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文是世界语言的压缩包?
最近,日剧《四重奏》里的一句台词“人生,易如反掌”火了,这句中文翻译也得到热议。剧里角色摊开手掌炫耀钻戒,说着“人生、チョロかった”(直译为“人生超简单的”),字幕组却用“易如反掌”一词巧妙照应了剧情动作,达到完美的意译效果,让许多观众对这一幕剧情产生共鸣。
例如日剧《追忆潸然》,你能想象到它有一个“每次想起这段恋爱我就会哭泣”这样直白的原名吗?以及日漫《未闻花名》的直译名则是“我们仍未知道那天看到的花的名字”,既绕口难记又少了中文翻译的诗意。
还有不少英文名句,你能试着用最简短的中文翻译出来吗?
The deepest truths are the simplest and the most common.(大道至简)
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身在井隅,心向璀璨)
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a willing heart.(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But every once in a while you find someone who’s iridescent, and when you do, nothing will ever compare.(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优秀的翻译能给外国语言第二次生命。措辞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这正是中文的文化底蕴之美所在。
可长亦可短,中文为啥这么有“弹性”?在小学语文课上大家都做过“修枝剪叶”的句子缩写题目,无论使用了多么复杂形容修辞的“枝稠叶茂”的长句,都能被缩短为只留“主干”的短句。汉语语法学纷繁多歧,因为中文的根本特点在于它以简易质朴的单位为基点,可以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做灵活多变的运作与发挥。
而中文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也赋予了汉语更为高效的表达效率,用最少的字眼,能表达最多的含义。
在英文里,词性相同的字眼常用and来连接,例如man and wife/you and I/back and forth。但在中文里,类似的场合往往不用连接词,只要说“夫妻”“你我”“前后”就够了。同样地,一长串同类词在中文里,也任其并列,无须连接,“东南西北”“金木水火土”“柴米油盐酱醋茶”皆是如此。
英文在形式上重逻辑,喜欢交代事物的因果关系。中文则不尽然。“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其中当然有转折和先后承接关系,但是中文两句上下文无需连词,即可表达出任芳菲消遣而淡然处之的不言之喻。从事文学翻译的大家许渊冲在翻译王维这句诗词时,也不免加上了两个承接词,才能译出原意:
Though fragrant spring may pass away
Still here's the place for you to stay
(许渊冲译)
而在大部分中文的语境里,即使删掉“因为所以”“虽然但是”,不但无损文意,反而可使文章干净。
(即使)行到水穷处,(但是)坐看云起时。
(因为)清风徐来,(所以)水波不兴。
除了连词以外,纷繁复杂的动词更是西方语言文法的是非之地。实际上,英文时态的变化,比起其他欧洲语言来已经单纯得多。若是西班牙语,一个动词就会变出“条件式现在时”虚拟式未完成/完成时”等十余种时态。而中文的名词不分单复与阴阳,动词也不变时态,不知省了多少麻烦。比如: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就《阿房宫赋》里的这么一个“哀”字,若用西文来说,真不知要杀死多少老外的脑细胞。
还有《论语》里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唐诗“已凉天气未寒时”……这些句子里面的时态就已经够清楚了。苏轼的七绝:“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里面的时序,有已逝、有将逝,更有正在发生,短短二十余字却区别得准确而精细。
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中文的“扩展”又十分自由,如“荒(乎其)唐”“慷(他人之)慨”“滑(天下之大)稽”。
中文里的宝藏词汇浩如烟海,能够精准表达各种情感和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向来喜欢简短精悍,言简意赅,这一特点深植于汉语文化之中,使得我们说起话来简练有力,杜绝一切冗长啰嗦。当然中国人要是故意啰嗦起来,各种绕口令自然也层出不穷了。
“意合”的语言:丰富语素的组合游戏想象一下,如果中文母语者之间使用英文交流,可能会产生不少中式的语法表达。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国家,华人居民占据多数。这里中文和英文语言文化交融,形成了特殊的“Singlish”(新加坡式英语)。
中文:我知道她搞砸了,不过你看在我的份儿上就算了。
英文:I know she screwed up this time but could you let her off just this once, for my sake?
新加坡式英语:Give me face can?(哥老官,给个面子嘛)
这样的新加坡式英语可谓全无语法逻辑,英文语素就像中文词汇一样可以“自由碰撞”,凭“意合”而发生奇妙的组合,它的存在反映出,中文表达的简写习惯会给予外语多么大的改变。
中国古代语文学家很早就发现,一个个汉字就好像一个个发散性的粒子,蕴藉着无穷组合的可能性,句子的组织好似积木,可以随心所欲地组成不同的语句,这为中国的语言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而在各种各样的语素意合中,“对偶”可能是中国人最常用的语言艺术。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The sounds of the wind, of the rain, and of reading aloud all fall upon my ears; The affairs of the family,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world are all my concerns.
(辛星、杨南方译)
《红楼梦》大观园沁芳亭的对联,意在以周围景色映衬沁芳亭的美景,为古代园林景致平添一份灵动,但若是英译出来,只能成为客观的景色描述:
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Three pole-thrust lengths of bankside willows green, one fragrant breath of bankside flowers sweet.
(霍克斯译)
由于尚简,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上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我们会发现,西方的言语表达总是一口气念去,须一句讲完才作停顿。
而汉语的言语表达则从容不迫,断续相间,并不重在一口气说完全句,而让一个个发散性的词组自然拼接,推宕语气,组成言语传达的全息景观。语素粒子的“随意”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语汇,词组看似“随意”的堆迭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
中文有让万物皆可浪漫的魔力自古以来,中文表达都追求着一种温柔敦厚、和谐平易之美,这种“辞达而已矣”的美学旨趣自先秦时代就已形成。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曾提出“译事三难”,即信、达、雅。“雅”是翻译的理想境界,而中文翻译对雅的要求并不止步于文采斐然这一层面,更追求翻译的意境与内涵之美。
日本动画电影《玲芽之旅》的台词:
命がかりそめだとは知っています 死は常に隣にあると分かっています。それでも私たちは願ってしまう。いま一年、いま一日、いまもう一時だけでも、私たちは永らえたい!(直译:我知道生命垂危,死亡总是在我们身边。但我还是希望,再过一年,再过一天,再过一点,得以永生!)
中文翻译是:
我深知命如蜉蝣,深知死亡总是如影随形,但此时哪怕再多一年再多一日再多一时也好,我辈仍愿人生得续。
相比原版日文表达,中文引入苏轼在《赤壁赋》中对蜉蝣的隐喻,多了一丝文雅与岁月的沉淀,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和感激,为动画剧情增添了色彩。
无论是外国地名、人名,还是商业品牌名、电影译名,中文都趋向于采取更美的表达称呼,赋予其鲜活的生命力。
就拿地名来说,中文翻译出来的优美的外国地名可太多了。法国的商业街香榭丽舍(Champs - Elysées),从法语词根来说,Champs意为田园,Elysées指希腊神话中的众神聚集之地,这个名字可以理解为我们中文里的“天宫”或者“凌霄宝殿”,但若这么叫,周杰伦歌里那片来自香榭的落叶就没那么浪漫了。诗人徐志摩根据发音将其译为“香榭丽舍”,从字面上就仿佛能看到一幅衣香鬓影、往来如织的街景。同样雅致的还有朱自清翻译的法国泉水景点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意大利的佛罗伦萨(Firenze)也曾被徐志摩称为“翡冷翠”。
外国诗句的翻译,更能为其增添中文文化的精妙。我们所熟知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实际上是余光中翻译的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的诗句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郑振铎翻译印度诗人泰戈尔诗集《飞鸟集》中的那句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也让“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句诗名扬中国。钱锺书翻译托马斯·格雷的《墓地挽歌》,一句平平无奇的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却能译为“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闲适之外透露出大气,言有尽而意无穷。
中文之所以被公认为简练高效的语言,因为它的语法简单易懂,发音直接明了,字词搭配固定,词汇更是丰富多样,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支撑。成语、俗语和谚语,这些固定的表达方式更使语言生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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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申小龙:《语文的阐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
卢红梅:《汉语语言文化及其汉英翻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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