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八月见》，最好永不见

原标题：《我们八月见》，最好永不见

◎曹亚瑟

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两次授予同一位作家，你会选谁？经过大家投票，得票最多的是托马斯·曼、威廉·福克纳、奥尔罕·帕慕克。

这缘于他们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写出了不亚于获诺奖前质量的作品。如托马斯·曼在获奖后写出了《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绿蒂在魏玛》、《浮士德博士》；威廉·福克纳写出了《寓言》《小镇》《大宅》《掠夺者》；奥尔罕·帕慕克写出了《纯真博物馆》《我脑袋里的怪问题》《瘟疫之夜》等著作。

还有一个人是当之无愧的，那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1982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在获奖后的1985年和1988年，又分别出版了《霍乱时期的爱情》《迷宫中的将军》这样的厚重之作，影响力丝毫不逊于《百年孤独》。仅凭《霍乱时期的爱情》，再次拿下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为过。

如果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此封笔，他的文学生涯也许会非常完美，不会让人得出“老态颓唐”“画蛇添足”的结论。然而，就像跳高比赛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那样，马尔克斯不服老：他在77岁高龄写出《苦妓回忆录》，已露颓势。如果不说有抄袭名作之嫌，最起码也有点江郎才尽，全书处处可见拉丁美洲的意淫。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渔民圣地亚哥最后只打捞到一具马林鱼的尸骨一样，马尔克斯在晚年记忆衰退之际悄悄写下了最后一本小说《我们八月见》。尽管只有5万字，他修改了多遍仍觉“非常糟糕”，进而留下遗言，让两个儿子“必须销毁掉”。应该说，马尔克斯还是非常爱惜羽毛的，但“身后事谁管得”？在他去世后的第十年，仍让两个儿子不知是被版税诱惑还是不愿其遗作湮没，自顾自地推向了市场，陷老马于不仁不义。

在历史上，违背著作权人意愿而未销毁其手稿的案例比比皆是，世人褒贬不一。如卡夫卡的手稿，就留存了“现代主义”的发端之作；张爱玲的《小团圆》，虽然不能代表其写作水平，但仍留下了一段关于胡兰成的隐秘故事。

马尔克斯在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苦妓回忆录》里，已有创作力匮乏的迹象。这部小说明显承袭了川端康成小说《睡美人》的创意。《睡美人》中，67岁的江口老人每每去家庭旅馆找一个沉睡中的裸体女子相伴。而在《苦妓回忆录》里，一个已经跟514个女人睡过觉的老男人，在90岁生日之际要找一个处女来度过疯狂之夜。他与那个发育尚未完全、被喝了缬草药水只会酣睡的14岁工厂妹度过一个夜晚。像江口老人一样，他没有亲昵，只有抚摸和欣赏。这二者在情节上那么神似，说好听点是对《睡美人》的致敬之作，说难听点是掩盖不住对前者的因袭。

而在这本《我们八月见》里，马尔克斯已彻底沦落为一个通俗写手，他编造了一个通俗乃至庸俗的故事。一个夫妻双方都堪称上流的家庭，丈夫是一位演奏家、音乐学校校长，一个经常不着家、善于在女性中周旋又不露痕迹的人物；而妻子也被乏味的生活弄得不得不找点刺激。于是，每年的八月十六日，她都会去一个小岛上给母亲的陵墓上献上一束剑兰。而这一切，都是为掩盖她在小岛旅馆中的艳遇，每次都遇到一个“他”。

书中写她三次去小岛，都遇到了不同的“他”。而她最耿耿于怀的，是第一次那个“他”。“他”竟然在事后往她的书中夹了一张20美元的钞票。她竟然成了“消费品”！她为这20美元闹心，甚至试探着在丈夫面前打听这是不是妓女的价码。

而第二次、第三次遇到不同的“他”，似乎已没有什么惊奇，人们到这个小岛几乎都是奔着“一夜情”来的。她也是用这种“一夜情”来抵抗日常生活的凡庸的。丈夫敏感的“第六感”似乎觉察出她的异样，又不知异样在何处。

直到有一天，她在母亲的墓前发现已有人送上一束剑兰。看守人告诉她有位先生每年都在送花，她才似乎明白了母亲活着时为何每年都要来这个小岛三到四次，又为何在辞世前坚持要葬在这个小岛。她发现，母亲似乎比她走得更远……

寻找“一夜情”，是多少上流阶层男女消解乏味生活的最佳利器。这多像一个通俗的“爱情”故事，或者是一部已经被拍出而我们没有看到的通俗“爱情”电影。这种故事可谓烂俗不堪，丝毫没有创意，没有一点新意。

只是“20美元”和“一束剑兰”这两个小说中的点睛之笔，还显示出马尔克斯没有忘记小说创作的诀窍。

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马尔克斯也写过爱情。那是一段跨越50年，经过剧烈社会动荡的依然保持如初的爱情。我们很难想象，加西亚·马尔克斯会从绵延的年代、庞杂的家族中走出，陷入一个单调乏味的“一夜情”故事。

你只能用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来评价这一切。经过《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那种大开大合的场面，《苦妓回忆录》《我们八月见》用小开口、小场面，慢慢归于平寂。

人有庸俗甚至低俗的权利，但伟大的作家没有。因为这会使“伟大”二字减色。应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生涯，因为两个儿子的错误决定，而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我们八月见》，最好永不见。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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