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代言的爱钱进APP暴雷。
“如果代言人和诈骗公司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那么他就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程久余说。
但是，程久余指出，如果明星代言人与诈骗公司还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这个性质就不同了
2020年6月，汪涵代言的爱钱进APP暴雷。该平台因涉嫌违规诈骗，已被北京警方立案侦办。
明星是否应为其代言产品担责？明星和平台面临哪些处罚？是否有相关法律条例可以约束明星为不合法企业代言？搜狐财经就此采访了中闻律师事务所的程久余律师。
程久余表示，在没有具体合同关系的前提下，仅仅以相关明星为某一个平台担任广告代言人去追索赔偿，这个行为在法律上并不受支持。
“如果代言人和诈骗公司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那么他就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程久余说。
但是，程久余指出，如果明星代言人与诈骗公司还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这个性质就不同了。
“这里的其他法律关系一种是指代言人担任了问题公司的董监高，或者股东等其他特殊身份。另一种是作为代言人，明知是刑事犯罪，却仍然与违法公司共同进行相应的商业活动。”程久余表示，如果存在以上情况，根据参与犯罪过程的程度不同，会处以不同的惩罚。
“如果相关参与人员是从犯，由于爱钱进APP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刑期大概在十年上下，根据情节轻重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程久余分析。
近年来，明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帮一些非法平台做代言，最后陷入诈骗纠纷的案例屡见不鲜。我们能否通过法律对明星代言人进行约束？
程久余表示，约束明星代言属于广告法的调整范围。“当前明星代言对相应商业活动的甄别能力不高。所以，我认为，在立法层面，可以适当的加重广告代言人对所代言产品的一定的责任。”
“目前，从金融犯罪这一块来讲，还是有点缺失的。这种产品代言和商品代言，还是有区别的。”程久余说。
程久余坦言，此类问题比较复杂，在立法界、司法界争议较多。“所以，我们只能建议加重，但是加重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讨论和论证。”
而对于涉嫌诈骗的爱钱进APP，程久余表示，这个平台的处罚力度要看其最终立案的罪名，是集资诈骗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如果是非法吸储，判刑并不是非常高。但如果是集资诈骗，刑期最高可以达到无期。”
程久余表示，这种刑事犯罪这一波创业浪潮确实经常出现，但是，在相应的刑罚的力度上却比较轻。“比如非法吸储的涉案金额很高，但是刑期很短。所以我们建议，可以在这一方面加重刑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