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寓言•乌托邦——刘慈欣《三体》中的文化启示与后人类想象

发布时间：2024-12-23 10:04

新世纪以来，科幻文学特有的审美的历史的意义不断被挖掘。刘慈欣的《三体》（《地球往事》三部曲[1]）以恢弘深邃的想象、深切的人文道德关怀和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将科幻文学推上了一个新高度。目前，研究《三体》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民族寓言”、叙事模式、文化内涵、乌托邦等。其他如女性主义视角、科幻文学语体特征等不一而论。但对《三体》的人物形象少有深入探讨，这与《三体》中人物形象并不突出有关，人物形象和细节向来是科幻小说受到质疑最多的两个因素，即使在《三体》中也存在着这样的争议。纵观《三体》塑造的人物形象，与传统文学批评中的典型人物确有较大的差别。这主要是《三体》中的人物独特的特征所决定。一方面，与传统文学人物形象相比，象征性和功能性是《三体》单个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作为科幻小说，《三体》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整体性特征，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后人类[2]想象图景，以此展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宇宙）关系的另类思考。在后一方面，《三体》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传统性别差异所塑造的“后人类”，性别作为后人类想象和乌托邦构建中一个重要前提，在《三体》中具有深刻的寓意。因此，讨论《三体》中的性别意识及其象征寓意，对发掘《三体》后人类想象及其美学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一、女性与人物的象征性、功能性

科幻小说致力于“一种基本哲学观的呈现”[3]，在人物塑造上的观察尺度，为其在后人类想象方面提供了天然优势。正如刘慈欣自己所说，科幻小说所致力于塑造的是“种族形象”和“世界形象”。[4]基于反思现代性的立场，《三体》最突出的特征是通过人物形象的象征性最终呈现出后人类想象的视野。在一部以“硬科幻”著称的科幻小说中，人类的未来必然与高科技神话密不可分。而性别是高科技神话中一个重要话题，像唐娜·哈维娜所描绘的那样：“性、性征和繁殖是高科技神话体系中的主要角色，构建起我们对个人和社会可能性的诸多想象”。[5]但与唐娜·哈维娜所持有的“赛博”女性主义相反，刘慈欣在后人类想象的高科技世界里，放大了传统社会性别差异，在《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中创造了各自的乌托邦，民主、人性的“女性化”世界和集权、残酷的“星舰文明”，这不仅体现了刘慈欣明确的性别意识，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作者进行后人类想象的一个重要参照体系。

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社会性别”（gender）中的“女性”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往往意味着“更宽容，有同情心，无私，热爱和平，道德高尚”，这一形象的根本品质是“母性”。[6]与大多数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相比——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大多仍在男性思维规定的文化制度和现代性话语中谋求解放——《三体》在女性形象塑造上，反其道而行之，极力从女性经验出发，将“女性气质”发挥到了极致，以女性特质创造了一个民主、自由、平等、高度发达的后人类世界。因此，与前两部中的女性相比，第三部《死神永生》的主人公程心更具有争议。程心身上所具有的“母性”，不仅将她与叶文洁、庄颜在本质上区别开来，而且表明了作者有意识的从“女性经验”的想象出发去构建乌托邦的意图。

作为《三体》第一部的主人公，叶文洁是全书至关重要的灵魂人物，她开启了《三体》的历史逻辑。叶文洁经历了最疯狂的文革时代，在目睹父亲惨死、母亲冷漠和无人忏悔的历史荒谬后领悟到：“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就像他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7]只有借助更高级的文明才能解决，这一逻辑隐含着叶文洁的另一个认知，科技发展更高级的文明必然拥有更高的社会道德。其次，叶文洁提出了宇宙社会学的两条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以及两个重要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炸”。[8]这启发了第二部主人公罗辑发现宇宙“黑暗森林”法则，构成了后两部的主要情节。科幻小说人物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符号化”，刘慈欣曾坦言，“描写对象并不是在人物身上”[9]。因此，在叶文洁身上，除了女性的表面特征，很难看到更多的性别隐喻，这与《死神永生》中着大量笔墨刻画的程心和“女性化”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叶文洁象征着知识分子精英对人类道德的怀疑和绝望，同时也作为功能性人物展开了《三体》的情节内容。与“女性化”的后人类相比，叶文洁身上体现出来的更多是与传统“女性特质”相背离的东西，如她为了坚定信念将三体文明引入地球，不惜谋杀丈夫和上级，对人类的背叛导致女儿杨冬的自杀（另一个原因是对科学的绝望）。

如果说叶文洁更多地具有知识分子的象征性，那么《黑暗森林》中的女性人物——庄颜则更像一个符号，她的存在几乎完全是为了完成对罗辑的英雄主义叙述。构成《黑暗森林》的主线是人类面临三体入侵，利用三体人思维透明的特征制定和实施的“面壁计划”，罗辑作为“面壁者”之一，同时也是自己的“破壁者”。最终，罗辑沿着叶文洁的宇宙社会学公理发现了“黑暗森林”法则。末日大战人类失败后，罗辑在人类和三体文明之间成功建立了威慑，人类进入威慑纪元。《黑暗森林》是一种非典型的英雄主义叙述模式，或“冷酷的英雄主义”[10]，“零道德”宇宙社会下的英雄主义。罗辑凭一己之力改变了历史，此后漫长的半个世纪里作为执剑人守护人类，是一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人物。在这个叙述中，庄颜的出现是罗辑成为英雄的关键。对人类缺乏爱的罗辑没有拯救人类的责任心，成为面壁者之后，他利用面壁者的权利要求PDC[11]为他寻找理想的女性，庄颜就是这样的一个女性，拥有不俗的艺术品位，单纯、柔美、包容、没有欲望。这是一个从男性视角塑造的完美女性，诚如找到庄颜的史强所言：“每类男人的梦中情人大体上是相同的”[12]。触动罗辑使他承担起面壁者责任的是庄颜的无辜和脆弱，在庄颜和孩子离开后，罗辑找出了宇宙中的“黑暗森林”法则。庄颜是一个传统“父权制”与东方文化混合下的完美幻象，除去罗辑所代表的英雄主义叙事，很难找到她存在的意义。

这种指向在典型的女性主义批评中，显然会受到“大男子主义中心”的非难。但在《三体》中，人物的功能性和象征性并不直接指向性别，叶文洁和庄颜虽然是女性，却并不具有性别意义。而且，在《死神永生》中，叶文洁的命题和罗辑的英雄主义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甚至推翻。程心这一形象的塑造，才真正具有“后人类”想象的性别意味。虽然作者曾在访谈中谈到，程心原本设计是一个男性，人物性别并不在考虑范畴，只是一个“符号式人物”[13]，但《死神永生》客观呈现出来的却是一个充满性别张力的文本。作为“人性”和“道德”的象征，爱和责任感是程心的主要特征，但是，比爱和责任感更为本质的是“母性”，“母性和责任不一样，前者是本能，无法摆脱。”[14]如果将这样的设定置换在男性身上，对读者来说是难以信服的。恰恰因为程心是女性，一个完全按照传统社会性别差异来塑造的女性，并且导致了地球文明的毁灭，才使得对程心的争议扩展到性别层面。

戴锦华认为，现代女性仍然处于“花木兰式处境”，一个自由解放的女性，必须化妆成一个男人才能进入男性主导的社会规范，而女性在逻辑之外，“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现代逻辑，不同于男性逻辑、父权逻辑、资本逻辑的现实”。[15]如果女性经验的力量代表的是不同于男性逻辑的另一种逻辑，那么，以这种不同于男性逻辑指向的“消耗性的、占有的、征服的”的另一种逻辑，即女性逻辑构建文化制度和现代性话语，又将呈现出怎样的场景？《三体》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想象图景。

二、“黑暗森林”法则[16]与乌托邦

几乎所有的科幻小说都致力于构建乌托邦，“它最终也只能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视野之间进行创作”[17]，《三体》也不例外，科幻小说的特性使它天然与乌托邦相关，乌托邦是科幻小说对现实进行反映和思索的有效形式。《三体》中乌托邦形式的出现有着理论前提：人类整体文明遭遇危机时怎么办？《三体》在情节发展中构建了一系列不连续的反面乌托邦，其中性别是作者借用的一个强有力的构建前提。

如前所述，如果以女性逻辑构建文化制度和现代性话语，将呈现出怎样的场景？《三体》构建的“女性化”地球文明乌托邦或许能够提供某些想象。《黑暗森林》中，人类经过两个世纪发展后进入高科技时代，在太空建立了庞大的星际舰队，地球人类经历了“大低谷”惨烈后，发展出高度的科技文明和道德文明。这个世界里优雅的男性代替了公元男性，“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18]作为“大低谷纪念碑”成为了人类的共识。然而，在末日危机中，三体人的一个探测器“水滴”摧毁了庞大的星际舰队，脆弱的人类崩溃。在人类存亡的紧要关头，罗辑利用“黑暗森林”法则与三体人建立了威慑平衡。《死神永生》中，威慑纪元的人类进一步发展出一个完全“女性化”的地球文明，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已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与公元时期的男性，罗辑和维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死神永生》中大量的情节冲突和描述语言都表明，作者刻意将维德和罗辑先后置于程心的对立面来强化这种对比。“女性化”人类有着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对人权和民主的高度重视，甚至俘虏了遥远的三体文明，使他们“看到了生命和文明更深层的意义，体验到了以前从未察觉到的自然和人性之美”[19]。人类和三体的平和相处，催生了人类对范宇宙人权体系的创导。但是，这是一个建立在宇宙“黑暗森林”法则下的乌托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民主和人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却笼罩在一个独裁者的阴影下。”[20]“女性化”世界决不会选择公元男性成为执剑人，他们往往意味着暴力、残酷、野蛮。执剑人交接仪式后，这个社会立即以世界灭绝罪起诉了罗辑，理由是他发出的坐标使一颗恒心毁灭。程心，如圣母般的女性，必然成为“女性化”地球文明的选择，最终程心微弱的威慑度导致威慑失败，三体人发起进攻。为了突出程心与生俱来的“母性”，作者为她设定了一个只有母爱的童年，程心长大后终于感到了父爱的缺失，于是妈妈给她找了一个爸爸。“母性”是连接母亲和程心的纽带，作为男性的父亲只是“母爱”的延伸，这一叙述中男性作为“他者”附属于女性逻辑，正如传统社会下女性作为“他者”附属于“父权制”那样。可以说，“女性化”世界是作者从传统性别差异出发构建的“女性逻辑”，并将这种逻辑隐喻为“人性”和“道德”。

与地球文明相对应，末日战争中逃离太阳系的星舰文明构建了另一个乌托邦，作为一个封闭空间，星舰比地球更像一个“孤岛”。富有意味的是，在这条叙述线中，章北海，《黑暗森林》中与罗辑同为英雄主义式的人物，成为了新文明的创造者，与末日之战后“女性化”的地球文明形成了具有性别意味的对比。章北海深信人类面对三体文明时必败，因此在末日之战前劫持“自然选择”号叛逃，在危机面前，章北海与程心同样被赋予“上帝”的角色，然而，章北海的选择是残酷的，为推进恒星际飞船开发不惜暗杀对手，末日战争后为了人类文明的延续，决定牺牲良心和人性，谋杀其他星舰上的生命以延续人类。与此同时，太阳系的另一端，末日之战逃出的两艘战舰发生了同样的事件。“新的文明在诞生，新的道德也在形成。”[21]人类在进入太空那一刻，就变成了“非人”，新的文明建立起新的道德。《死神永生》中，地球和三体的威慑平衡建立后，幸存的“青铜时代”号受到地球文明的诱捕，大部分成员因反人类罪和谋杀罪受到了法律制裁，“当人类真正流落太空时，集权只需五分钟”、“当时有另外的道德底线”。[22]

“女性化”的地球文明和传统男性主导的“星舰文明”，作为人性和生存的象征，性别对比或许并非作者有意为之，但性别既然已经作为一个乌托邦所存在，文本就可能会脱离作者的创作意图呈现出独立的意义。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认为“我们在本质上无法想象乌托邦本身”，这是由于“某种我们不管怎样都受制于其中的体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封闭的结果”。[23]因此，与构建乌托邦相比，反面乌托邦往往具有更深的批判力度。《三体》建构的两个具有性别对比的反面乌托邦，正是从否定之否定的反乌托邦叙事中达到了反思人类的目的。《三体》详细地创造了“女性化”地球文明与“星舰文明”，又将它们一一颠覆。威慑失败后，三体对地球发动攻击，人类被迫移到澳大利亚，悬在“女性化”地球文明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落下，宣告了“女性化”民主神话的破灭；人类进入掩体纪元，在太阳系的另一面建起庞大的掩体，以躲避未知文明的打击。作者又一次将程心置于冲突中心，与她相对的是像罗辑一样拥有男性气质的维德。程心阻止了光速飞船的研究，最终使得太阳系人类失去了唯一生存的机会（光速飞船可以逃离二维化打击，同时可以制造黑域[24]发出宇宙安全声明），导致太阳系在二向箔的打击下跌落到二维世界彻底毁灭。另一时空里，幸存的“蓝色空间”号和随后追击它的“万有引力”号保留了“新人类”的文明种子。

作者在此似乎表达了他一贯的主张，当人类整体文明受到威胁时，“把人类用一种超越道德底线的方法组织起来，用牺牲部分的代价来保留整体”[25]。但刘慈欣在《三体》中有意回避单一的世界观，作为道德和人性的象征，程心和她的助理，“女性化”地球文明时代的另一位女性艾AA，成为太阳系人类唯二的幸存者。程心与“万有引力”号的物理学家天一帆相遇，在三体人创造出的647号小宇宙中过上了传统的田园生活，这是一个真正的“乌托邦孤岛”，独立于大宇宙时空之外的田园时代，一个可以躲避宇宙“黑暗森林”状态的乌托邦。程心最终决定回归大宇宙，归还大宇宙流逝到小宇宙的物质，重启大宇宙的田园时代，一个高维度、只能用数学来描述的终极乌托邦。然而，程心又一次在小宇宙中留下了五公斤的生态球，“但愿大宇宙能够忽略这个误差”[26]，隐含其中是大宇宙将因为五公斤的误差永远死去。

“零道德”宇宙和“黑暗森林”法则始终是《三体》乌托邦构建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宇宙文明公理和“黑暗森林”法则是否经得起理论验证，这对于一部文学作品并不重要，“科幻作者提出一个理论设定，首先考察它是否具有文学上的美感和震撼力”[27]。三体文明的“零道德”世界可看作宇宙“黑暗森林”法则的乌托邦映射。即便如此，面对各种乌托邦形式，刘慈欣有意保持距离，与他在其他场合中明确表态的立场相比，《三体》中作者的立场是模糊的，有论者因此认为他的小说“充满了复杂的‘复调’意味”[28]。其实这种含糊本身就是立场，体现了作者的质疑。作为一部科幻小说，用“复调式”乌托邦来阐释这一立场更为切近，“这个更为‘复调式的’乌托邦则包含了全部可能的乌托邦选择之间的斗争，对于这些众多的乌托邦选择，它故意地没有去进行总结。”[29]作者的声音形成了多重矛盾而又融为一体的交响乐。无论是女性所代表的人性、道德、爱，还是男性所代表的生存、零道德，地球文明和星舰文明作为人类乌托邦的两种形式，作者更倾向于叙述每一种乌托邦以及包含在它们之内的所有矛盾和斗争。《三体》中塑造的不同乌托邦，宇宙“黑暗森林”状态和“零道德”三体文明、“女性化”地球文明、男性力量主导的“星舰文明”、小宇宙田园时代（包括黑域中的文明形式），每一种可能乌托邦和彼此之间呈现出来的人性、道德的矛盾状态，刘慈欣有意隐藏了作者的声音。甚至是大宇宙田园时代的终极乌托邦，也只给出了喜忧参半的留白。

三、性别寓言与后人类想象

乌托邦是科幻小说发挥批判性和预言性功能的载体，“人类社会一切已有的问题，在后人类或新人类的时代既有可能以从前难以想象的方式得到解决，也有可能延续下去甚至越发严重。”[30]那么，为什么是性别，而不是阶级或者种族成为《三体》进行后人类想象的寓言载体。考察当代女性主义与“后人类”理论之间的天然一致性，或许能够有所启发。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视野中，追求社会性别化身份的平等和价值，往往会陷入一种困境，即“建构这种身份的文化制度和现代性话语，却是女性主义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一直致力于瓦解和挑战的”，“女性主义其实在被理性启蒙运动所排斥时开始，一直都是后现代的立场”。[31]基于这一困境，女性主义在传统性别反思方面与“后人类”对人类的反思确有相通之处。刘慈欣坦言，他“不想把科幻作为批判现实的工具”[32]；但是，正如有论者指出：“‘后记’（《死神永生》后记——笔者注）里批判的‘社会现实’，不是特定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具体的某个统治者，而是人类自己。”[33]刘慈欣批判的是现代性话语中的“人”以及由此生成的人类道德体系，他关注的是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试图描绘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因此，性别反差才会成为他想象的一个角度。

性别以及性别意识并不是《三体》的题中之义，只有将其作为反思人类的寓言或隐喻来解读才具有意义。刘慈欣并不关心个体人物的建构，也无意从性别视角进行现代化反思和文化建构，因此，更进一步来看，《三体》的性别意识是作为一种寓言进行“后人类”想象的方法，通过寓言的方式，为宇宙“黑暗森林”法则下人类面临的生存与道德难题，提供了一种比喻，以此来探讨“人类”在更大尺度上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从传统社会性别差异出发构建的两个极端的乌托邦——“女性化”地球文明和男性主导的“星舰文明”，将性别作为拟换性的想象框架，来反思人性与道德。“女性化”地球文明作为一个准“后人类”社会，作者对其中的政治制度、准则及个人关系作了历史假使，这种假设与作者所处的现实社群形成对照。对“女性化”人类在危机面前体现出的脆弱本质，作者毫不留情给予了批判，作为民主、道德、人性的化身，作者认为程心的选择是自私的，她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良心而牺牲整个人类；相反，章北海、罗辑、维德这样的公元男性被塑造为真正的英雄，为了人类能够牺牲自我，包括人性和良心。因此，太阳系人类在程心的主导下走向了毁灭；星舰文明却在“黑暗森林”法则下将人类文明播种到整个银河系。这是《三体》的整体倾向。但是刘慈欣有意避免单一世界观，一方面，在太阳系遭遇打击之时，又为人类保留了“人性”和“道德”的火种；另一方面，突出罗辑们犹如盗火者的悲壮时，并未美化星舰文明诞生时伴随的集权、零道德、非人的黑暗。如果说《黑暗森林》是一个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文本，那么刘慈欣在《死神永生》中对此显然有所消解。《死神永生》中，作者站到了一个更高的文明尺度上来关照人类文明，人性与生存之争已不再重要，而是放弃人类中心主义，从小宇宙的田园生活中走出来，成为宇宙的一部分。

福柯认为“人”是16世纪以来欧洲文化的产物，“是其中的一个近期构思”[34]。换言之，就是启蒙时代的产物，我们至今为止的“人类”概念主要来自启蒙现代性话语，它规定了何为道德和人性。如果我们认同福柯对“人”的见解，那么《三体》要挑战的正是此意义上的“人类”概念。这种挑战必定要面临着种种启蒙话语的诘难，比如“黑暗森林”对立的文明丛林法则，马基雅维利式的英雄主义，以及用“女性化”来隐喻人性、道德的男性偏见，等等。但是，如前所述，《三体》只是去展现，而不是评判，在批判“女性化”世界的同时处处流露出对人性光辉一面的凸显，否则程心和小宇宙中的生态球就不会生存下来。《三体》比一般科幻小说走的更远的即在于此，它通过传统性别所含有的文化隐喻，对人类该走向何处进行了思考。女性所隐喻的道德、人性，其本质是人文主义，与男性所隐喻的生存、“零道德”、反人文主义，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隐含其中的是，后人类也绝不应简单对应启蒙现代性话语中的“人”或“非人”。从性别角度而言，未来性别也绝不应是传统意义上的性别，正如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这一目标将是某种焕然一新的话语、知识、参照框架及政治投入的激增与扩散……这些性别将已是（will have been）未来视野之中的性别，而不是现在或过去的性别。”[35]

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是《三体》后人类想象中的一个重要线索。这一点在第一部中已充分体现。促使叶文洁思考人类道德自觉的是她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地球三体组织降临派领袖之所以走向毁灭人类的道路，源自他目睹人对其他物种的掠杀。《三体》始于叶文洁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绝望，终于程心对人与宇宙关系的重新思考，人既不是自然和其他物种的主宰，也不是自然和宇宙的中心，不能躲在如黑域般的小宇宙中回归田园时代。人只能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中的人。《三体》并不致力于从形式上进行后人类想象，这是其他科幻文学和电影中常见的方式，如人工智能和基因改造，刘慈欣也创作过类似的小说，《天使时代》和《魔鬼积木》探讨基因改造对人类存在形式的意义。《三体》是从文化层面上质疑启蒙神话构建的“人”，越过形式直达人的本质，将后人类想象或构建引入了文学领域。后人类想象并不像乌托邦构建那样具体化，它更像是一种思维方式，“思考关于我们是谁，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的共同参照系的基本单元应该是什么，从而引进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36]。宇宙是否能重回田园时代，人类是否能从“人类”自身走向宇宙中的“人”，建立超越人类认知范畴的“后人类”应该是怎样的，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也许大宇宙永远不会重启，而那一缕漂浮的发出微弱光芒的生态球，将作为“人”和人性的象征永恒存在，犹如“万物的灵长”对“后人类”最后的抵抗。

或许这并不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试图进行后人类想象本身就具有反思启蒙话语的意义，这是《三体》作为科幻文学所能触及到的更大尺度上的文化反思，直面“后人类”语境和实践，直面人“从动物走向上帝”之后的处境。就性别层面而言，至少，《三体》中的性别寓言和后人类想象在反乌托邦的层面上提供了一种反面性别文化启示：无论是化身“花木兰”，还是回归“女性经验”，都不足以成为未来性别的参照。“未来的女性将会淘汰自身，或者使自己成为某种全然非人性（inhuman）或难以察觉（imperceptible）的生成过程之目标，而不会使自己依赖于现存的女性形式。”[37]

余论

如果注意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别书写，其实一直都有这样一个传统，那就是将“男性化”视为女性解放的象征，从秋瑾到“娜拉”、“革命女性”，以及延安和十七年、文革愈来愈“男性化”的去性别化女性。如果以同样的视角来审视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性别书写，那么也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作家和批评家致力于改变当代女性的“花木兰”境遇，重新回到女性经验，以至于越来越将女性幽闭在性别的“私人化”空间。与此同时，一种更加多元化的性别意识逐渐成为共识，那就是女性解放应打破性别的二元对立，打破启蒙以来现代性话语中“人”的男性面孔，寻求女性的主体性位置。在此意义上，《三体》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反面例证，从传统性别差异出发塑造反面乌托邦，在否定之否定中打破性别二元对立的神话。作者以此将对启蒙现代性话语中“人”的批判与传统社会性别的批判连接起来，这是《三体》中应该被重视的一个启示。

注释：

[1]《地球往事》三部曲包括《三体》、《三体II黑暗森林》、《三体III死神永生》，以下简称《三体》。

[2]“后人类”作为一个概念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其中牵涉到一系列文化和技术领域，包括纳米技术、人工智能、认知科学以及其他学科。“后人类”更像一个相对于传统“人类”提出的命题，不同的后人类想象/建构对“人类”固有的认识提出了不同的挑战；如“赛博格”女性主义对传统社会性别的挑战、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对人类存在形式的挑战等。“后人类”往往具有后现代性、后人文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等特征。

[3]（英）罗伯茨（Roberts，A.）：《科幻小说史》[M]，马小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4][25]刘慈欣：《刘慈欣谈科幻》[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50页、第37页。

[5]（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陈静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58页。

[6][31]（美）克拉马雷、（澳）斯鹏德主编：《路特里奇国际妇女百科全书（精选本·上卷）》[M]，“国际妇女百科全书”课题组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46页、第403页。

[7]刘慈欣：《三体I》[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8][12][18] [21]刘慈欣：《三体II》[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5-6页、第136页、第309页、第420页。

[9][27]《刘慈欣访谈：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N]，《南方都市报》2008年9月1日。

[10]刘珍珍：《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刘慈欣科幻小说研究》[D]，复旦大学，2009年。

[11]行星防御理事会简称，《三体II》虚构的国际组织。

[13]《专访刘慈欣：总要有人预想末日》，广东卫视“佳访” 节目，转引自https://v.qq.com/x/cover/9tm3e6bkp d6fqrh/ x01530yhmvk.html.

[14][19][20][22][26]刘慈欣：《三体III》[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111页、第103-104页、第100页、第85,86页、第513页。

[15]戴锦华、午荷：《化解花木兰式文化困境》[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14日。

[16]“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猎人，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不管是娇嫩的婴儿还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还是天神般的男孩，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刘慈欣：《三体II》[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446-447 页。

[17]（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M]，丁素萍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23][29]（美）詹姆逊（Jameson，F.）《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M]，吴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81页、第542页。

[24]《三体》中一种低光速区域，又叫“光幕”，可以发出宇宙安全声明，躲开“黑暗森林”打击。

[28]路遥：《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经典化趋势》[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9期，第189页。

[30]李广益：《后人类时代晨曦中的思考》[J]，《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2期，第28页。

[32]《专访刘慈欣：我对用科幻隐喻反映现实不感兴趣》，搜狐读书频道2011年7月20日，转引自http:// book.sohu.com/20110720/n314035545.shtml.

[33]陈颀：《文明冲突与文化自觉——<三体>的科幻与现实》，转引自李广益编：《中国科幻文学再出发》[C]，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9页。

[34]（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修订本）[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392页。

[35][37]（澳）伊丽莎白·格罗兹：《时间的旅行——女性主义，自然，权利》[M]，胡继华、何磊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5页、第349页。

[36]（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M]，宋根成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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