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真正的学者会把深奥的东西说明白，凡是说不明白的，其实自己也不懂
导读：在学术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知识的积累，学术著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增加。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学术文风是否也随之变得更加晦涩难懂？谢泳教授，作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资深学者，通过其丰富的学术经验和深刻的见解，为我们剖析了学术规范和文风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真正的学者应该能够将深奥的学术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给大众。让我们跟随谢教授的思考，一起探讨如何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让学术成果更加贴近大众，更加易于理解和接受。
谢泳（1961年-），山西榆次人，早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
01
学术文风
重建学术规范的问题已经提出好几年了，我们以往在说学术规范的时候，较多强调的是学术研究中的技术和道德问题，如学术著作的注解、索引以及尊重他人学术成果等。
对于这些问题，我以为真正解决起来并不是很困难，因为纯技术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一个习惯问题，现在我们有许多学术著作，这些问题早已解决了。
我认为重建学术规范的难处，其实是一个文风问题。
我们现在都得承认，我们的学术著作是越来越不好看了，我们的学术在文风上出了问题，这是为什么？
学术著作的文风，是最能见出学者所处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精神的，我们现在的文风比不上50年前，这不是哪一个学者个人的事，我们现在要反省的是我们在这些方面退步了，如何改变。
现在的学术著作，要是从数量上说，都比过去多，比过去大，但这些大而多的东西，生命力却不一定和他们的大和多成正比。
不说胡适他们了，钱锺书、费孝通先生那一代人也都是从外面回来的，要说见世面，今天的学者好像也不好和他们比，他们在外面也是大师的学生，可回到中国来，无论做什么研究，写文章都是以明白、简洁为目的，他们知道文章是让人看的。
费孝通先生（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名著《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禄村农田》、《生育制度》等，都是由短文组成的，看起来很轻松，我们总不能说，那不是学术著作吧。
费孝通
还有《江村经济》，那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但从现在翻译过来的译文看，那种叙述的方式，也是很自然、简单的，几乎没有什么生造的名词，过去学者的文章多数能作为散文来读，今天学者的专著已很少有这种特质了。
这不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文化精神在学术上的体现。
凡是对一门学问真正有了解的人，总可以把深奥的东西说明白，也就是说，凡那些说不明白的人，多数是不大会的。只有会的人，才能说得少，才能说得好。
现在许多做学问的人，都想把书写长，写大，以为大和长才是学问，学界也多以著述的大和多来看一个学者的水平，这是一个坏习惯。
有了这个坏习惯，才有了坏文风。
顾颉刚（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后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当代中国史学》中对于学者的评价，就是以论文为主，比如他说“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其发表的论文有……”然后举出了陈寅恪的六篇论文，说周一良“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贡献之多，仅次于陈寅恪先生。”只举出了周一良的三篇论文。
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都是十余万字的薄书，但顾颉刚的评价却是：“二书对于唐代政治的来源及其演变均有独到的见解，为近年史学上的两本巨著。”
坏文风，都是由大而空引出的。
现在许多学术著作的叙述方式是很成问题的，为了大而长，他们不得不说很多废话，这是坏学者的习惯，好学者都是一上来说要害，从不废话。
谢国桢（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名列榜首，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南开大学，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名著《民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开始就说：“在明代末年，政治和社会里有一种现象：一般士大夫阶级活跃的运动，就是党；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就是社。‘党’和‘社’名词虽然不同，但都是人民自觉的现象。如今我把党、社的意义和他简单的趋势公开来说。”
梁启超赠予谢国桢的对联（图片：清华大学校史馆）
如今做学问的人是多了，但好学者却少了，一个时代说话的方式变了，这个时代的文风也就变了。
现在的学术著作，很少有梁启超、顾颉刚、谢国桢他们那种说话的方式，也就不会有他们那样的学术了。
02
学者气度
今天活跃在学术界的知名学者，从教育背景上说，都是在新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开始学术训练和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那个时代的学术还是有问题的，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学术气质，在这个时代开始学术生涯的人，天然具有局限。在这个有问题的环境里长期生活的人，不可能不受影响。
从思维方式上说，许多学者因为从小没有学会容纳不同意见，所以在他们的学术成果受到挑战的时候，心理总难免失衡，有时还更严重一些，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这里可能有个性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时代的关系，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习惯，所以听到对自己的批评，就以为人家是不怀好意。
我们总希望从政的人要有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要有容纳异己的胸怀，其实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又何尝不应当有这样的气度呢？听不得不同意见，这不是一个理念上觉得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学术生活的习惯问题。谁也不可能穷尽真理，人家提出不同意见，总是为了学术能有所进步，要相信，学术界还是与人为善者为多。
胡适过去常说，政见可以不同，但我们不能轻易怀疑人家的人格。现在我们也可以说，学术观点可以互异，但我们也不要轻易怀疑别人的人格。在这一点上，新学者我以为要向旧学者学习，他们那时也不是没有问题，但大体上说，他们那一辈人还是学会了在学术上要多听不同意见的。他们是有意识从自己开始就要学会这一套现代人的文明习惯的。
这从他们当年办《独立评论》所具有的风度就可以看出来。
《独立评论》的创刊“引言”是胡适写的，现在看来，这些话虽然平实到了极点，但它的意味还是很深长的。
独立评论（图片：人民政协报）
胡适说：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意见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地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这些都是家常话，没有什么深奥之处，但我们正是从这些平常的言谈中感觉到了胡适他们那一辈人的学者风度，教育的结果应当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而最能见出一个人文化素养的，很多时候还不是大事，而是小事。
来源：必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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