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以王阳明作圣经历为例

【转】《宋明理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以王阳明作圣经历为例》作者: 高天晨宋明理学与佛、老关系密切,对这种关系目前学界多是从义理层次上展开辨论,以及从社会环境、文化演变趋势等外在因素上解释其缘由,而从理学家个人工夫体验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的则较少见。其实,理学对佛、老的吸收或排拒,并不单纯是为了搞理论建设,不仅仅是为了贬异教争道统,也不完全是为着匡时济世的现实需要而发,而大都是依儒者们个人的生命体验而转移的。“本其体验所得以为说”(马一浮《尔雅台答问·答程泽溥》),这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忽略了由个人生命体验所带来的内在精神生活转变这个因素,则很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以儒为依归的理学家却曾有过以佛、老为师的经历,以及为什么在他们出入佛、老,明显受佛、老影响的情况下,却于复归儒家后又极真诚地力辟佛、老。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着以王阳明青年时期的作圣经历为例,通过从工夫体验的角度分析王阳明在作圣过程中出入佛、老的情况,重新审视理学与佛、老之关系。王阳明三十七岁时在贵州龙场悟得“圣人之道”,在此以前,是他学作圣人的时期。阳明在这一时期的问学经历,其门人王畿有一个比较详当的概括:“先师之学,凡三变而始入于悟。……其少禀英毅凌迈,超侠不羁,于学无所不窥。尝泛滥于词章,驰骋于孙吴,其志在经世,亦才有所纵也。及为晦翁格物穷理之学,几至于殒。时苦其烦且难,自叹以为若于圣学无缘,乃始究心于老、佛之学。……及至居夷处困,动忍之余,恍然神悟,不离伦物感应而是非自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二《滁阳会语》)阳明青年时期兴趣广泛,曾泛滥诸家之学, 而其要可归结为三:经世的辞章、兵法之学;依宋儒格物穷理之法践行的儒家圣贤之学;出世的佛、老之学。这三者中,辞章、兵法之学与儒家圣贤之学都志在用世,所以并无根本的冲突,而佛、老之学则志在出世,与前两者旨趣迥异。王阳明最终悟得的是儒家圣人之道,那么他为什么会出入佛、老,出入佛、老对他的悟得圣人之道有什么影响呢? 一阳明自称八岁即好神仙之学( 《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答人问神仙》),但他实际修载来看,最早是发生在其十七岁时。当时阳明赴江西成婚, “合卺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这次经历时间很短,有何收获,也没有交待。在这之后, 阳明先是按照宋儒格物穷理之法求为儒家圣人之道。他按朱子格物之说去格竹之理,沉思其理不得,反而劳神费力,生了一场病。于是以为圣贤有分,非一般人所能为,乃随俗习练辞章,从事科举之业。但是“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直到二十七岁时, 读到朱子上宋光宗疏中说“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见《晦庵集》卷十四《行宫便殿奏札二》),而自悔以前探讨虽博,但未尝循序以致精, 所以无所得。于是重操圣贤之学,按朱子“循序致精”的教导读书,“思得渐渍洽浃”,可终觉“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这样“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年谱》说, “是年先生谈养生”。三十岁时,阳明游九华山,向善谈仙的道者蔡蓬头求教,又闻地藏洞有“坐卧松毛,不火食”的异人,而“历岩险访之”,听其论“最上乘”。三十一岁时,阳明告病返乡,在家乡的阳明洞中居住下来,修行导引之术,久之能“先知”。但旋即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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