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作者与译者之间是一种不安、互惠互利的关系

■本报记者　朱自奋　　

“作者与译者之间，是一种不安、互惠互利，且偶尔脆弱的关系。”　　

莫言得了诺奖后，美国汉学家、中国文学研究者、“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教授的知名度，迅速从学界扩展到了更广泛的读书界。他是莫言小说的英译者，十几年来，经他之手翻译介绍的莫言作品，逐渐被西方读者所了解、所欣赏。莫言获奖，葛浩文功不可没。前不久，葛浩文来到中国，在北京、沈阳、上海等地的高校参加了一系列围绕“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研讨活动，他演讲的报告厅总是挤满了热情的中国大学生。作为译者，葛浩文在向世界推介中国小说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从未像现在这样被听众与媒体一次次地聚焦、探讨。关于翻译，葛浩文有他的特殊心得：“作者与译者之间，是一种不安、互惠互利，且偶尔脆弱的关系。”

莫言得奖后，很多人说，使莫言得奖的小说，其真正的作者是美国人葛浩文，因为葛浩文的出色翻译，以及他在翻译时对莫言原作进行的许多大胆删节甚至改写，使它们更适合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才引起了诺奖评委的亲睐。对此种传言，葛浩文予以“断然否认”。他认为，莫言得奖首先是因为他小说写得好，是一位顶级中国作家，而他对莫言作品的删节与技术处理“并不多，很有节制”。　　但葛浩文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影响，依然不能被忽略。而他在各次演讲中也一再呼吁读者对译者的作用与劳动给予更多的重视。“我觉得，大多数没有做过翻译的人并不重视译者的作用，认为译者就应该是无形的，凡是译著中美的地方要归功于作者本人，而不好的地方则要找译者算账。但是，事实有时并非如此。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文学领域有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格雷戈里·拉博萨，曾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的赞赏。据说，马尔克斯认为　《百年孤独》　的英文版本比他的原著还要好。也不知道这一启示会不会让译者感到高兴。”　　

有人对葛浩文的翻译不满，说他误译等等，对此类质疑葛浩文表示不屑于辩解或说抱歉。“一个成熟的译本，必然是个转换的过程。我做得足够好。我的态度是，只要我在翻译词汇、短语或更长的东西上没有犯错，我的责任在于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意思，而不一定是他写出来的词句。这两者之间有细微差别，但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区别。”葛浩文说，“译者是人类精神的信使。翻译是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创造性的价值生成。虽然翻译中对原著而言会失去一些东西，但这不是译者的错，翻译是必须的。有人说，90%的翻译是不好的。但是，谁不想做那余下的10%呢？”　　

葛浩文认为，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有时“很脆弱”。“很幸运的是，我与大多数小说家的合作都很愉快，尤其是与莫言的合作，他对我将其作品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大力支持、鼎力相助。他很清楚汉语和英语之间是不可能逐字逐句一一对应。他会很体贴、和善地给我解释作品中一些晦涩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明白翻译是对原文的补充而非替代。”　　

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小说时，有时会根据他对小说的理解以及照顾西方读者的趣味习惯，做一些必要的压缩，比如《丰乳肥臀》有十几页内容被他删去未译。但葛浩文说他其实改动得并不多，很节制，绝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对原著作大刀阔斧甚至几乎重写。莫言的《四十一炮》他就几乎没有改动，全样译出，即将在美出版的《檀香刑》，他的改动也很少。　　

在饭桌上，葛浩文熟练地挟着中国菜，轻松地谈起他翻译莫言《天堂蒜薹之歌》时的故事。这或许是有关翻译家在译介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的最生动例子。当时葛浩文很喜欢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这是他继《红高梁》之后译的第二部作品。译完后他把小说交给美国的出版社，当天晚上，出版社编辑就激动地打电话来，对他喊道：这部小说的最后一章“太可怕了，简直糟透了！”小说最后一章是关于那些贪官污吏如何被调走、惩处等后续情况的详细交代。葛浩文赶紧打电话给莫言商量，当然他没有把美国出版社的原话转达给莫言，只是问莫言能不能同意他把这些有关官员具体去向的部分给隐去不提？因为“美国人受不了看这些内容”。

两星期后，葛浩文收到莫言给他寄来的二十多页手写的稿件，竟然是莫言完全重写的最后一章内容，非常精彩。小说在美国顺利出版，被认为是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最精辟、最犀利的社会批判性作品。后来《天堂蒜薹之歌》在国内再版时，莫言沿用了葛浩文建议修改后的美国版本。这可以说是作者和译者愉快合作的佳话。　　

但不是每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都像莫言那样对葛浩文完全信任、无限交托。有的作家对作品如何翻译比较在意，葛浩文举例说：“比如李锐。”李锐的小说《旧址》在第一章就把整部小说人物的命运起伏、情节线索都给设了埋伏，作了交代。但美国出版商认为，这样的小说不会有人买，因为读者只需看第一章就可以了知全部故事，何必再看后面的，建议葛浩文从第一章中抽掉部分内容，为小说的下文留点悬念。李锐很尊重葛浩文，同意葛浩文对译本作了某些处理。但《旧址》在国内重版时，李锐完全恢复了他原作的面貌。“李锐认为，美国人不能欣赏中国小说的特殊的美。”葛浩文笑着说。　　

莫言得了诺奖之后，葛浩文就陷入了知名或不知名的诸多中国作家的疯狂围追堵截之中。很多作家相信，能请到葛浩文来翻译自己的小说，不仅质量可以放心，而且多了一重敲开西方主流阅读圈相对狭窄的阅读视野的砝码。请托太多，葛浩文觉得自己实在来不及翻译。究竟什么样的作品能被放到葛浩文的翻译案头？朋友的推荐固然是重要途径，但葛浩文有自己的选择。“有时是我喜欢小说的某些情绪、风格，有时则是出于某种直觉而选择。”葛浩文表示，“我只译我喜欢的小说。我不可能花几个月时间去翻译一本我仇恨的、不认可它的思想和文学趣味的小说，那样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当然，偶尔他也会受市场的请托而翻译，比如《狼图腾》。目前他已翻译了王朔、朱天文、李锐、刘恒、阿来、毕飞宇、苏童以及萧红、老舍等二十多位重要中国作家的作品。今年葛浩文刚译完莫言的《蛙》，另一本莫言的小说集《变》也已译完，那将是第一本在印度出版的莫言小说。“我现在最希望能够发明一种药，让我晚上可以不必睡觉，把时间都用在翻译上。”葛浩文说。　　

现在，葛浩文手头即将译完的是刘震云的两部近作　《我叫潘金莲》、《我叫刘跃进》，这是葛浩文的朋友安波舜向他大力推荐的，而美国的出版商也大赞刘震云的小说，认为情节生动，必有市场，不仅爽快答应出版，还托葛浩文向刘震云要签名。但另外许多中国当代最优秀作家的作品，如何把它们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则是葛浩文觉得负有责任的事儿。比如王安忆的《富萍》，小说很难译，美国市场前景也不看好，但葛浩文个人很喜欢，决心要翻译出来，没想到译了四分之一，搁下了，一拖几年，到现在也没有译出。葛浩文觉得抱歉，他拖得太久了。但王安忆对葛浩文非常信任，并不打算更改她与这位美国老朋友之间的承诺。贾平凹可能也是当下这拨“中国作家走出去”浪潮中比较纠结的一位重要作家，有很多好作品，但译本的数量质量远跟不上他的创作。多年前葛浩文曾翻译过贾平凹的《浮躁》，最近他又挑选了老贾的近作《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个小说的故事有意思。“但贾平凹认为，如果他的代表作《废都》一直都没人译的话，将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件事。”葛浩文幽默地说。所以，后来葛浩文接下了这个活儿。　　

除了翻译当代重要中国作家的作品，葛浩文还有他庞大的翻译写作计划。他计划把他多年前翻译的萧红作品重新翻译，到时将在美国出版一套新的萧红作品集。萧红是他的文学“爱人”，他最早接触的中国文学就是萧红的《呼兰河传》，后来又研究萧红，翻译萧红，“四十多年来我和萧红一直不曾离婚”，葛浩文说。几年前，葛浩文开始翻译萧红的《马伯乐》，并且突发奇想，决定用英文来补写萧红生前未能完成的《马伯乐》第三部，以此向他的文学知己致敬。葛浩文还向记者透露，前不久他在翻译自己写的短篇小说，从英文翻成中文，希望将来能以“小说家”的面貌与中国读者见面，但“翻译了五篇，太累了，停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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