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与鲁迅：由密切到疏远 ——中新网

　　徐梵澄与鲁迅：由密切到疏远

　　徐梵澄(1909-2000)，著名的精神哲学家、印度学专家、宗教学家、翻译家和诗人。原名琥，谱名诗荃，年轻时求学于鲁迅，留德回国后，受鲁迅之嘱翻译尼采著作。1945年底参加中印文化交流，先后任教于泰戈尔国际大学和室利阿罗频多学院。1978年底回国，就职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有《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孔学古微》等。《徐梵澄传》(孙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让我们走近徐梵澄先生，体会他毕生追求“超越与会通”的学术意义和人生境界。

　　鲁迅为徐梵澄《尼采自传》译稿作校对

　　《鲁迅日记》1934年4月14日载:

　　晴。上午得烈文信并诗荃原稿六篇，午后复，附诗荃稿一篇。下午诗荃来并持示《泥沙杂拾》一本……

　　《泥沙杂拾》共19节短论，笔名用闲斋，分别登在《人世间》第3、4、5、6、18期上。

　　《尼采自传》的译者序，徐琥写成于8月1日。他讲到第一个介绍尼采的名字到中国的，是王国维先生。其后鲁迅译过一部分苏鲁支，登在《新潮》杂志上。再后又有郭沫若，译过一本察拉图斯屈纳，即苏鲁支四部之一。外此则很寂寥。徐琥道出译事的苦衷，尼采之文辞滂沛，意态丰饶，往往使追慕者叹息。为了保持原作的风姿，句子每每倒装、冗长或晦涩，凡遇到原文字句过于激昂的地方，直达反伤本意，则稍与曲折，可能有损于原作鲜明的色彩了。

　　11月下旬，鲁迅在内山书店会见了郑伯奇和赵家璧，二人请他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编选者。那次谈话，鲁迅向二人介绍了徐琥，说他手头正有一部《尼采自传》的译稿，是否可由良友公司替他出版。二人非常重视，回去商量后，11月28日共同署名给鲁迅复信，要求把译稿寄来。12月12日，鲁迅寄稿并附信。

　　赵家璧告之鲁迅，是书决定采用，编入“良友文库”。12月25日鲁迅复信说:

　　《尼采自传》，良友公司可以接收，好极。但我看最好是能够给他独立出版，因为此公颇有点尼采气，不喜欢混入任何“丛”中，销路多少，倒在所不问。但如良友公司一定要归入丛书，则我当于见面时与之商洽，不过回信迟早不定。

　　《尼采自传》清样出来以后，赵家璧在1935年3月6日寄给鲁迅，并希望鲁迅代转译者自校。9日鲁迅复信说:

　　六日信收到。梵澄的来，很不一定，所以那《尼采自传》，至今还搁在我的寓里。我本来可以代校一下，但这几天绝无功夫，须得十五以后才可以有一点余暇。假如在这之前，他终于没有来，那么，当代校一遍送上，只得请印刷所略等一下。但即使他今天就来，我相信也不会比从十五以后校起来更快的。

　　可是在3月16日，鲁迅就把二百页清样全部校完，寄还赵家璧。

　　是书于5月上旬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从德文迻译的尼采原著，其中凝结了师生二人共同的心血。鲁迅向出版界推荐青年梵澄，并包揽了校对和提供尼采像等辅助性的工作，被友人称之为“耶稣替门徒洗脚”，成为后来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段佳话。同时，“梵澄”这个名字也为学人所知了。

　　研究尼采，单有一本《尼采自传》是不够的，还得“乘胜追击”。有一天，鲁迅问徐琥:“你为什么不翻译苏鲁支呢？”徐琥回答:“郭沫若已有译本了。”鲁迅说那不全，要全部译出。徐琥问可在哪里出版呢？鲁迅说可介绍给郑振铎出版。《苏鲁支语录》是尼采的代表作，另译是《察拉斯屈拉图如是说》，鲁迅说“苏鲁支”是唐时的译名。

　　翻译《苏鲁支语录》，这事儿不在话下。徐琥从由德国带回的一套《尼采全集》中抽出来译便是。然而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在翻译这部书时——一般当然是翻译比创作更难——我也曾着实费了一番心力。”年轻人工作拼命，大有“笔所未到气已吞”的气概。每天从早到晚，徐琥坐在窗下，用毛笔佳纸写正楷小字，慢慢一字一字译出，很少涂改，不再誊抄。一般一天译若干小时，也常常通宵达旦，那时等放下笔一照镜子，自己都被吓了一跳，脸色苍白，没有血色，像一个刚刚值完夜班的护士。

　　如是，一卷一卷的译稿交给郑振铎。郑氏把它们分载在《世界文库》第8、9、10、11辑上。在8月17日，鲁迅给徐琥写了一封信:诗荃兄:

　　前几天遇见郑振铎先生，他说《世界文库》愿登《苏鲁支如是说》。兄如有意投稿，请直接与之接洽。徐琥接到信以后，便去找郑振铎并提出要求，即译完一卷登一卷，登完一卷付一卷的钱。出于对鲁迅的信任，郑振铎同意了。转年是书收入《世界文库》丛书。

　　与鲁迅的联系趋于冷淡

　　查1936年《鲁迅日记》，“诗荃”的名字，仅出现过三次。第一次，1月29日，“午前得诗荃诗稿”；第二次，4月8日，“上午得诗荃信并稿”；第三次，7月2日，“下午诗荃来，未见”。师徒两人的联系何以趋于稀疏乃至有点冷淡了呢？我们不妨稍加讨论。

　　1月29日鲁迅所收到的诗，为徐琥春节第一天所作，开篇八句:

　　夜起千门战，风飘一旦开。散花惊献岁，飞蕊积瑶台。欲访山阴戴，同挥梁苑杯。泥涂困曳尾，粉絮畏欺腮。

　　末两句有注:“时余出门，暗中总有人尾随。”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惧流羌笛怨，易结楚琴哀。”有自注云:“此乃廋辞，意先生解之”。

　　4月8日的“信并稿”:豫才先生:

　　奉上《宗教论》一本，请先生转致《译文》杂志。无论刊登与否，我将来要这原稿。

　　奉上我深沉底祝福。

　　诗荃上四月七日于爱麦虞限路四十五号7月2日的见面，许广平先生有回忆:

　　文稿尽在为他介绍，但他来访的次数渐渐减少了，因为先生不大和他多所谈论。即有所谈，也觉到微妙地相左，如此陪客，确也很苦。况且后来先生身体多病，又没有许多时候接见。……最后一次，“此公”来了，我告以先生病不见客，他一句不说就走了。一刹那买了束鲜花直冲到楼上……先生似理不理地躺在藤椅上……谁知这又是最后一次相见呢。他敬爱先生，先生是晓得的。见面时无话可谈，原是思想的距离太远。

　　可想当时的情景:徐琥献上花束，并深深地鞠下躬去，然后转身又冲到楼下出门了。他的心被刺痛了，他弄不清楚先生为什么不理睬他，他哭了，并感到委曲。

　　关于意见的产生，许广平先生谈到过两点:一是徐琥曾劝说鲁迅不妨参一下禅，悟一下道，那样可以少争些闲气，于健康大有好处，为此他还手抄《悉怛多般怛罗咒》赠与鲁迅；二是他要求鲁迅转稿时再作誊抄，以便收回原稿(这要求确实有些过分！)。我们今天来看这两事，似可作同情的理解:于前事，徐琥无恶意，鲁迅不爱听。其时非如现在，那当儿黑暗之气“如磐”，重重地压在人民身上，鲁迅犹一“大力神”，赫剌克勒斯，肩鼎闸门，放光明进来，让青年出去，哪里有瞬间腾挪的工夫？正如他自己所言:“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于是徐琥之诚意的“讽劝”，一转而成“风凉话”乃至“退堂鼓”了。于后事，徐琥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多加小心，采取自以为必要的措施，无可厚非，毕竟柔石牺牲了，杨杏佛、史量才又相继遇害。只是常常这么“搅扰”，谁都会起不适的反应，况且鲁迅那么忙，身体又那么不好，即便是权宜之计，也要不理睬一下，否则，真是吃不消了。还有一点，即许广平先生提到的“思想亦不一致”，这是鲁迅给黎烈文的信中谈到的:

　　“此公”盖甚雄于文，今日送来短评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当续寄；但颇善虑，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于排印后，陆续见还，俾我得以交代为幸。

　　又说到:

　　其实“此公”文体，与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而×公××，又疑是拙作……(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那时的徐琥正在翻译尼采，之后又译叔本华和歌德(《葛德自著之浮士德》，商务印书馆，1939年)。在思想上，亦处于兼收并蓄的时期，并且精力充沛，随想随发，出之便是五光十色。鲁迅则不同，目标坚定，主旨一贯，譬如战士上战场，“端起枪来打他一个正着”。或许鲁迅所说的“思想”，正与“想法”同？“想法”不同，问题则没有那么严重。许广平先生说徐琥“……而自处复老气横秋，殊少青年凌厉之态”。这话殊与另外一句话“他天赋极高，旧学甚博，能作古诗，短评，能翻译，钦慕尼采，颇效其风度”有别了。或许鲁迅的话较为允当，说他“年未‘而立’，看文章，虽若世故颇深，实则多从书本或推想而得，于实际上各种困难，亲历者不多”。这话，实际上也是一般读书青年的通相。也许徐琥身上这种隐隐的倾向与鲁迅的确“不一致”？因为鲁迅对彼时的学术状况颇有微词，指出那些“光怪陆离”的学问，似是而非的“大言”，如操刀进毒，斫伤我们的“自心”。在鲁迅本人，仍是坚持以文学为武器进行韧性的战斗。其实，这“不一致”又可谓殊途同归，因为师徒二人都是精神上的独行侠，虽取方式不同——一文学，一学术，但前进目标不二——民族精神的进步！

　　1936年10月18日，鲁迅在日记上只写下了两个字:星期。是日，鲁迅旧病复发，喘息不止。第二天5时25分，巨星陨落，鲁迅逝世。22日下午二时出殡，一大清早，徐琥独自一人来到殡仪馆凭吊鲁迅，并谒见了许广平先生，当时他悲怆万分，对师母说，先生给他的许多信，可以集成厚厚的一本，希望将来能够印出来。

　　鲁迅未再能打开日记了。“诗荃”这个名字，保存在其中，而走出来的，是尼采的翻译者——梵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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