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的多数歌星都已经消失了，就连粤语歌也在全面式微，孩子们还唱着他唱过的歌。可是，黄家驹在天上，在忙什么？还在写歌吗？
黄家驹（左）和黄家强兄弟在练琴
忧患从何而来：香港的乐与怒
90年代在北京音乐台做“香港风景线”的奚志浩是在香港街头遇见尚未成名的Beyond的。他对我回忆，那时候他只是个爱音乐的16岁少年，喜欢逛唱片店，某日在汇丰银行对面的草坪上休息，看到四个长发青年向他走来，表情却很友善。“他们的气质，一看就是文艺青年，肯定不是那种卖保险的。”所以，他很愿意和他们对话。
几个人的名目是做音乐调查，问他爱听什么类型的音乐，买什么磁带，喜不喜欢摇滚，最后拿出自己的演唱会票子，只要10元一张，在一个不甚知名的礼堂明爱中心举办。奚志浩毫不迟疑地买了票，因为在见到Beyond之前，他和多数乐迷一样，几乎不知道本地有自己的摇滚乐队。
那是一场让他难以忘怀的演唱会。当时尚无大众知名度的Beyond却已经有了不少少女歌迷，因为她们特别喜欢尖叫，从头到尾没有停息。并且有自己的着装风格，常常被侧目，后来传媒索性给她们一个代号“妹妹仔”，代表某种不良文化，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群叛逆的青少年，对本港出现的反叛乐队有种本能的热爱。
不过少女歌迷并不是Beyond能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成功的，还是乐队和社会的某种共鸣，这种共鸣，从乐队开始成立起，就有了模糊的迹象。奚志浩分析，当时摇滚乐队开始大规模出现，是因为香港面临的问题太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1997即将来临，大批人开始移民。周围的人谈来谈去就是如何脱离这个岛屿，所以摇滚乐队的音乐大多是冷硬的社会批判，歌曲中的情感很是凌厉。“可是黄家驹不一样，他和他的乐队带给人比较暖的感觉，就像他们早年成名的那首《永远等待》一样，他们也愤怒，也出离，但是他们对未来是抱有希望的。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的传递正能量。”
这种正能量，和黄家驹有很大关系。当时香港乐坛将唱摇滚的一律视为叛逆青年，觉得他们长发飘飘，都和主流社会脱离，不爱上学上班，只喜欢过自己的疯狂日子。可是Beyond乐队中，除了黄贯中承认自己小时候算是个叛逆少年，其他人从小到大都过着很正常的日子，基本上没有什么众人眼中的不良行为。梁翘柏说，最不良的，也就是不好好上班，去海边沙滩上裸泳，弹吉他，让周围的少女们尖叫着走开，实在也说不上什么。
黄家驹的姐姐回忆，她告诉过家驹，音乐不是自己玩的，还要被更多人接受，只有大众接受了，才能进一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黄家驹和一般的摇滚青年不同，他愿意走进主流乐坛。黄贯中回忆，当时很多摇滚乐团，觉得除了摇滚别的音乐都一钱不值，可是黄家驹告诉他们，要让乐队能走下去，就得做一些流行上口的作品，音乐有不同的态度，除了愤怒，研究也可以啊。黄贯中说他听了茅塞顿开。
乐队在1984年之后开始逐渐走向主流，首先是乐队成员剪了长发，变得更乖巧了。黄家驹也不再是那个满面青春痘的年轻人，他变得热爱护肤，讲究形象。刘宏博说，有阵子家驹整天讲究护肤，在后台和黄耀明交换做面膜的心得。后来Beyond的主要词作者刘卓辉也说，他和黄家驹去北京演出，同住一起的时候，第一次发现，男人也用这么多的护肤品。
不过，家驹并没有放弃自己对真正问题的思考。刘宏博说，他因为从内地出来，知道很多内地的事情，当时的香港青年，很少有对内地发生真正兴趣的，即使提出问题来，也都是表面的，可是家驹不同，他俩在一起，除了谈音乐，就是谈大问题。从永恒是什么，到中国究竟为什么落后，都在他们没日没夜的长谈中，家驹当时的女朋友嫉妒了，说刘宏博和黄家驹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她要多很多。
80年代中期刘宏博回内地，当时内地还比较落后，坐飞机在空中看黄河、长江，并没有多少兴奋感，反倒觉得像伤痕，一回到香港，家驹就拖住他，让他谈对内地的感受。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家驹说了，家驹忙碌了几天，做出的音乐，就是后来让他们真正登上流行榜的那首《大地》。
黄家驹那时候在想什么？刘宏博说，他似乎和外界关系很疏远。香港乐坛流行什么、电台每日讲什么，都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自己作词作曲，有种浓厚的苍凉感，也很慈悲为怀。他的脑筋，不在香港，一会儿在北极，一会儿在中原大地，他爱读唐诗宋词，完全与香港流行文化迥异。要不是来自北京的背景，他觉得自己也很难与家驹做朋友。
黄家驹显然有以世界为家的情怀，香港束缚不了他，出名也没有改变这点。1991年，家驹和慈善团体去了非洲，写了两首著名的歌曲：《光辉岁月》，送给还在监狱中的曼德拉；还有《Amani》，斯瓦西里语“和平”的意思，呼吁世界和平。同为作词者的刘卓辉后来写道，看了这两首歌词，他觉得黄家驹就是天才。朱耀伟说，他发现黄家驹的歌词，在后期越来越好，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方法，不再为外界的戒律所约束。
香港乐坛慢慢接受了这位以“乐与怒”（香港对摇滚的翻译）的代表乐队，情歌虽然还是乐坛的主流，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对社会不满，开始呼唤亲情、友谊，乃至社会平等、世界和平的歌曲开始有了容身之地。有人分析过，乐队在香港100首流行金曲中上榜的6首曲目，全部与爱情无关，带有浓厚的社会批判色彩，并且坚守公义、道德和理想，所以一直流行到了今天，这和黄家驹的个人思考有很深的关系。
除了歌词，黄家驹还有许多吸引人的特点。1988年，作为香港摇滚音乐的代表Beyond来到北京开演唱会，当时音乐台的主持人朱云去采访，发现这乐队怎么这么不摇滚啊，看上去很乖，穿着也普通，不过很快，她看见了黄家驹的特殊性：“他很聪明，很稳重，乐队由他来回答问题，虽然不叛逆，但是注定是会红的那种摇滚乐队。黄家驹身上，有点摇滚，有点华丽，有点批判，有点理想，单项可能比不上别的乐队，但是组合起来就高人一头了。说到嗓音，他也会扬长避短，不够高，就用特殊唱法，你比如说那句出名的持续的‘欧’，就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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