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上海艺术研究所编著，199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曲艺词典》“戏曲”条解释说：“戏曲，我国传统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人物扮演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艺术。”作者在《误传》一文中列举的“黄梅调”由来、道白方言、唱词地名、黄宿边“黄梅调”的差异等分论据，没有一个能证明作者提出的论点，只能说明作者对汉语知识、戏曲知识不大熟悉。
二、关于《误传》一文的戏曲基本常识问题
关于声腔、剧种命名。前文说过“因小调来自黄梅山，所以后人都叫‘黄梅调’。”这个观点不能自圆其说，有违戏曲声腔、剧种的命名规范。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从戏曲形成之始，就有不同民族和不同地方的戏曲。它们之间的差别，如以演唱声腔来区分，称腔或调，如弋阳腔、昆山腔、怀腔、乐平腔、徽调、汉调、府调、黄梅调等，谓之戏曲声腔；如以民族或地域的艺术特色相区别，称剧或戏，如京剧、川剧、徽剧、傣剧、皖南花鼓戏、高安采茶戏、淮北花鼓戏、黄梅采茶戏等，谓之戏曲剧种。根据1980年、1981年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资料（大唐网资料库搜索），全国共有戏曲剧种317种，无论是高台大戏，还是地方小戏；无论是“腔”还是“调”，其命名大都遵循以县以上行政区划就地立名或以音乐特征、伴奏乐器、声腔起源命名的原则，且多以“剧”、“戏”而少以“腔”、“调”，皆以“某某剧”、“某某戏”、“某某腔””的格式，此外，还可见到少许以“某某歌”、“某某弦”、“某某梆子”命名的例子，但没有一例是以山水、季节（有一说，黄梅戏起源于黄梅雨、黄梅时节）命名的。淮北煤炭师范学院音乐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戏曲学）彭子华，在《中国戏曲声腔名称探讨》内容摘要中说：“声腔名称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中包含人的行为、思想、观念。中国戏曲声腔与剧种的关系十分复杂,有的声腔就是剧种,有的一种声腔流传分布于多个剧种,有的一个剧种多种声腔。声腔名称的由来大致有六种情况:以地名命名的声腔,以音乐特征命名,以伴奏乐器命名,以声腔来历命名,以唱腔结构命名,以审美爱好命名。”该研究成果证明，戏曲声腔的命名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一定的命名规范。
上图为《鄂东晚报》报道
关于道白方言。《误传》一文说：“因为黄梅戏的台词念白都带有黄梅山一带的口音及习惯口语……《打猪草》里男主角第一句唱词是‘小子本姓金，笋子年年兴。’这个‘兴’字纯粹是怀宁口语，同其他地区‘种’或‘栽’，如种菜、种田、栽树，怀宁人都称为兴菜、兴田、兴树。”笔者认为，作者所言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据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教材介绍，安徽和湖北同属北方方言区，只是子方言区不同。我不知道母语方言说“兴”的区域到底有多大，这涉及到汉语言方言区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我可以负责地说，方言“兴”并非怀宁特产，湖北黄梅、甚至黄冈市范围内都是说“兴”。像鄂东、皖西南、赣东北这些地区区域文化、民间风俗是很接近的,语言差异更要小于各自省内其他地方。2006年4月2日《今日早报》载著名作家刘醒龙《中原雅音》文中说：“作为母语的湖北方言，有三个与众不同的词语。……任何地方都不如湖北人，想表达的意思还没有吐露丝毫，便脱口指令对方是个苕。在湖北方言中，还有一个说起来十分动听的词：晓得。最好听的却是第三个词：兴。据说，苕、晓得、兴，是古汉语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方言母语中，‘兴’即是‘种’。对比之下，不难领悟‘兴’的美妙。“兴”是自然的，带着天籁气韵，轻重缓急都在自由境界中。”这段文字说明在方言母语中将“种”说“兴”的区域是很大的，而并非作者所言“‘兴’字纯粹是怀宁口语”。
上图为黄梅县安乐村黄梅戏古戏楼
关于唱词地名。《误传》一文说：“唱词里经常出现的地名与怀宁、安庆及八县有关。”“《夫妻观灯》里的主人翁王小六唱词的第一句‘我家住在大桥头’，这个大桥头指的就是离黄梅山两公里左右的大桥头镇。清末民初，该镇虽不大，但当时街市繁华，民国后期月石公路修通，大桥头镇不通公路，才逐步衰落，以至今天大桥头镇不复存在。而月山镇在公路通车以后逐步兴旺。还有一些地名与安庆八县有关，如：《夫妻观灯》里还有“柏子桥”等地名。”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离奇得令人啼笑皆非。作为戏曲地名本身是个虚无缥缈的代号，作者在这里除存有与“黄梅山”一样的偏见外，还有一个对黄梅戏传统剧目基本认知的问题。固然“黄梅山”天下无数，“大桥头”、“柏子桥”更是多如牛毛。我始终不明白，作者凭什么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那么肯定《夫妻观灯》里的大桥头“指的就是离黄梅山两公里左右的大桥头镇”呢？笔者认为过于草率、过于牵强，难以令人信服。无独有偶，远的“大桥头”我且不说，在黄梅县的北部山区大河镇、柳界公路主干线上，就有一座很有名气的大河桥，大桥两岸均称大桥头，该镇从宋至今繁华不衰。如果按作者的说法，能说《夫妻观灯》的故事就发生在黄梅县的大河镇吗？我想也是绝对不能的。假设作者的臆测成立，故事就发生在怀宁的“大桥头”。那么唱词紧接“柏子桥”的后面，又出现了“急忙走，急忙行，不觉来到汴梁城。”两个地名相距近千公里，这又如何解释呢？且不说是在千年之前的宋代，就是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今天，转眼之间，从安徽怀宁的“大桥头”到河南开封观灯，也只能是天方夜潭，异想天开。作者在这里还犯有戏曲基本常识错误。据笔者所知，原始的鄂本、皖本黄梅戏传统剧目《夫妻观灯》唱词里，根本就没有“大桥头”、“柏子桥”的字眼，而只有“百子桥”（皖本）、“汴梁桥”（鄂本）、“汴梁城”（鄂本、皖本均有）。
桂遇秋自费抢救挖掘、校勘出版的《黄梅戏传统剧目汇编》丛书
紧接上文，《误传》还列举出黄梅戏传统剧目《蔡鸣凤辞店》里柳凤英的一段唱词：“到春来宿的是芜湖、南京、上海；到夏来宿的是宿松、望江、石牌；到秋来宿的是桐城、岳西一带；到冬来宿的是徽州、祁门、石台。这是剧中人以安庆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相反，黄梅调里根本找不到黄梅县土语及地名的踪影。黄梅县隶属湖北黄冈地区，黄梅调里也无黄冈地区的痕迹。”《蔡鸣凤辞店》，又名《菜刀记》、《小辞店》，黄梅戏传统正本戏36大本之一。其中《辞店》一折艺人们常作折子戏单独演出，是黄梅戏传统剧目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黄梅戏传统剧目汇编》（鄂本）第4集著录了黄梅县名艺人张敦友述录本，《安徽省传统剧目汇编·黄梅戏》第4集刊载了安徽名艺人潘泽海、丁翠霞、严松柏、查文艳口述本。无论是鄂本，还是皖本，剧中多处出现：“小生，蔡鸣凤，家住湖北浠水县（鄂本为蕲水县）蔡家庄人氏。爹娘去世，配妻朱莲（鄂本为朱莲英），心想外出贸易（鄂本为到下江贸易），要与朱莲商议才是，朱莲哪里？”的道白或唱词。这怎么能说“黄梅调里也无黄冈地区的痕迹”呢？且以黄梅戏传统剧目《蔡鸣凤辞店》皖本为例，柳凤英的原始版本唱词是：“到春来宿的是芜湖、南京、上海；到夏来宿的是宿松、望江、石牌；到秋来宿的是云南、四川一带；到冬来宿的是吉林、烟台。”由此可见，作者是在用建国后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家整理、改编的演出本来考证历史。这个考证真实吗？可信吗？能有说服力吗？
上图为黄梅戏专家桂遇秋生前工作照
《打猪草》、《夫妻观灯》、《蔡鸣凤辞店》是黄梅戏传统剧目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建国后，经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家整理、改编、演出、丰富而成为黄梅戏的经典，但吴福润先生把三本戏的改编本作为考证黄梅戏起源的依据来说事，而且与剧本中的地名对号入座，臆测联想黄梅戏起源于怀宁，不仅是不慎重的，而且是极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非常荒唐的。我可以负责地说，黄梅戏传统剧目的积累相当丰富。经过湖北、安徽两省黄梅戏艺术工作者的艰苦努力，抢救、挖掘、搜集，出版了近千万字的剧目资料。并非像作者所说在“黄梅调里根本找不到黄梅县土语及地名的踪影。黄梅县隶属湖北黄冈地区，黄梅调里也无黄冈地区的痕迹。”在黄梅戏传统剧目中涉及黄梅或黄冈各地的方言、土语和地名，不是一个、二个，而是数以十计，数以百计。其中最富有地方和剧种特色的是以张朝宗、瞿学富、李益、於老四、张德和、李广大、毛子才、庞大奎、宋关佑等其人其事为主要内容的《告经承》、《告坝费》、《大辞店》、《毛子才》、《私情记》、《闹公堂》、《糍粑案》、《杨二女起解》、《打粮房》等本戏、串戏，都是根据黄梅县、武穴市的张朝宗、瞿学富等真人真事编写的，有圣旨、奏折可查，有家谱、碑志可证。
关于黄宿边“黄梅调”的差异。这也是作者对戏曲基本知识的认知问题。吴福润先生在文章之后说：“笔者50年代末就在宿松洲头、汇口工作，也听过圩区的经菅、汇口，山区的界岭、铜陵等地老人唱过所谓‘黄梅调’，此调有浓重的湖北口音，近似民歌，与怀宁的黄梅调根本不是一码事，而宿松县东部各乡村的老人就不会唱湖北的‘黄梅调’。这说明所谓采茶调仅在黄梅、宿松两县交界处有人经常传唱，但影响面很小，未曾传遍宿松西部各乡。”从作者曾经工作过的地理位置上看，处在“鸡鸣”鄂、皖、赣三省的结合部，殊不知在这一地区的长江北岸，除流行“黄梅调”外，还派生出两枝黄梅戏的姊妹花黄梅文曲戏和宿松文南词。文曲戏、文南词的前身都是“坐唱”。这种“坐唱”在江西的九江、瑞昌、都昌、湖口叫做“文词调儿”、“曲子”；湖北黄梅县、武穴市叫做“调儿”、“曲子”；安徽的东至县、宿松县叫“儿家腔”、“文南词”。不是专业的戏曲工作者和戏迷当然无法区分。作者所说的“影响面很小，未曾传遍宿松西部各乡”也是没有依据的。
上图为《湖北日报》报道
据1996年《湖北文史资料·黄梅戏史料专辑》第二辑发表莫诚斋（桂遇秋笔名）《皖西南黄梅戏发源于黄梅》一文介绍，安徽省宿松县原和平剧团团长、皖鄂边著名黄梅戏老艺人王梓林，1956年5月10日接受桂遇秋调查时说：“我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大约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左右，从方玉珍启蒙学戏。光绪三十年（1904）在宿松二郎河唱戏时，正式铺堂拜方玉珍为师。黄梅的帅毛丛（即帅登明）、梁松贵、汪玉奀，也喝了我的铺堂酒。那天夜晚，我们同唱《上天台》，我去（即扮演）梁山伯，汪大姐去祝英台。……安徽省黄梅戏的前身，就是黄梅采茶戏。怀宁、桐城方面的情况我不熟悉。宿松、太湖的情况晓得一点：这两县唱的黄梅戏都是从黄梅县传过来的采茶戏，因此又叫黄梅戏。两县艺人曾多次合作演出，从剧目到唱腔完全一样。……大约在民国17年（1928），我搭黄梅三渠铺陈家四兄弟（陈记和<1890—1930>、陈小阳<1893—1930>、陈三阳<1895—1932>、陈四阳<1897—1952>）班子，在宿松邱山、陈汉沟等地演出。民国20年（1931）到民国24年（1935），我在宿松县唱当家小生，与黄梅汤四姐即汤翰英（小旦）、梁松贵（小丑）和他妻子江六奀（花旦）等，同台唱了几年戏。至于黄梅戏这个名称，不是解放后起的，解放前就有，因它来自黄梅县，故名黄梅戏，其实就是采茶戏。民国9年（1920）版的《宿松县志》就有黄梅戏从黄梅县传入宿松的记载：‘邑西南与黄梅接壤，梅俗好演采茶小戏，亦称黄梅戏。其实则为诲淫之剧品，邑青年子弟，每逢场作戏时，亦或有习之者，然父诏兄勉，取缔极为严厉。’”以上只是一个戏班在宿松的演出活动情况和安徽宿松县地方志资料，由此可见一斑，证明“黄梅调”在宿松并不是“影响面很小，未曾传遍宿松西部各乡”，而是“黄梅调”已深入到宿松县腹地地区。
《误传》一文认为：“宿松人民因为两种“黄梅调”混淆难分，于是就把起源于怀宁的黄梅调称之为‘怀腔’。我认为即使黄梅县有诸多民间小调在宿松流传，它与安庆黄梅戏形成发展毫不相干，也远不及安庆‘黄梅调’早。”此观点一方面说明作者根本就不清楚什么是“调”，什么是“腔”；另一方面说明作者根本就不清楚“怀腔”的由来。据安庆黄梅戏艺术文化网“黄梅戏的发展历史”一文（安徽有很多介绍黄梅戏的专著、资料都有同样说法）介绍说：“‘黄梅调’，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安徽省怀宁县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与安庆当地民间艺术相结合，用安庆当地语言歌唱、说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这充分说明“怀腔”或“怀调”形成的区域，并非现在意义上的怀宁县，而应该是包括安庆、怀宁、潜山在内的历史的怀宁。笔者实在不明白，作者没有一点依据凭什么说是“宿松人把起源于怀宁的黄梅调称之为‘怀腔’”呢？作者凭什么说“即使黄梅县有诸多民间小调在宿松流传，它与安庆黄梅戏形成发展毫不相干”呢？作者又凭什么说黄梅县的黄梅调“远不及安庆‘黄梅调’早”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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