人们迫切需要有人担负起重任,改变这种愈演愈烈的状况,而受众也并非乐意于被娱乐事件包围着,他们需要一些有用的知性文化,这是光靠“超女”“好男儿”无法获取的。“学术明星”则既为时势所造,又为客观所需,其社会作用呈互补关系。“百家讲坛”节目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大众文化广泛传播的曙光,相比“超女”的走红,“学术明星”“超级教授”的走红更让我们欣慰。“百家讲坛”上的讲演激发了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也使更多层次的人有机会接触到精英的中国文史教育。学术的价值固然不仅仅在于影响大众,但学术如只是在象牙塔里供极少数的人把玩的话,它的存在价值就会被大打折扣。学术明星的出现,有利于改变目前大众文化过于媚俗的状况,促进学术和大众的互动,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打破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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