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年愈七旬的钱穆终于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彼时的钱穆早已经声名远播，桃李遍天下，无论是学界声望还是学术成就，都已经无需用院士的头衔装点，可是院士于他而言，始终是心中的一块伤疤。
两年前获得提名的时候，钱穆就愤慨的表示：“1948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受到钱穆影响的李敖尽管对钱穆多持异议，但是在院士这件事上，却为钱穆说了句公道话：“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钱穆多次落选呢？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与胡适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
清末民初，变革牵扯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钱穆虽然成长于江南古镇之中，却对时局变化颇为敏感，完全不像是后人眼中“守旧”的形象。日俄战争之时，不到十岁的钱穆就想要从军，他在回忆录《师友杂忆》之中写道：
最所希望乃能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德国兵对垒，那是一件何等痛快之事。余虽未尝所愿，但亦因此学会了骑马。
他早年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很小就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而且沉浸其中。《仁学》书中有关于发型的讲述，一天清晨起床，热血沸腾，直奔理发店，让理发师减掉了长辫。此时还是清朝，剪掉辫子或让人以为是革命党，于是他只好将辫子缝在帽子上，避免麻烦，就在钱穆剪掉辫子的第二年，辛亥革命成功，钱穆得意的说，“人人皆不留长辫，而余则已先一年去之。”
钱穆早年就学习英文，在他的家乡以通英文为人所知，而且经常有人向他请教英文，后来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入学的时候，钱穆就叫余英时写一篇英文的自我介绍，余英时当时也颇为惊讶。
不仅如此，钱穆还积极的阅读当时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今译为社会学研究）、穆勒的《名学》（今译为逻辑学体系）都是他曾熟读的书籍，后来钱穆研究墨子等人，就得到了《名学》的帮助，钱穆虽然早年辍学，但是“转益多师”，同时也证明了读过的书总会有用的。
正是因为追赶当时的学术潮流，钱穆早年才成为了胡适的忠实信徒，甚至忠实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先是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系，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
胡适受到杜威经验主义的影响，反对传统的灌输和机械训练、强调从实践中学习的教育主张。回到北大之后，胡适联合当时的众多北大学者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并且提出了“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主张。一时之间，胡适已成为北大的学术领袖。
身处江南的钱穆时刻关注着北大的学术动向，而他本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或多或少的流露出未曾上过大学的遗憾。
钱穆了解到胡适的经验主义教育之后，立即在自己的学校进行了实行；胡适之后又写了《中国国文的教授》，这一理想的国文教学参考书是胡适对教育的全新看法，在书末尾处。胡适写道：
我这篇《中国国文的教授》，完全是理想的。但是我希望现在和将来的中学教育肯给我一个试验的机会······
钱穆在看了胡适这篇文章之后，很快又在小学里付诸实践。
胡适和钱穆第一次见面是在苏州中学，当时胡适受邀到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演讲，后来又到苏州中学演讲。钱穆回忆当时的情景：
余早在前排坐定。典存偕适之（胡适）进会场，见余即招至台上三人同坐。
正如粉丝见到偶像一样，钱穆初次见到胡适也是很激动的，否则不可能将自己坐在前排并且被招至台上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回忆录中记录下来。从小事也可以看出，钱穆对于胡适的敬重是发自内心的。
见到偶像的机会难得，钱穆迫不及待的将自己正在撰写先秦诸子遇到的问题向胡适请教。“适之无以对”，钱穆对这个答案略感失望。
胡适以一个西化的人，他在举手投足之间的无意之举，都引起了钱穆的猜测，有的甚至让钱穆理解为对自己的不尊重。比如，胡适以未带刮胡刀为由坚决不在苏州中学留宿，钱穆以为这是胡适作为学术领袖的一种傲慢；胡适虽然给钱穆留了自己的地址，并且说了些再次见面的客套话，可是胡适并没有主动联系胡适，让钱穆更加失望。
和胡适一样，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因为无意间慢待了一位图书管理员，招致了记恨。人为何会失望和记恨呢？因为人本来很复杂，关心呵护是看重的体现，失望和恨也是看重的一种体现。
钱穆后来受到顾颉刚的赏识，从苏州来到了北京，来到他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顾颉刚身为胡适的首席大弟子，钱穆能够被顾颉刚重视，胡适从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胡适“科学整理国故”的主张，将西方理论与传统的乾嘉考据学结合在一起，并且宣扬考据学是中国最接近科学的研究方法。
而钱穆在各个方面都受到胡适的影响，在考据方面也不例外。无论是《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还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走的都是乾嘉考据学的路线，正是这些著作，才引起了胡适对钱穆的欣赏。
胡适在日记里面谈到《刘向歆父子年谱》，颇有夸奖之意：
钱穆为一大著作，见解和体例都很好。
胡适在北大课堂上讲述今古文问题的时候，就接受了钱穆在书中的见解，并且在讲义之中呈现给了自己的学生。
钱穆似乎以为胡适对自己态度有所转变，于是乎便邀请胡适为自己的新书《先秦诸子系年》写序言，他在与胡适通信之中态度非常诚恳：
······幸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未介绍于北平学术机构······，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
结果胡适并没有给钱穆写序言，而《先秦诸子系年》的出版也颇费周折。
钱穆对自己的学问颇为自负，他对胡适有一种“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感觉，可是胡适一而再、再而三，有意无意的对钱穆造成伤害，让两个人的关系处于紧张的状态。
实际上，胡适没有给钱穆写序的主要原因是两个人的认识不同：胡适在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认为老子的年代早于孔子，而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认为老子晚于孔子，两个人年代的前后顺序直接影响到先秦思想体系的构建，甚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
最重要的一点是：胡适认为钱穆始终在反对他的观点。
胡适和钱穆关于老子和孔子的先后顺序问题不止一次的辩论过，而且多次不欢而散，胡适在日记里面有所提到，钱穆的《师友杂忆》里面也有详细记述。两人相持不下便不再讨论这个问题，胡适接着写了一篇《新儒》的文章，两人再次交流意见，但是成稿后，胡适依旧坚持老子在孔子之前。
分歧继续加重，而钱穆也感到胡适以及胡适周围人的排挤，于是原本脆弱的关系便直接撕裂了。
其中有一件事让两个人彻底走向决裂，那就是胡适解雇了蒙文通。
钱穆在北大来往的人物有限，但都是志同道合之人，包括陈寅恪、汤用彤、蒙文通、萧公权、杨树达等人。
蒙文通因为讲课学生听不懂而被解聘，钱穆据理力争，仍旧无济于事，最后蒙文通只好离开北大，赶赴天津一所中学授课。在北京期间，钱穆节衣缩食，买了五万册数书籍，别人问他为何买这么多书籍，他开玩笑说：以后如果我像蒙文通一样被解雇，也好摆旧书摊赖以谋生啊！虽是一句玩笑话，却透漏出对胡适的不满和讽刺。
抗战爆发之后，北大和清华、南开在云南昆明共同组成的临时大学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期间，钱穆感慨中国文化的不自信，在陈梦家的提议下，以原来北大的中国通史讲义为基础写出了《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在开篇就写道：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国史大纲》不仅唤起了人们的自尊心，并且鼓励了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人们争相传抄国史大纲，缓解了当时人们内心的焦虑。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没有对时局做出回应，面对《国史大纲》的横空出世，专门做了反驳，傅斯年甚至说“向不读钱某书之一字”。
抗战胜利之后，西南联大拆分为原来的北大、清华和南开，几乎所有原北大教授都收到了聘书，唯独钱穆没有。而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大会，钱穆也没有提名。钱穆辗转昆明、无锡等地教书，最后去了香港。
晚年的钱穆对胡适颇有微词，在书中多次批判胡适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对胡适也加以批判，他在《中国文学论丛》写道：
民国以来，学者贩稗浅薄，妄目中国传统文学为已死之贵族文学，而别求创造所谓民众之新文艺······必尽变中国文化之传统。此为蚍蜉撼大树，“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
而胡适晚年多次批评中国文化，还引起了和徐复观先生的论战。
斯人已逝，所有的恩怨也将烟消云散，他们的分歧完全都是为了中国文化的未来，胡适不完全错，钱穆也不完全对，但是两个人让思想更加多元，让中国文化更具有包容性。
中国文化老了吗？一百多年的他们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再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钱穆的话依然有帮助：
余对国家民族前途素抱坚定之乐观，只望国人能一回头，则四千年来历史文化传统郎在目前。舍吾中华民族之意识，则一切皆无可言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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