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先生读金庸｜平等与自由的追求：民族、门派、正邪的互融
金庸武侠小说的炉火纯青的主要标志是其历史观的成熟，他将汉民族和少数民族都置于人性的平等中考量，充分肯定了少数民族在中国文明的进化道路中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传统的“夷夏之辨”提出了质疑，为我们倾心塑造了一批少数民族英雄和勤政爱民的少数民族君主的形象。《天龙八部》通过萧峰的个人悲剧，金庸对传统尊夏贬夷的观念与做法表示出了不屑和不满。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度里，如何让我们在小说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学体裁中彰显各少数民族在国家文明的发生、发展、壮大、成熟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如何在艺术真实中最大程度的复原艺术真实成为评判小说的价值与作者素质的双重标准。金庸先生做到了。
据学界的共识，清末民国时期的武侠一类小说，“反清复明”是最为普遍的主题。在这段历史真实的文学艺术形式中，大多作家以汉族为中心，将少数民族置于审判台上，狭义的展开故事情节，一般为侠士贴上英雄好汉的名片而褒扬有加，而对少数民族中的人物形象则加以奸邪、淫秽、贪婪的恶名而恶意中伤。这种狭隘的历史观念折射到小说的叙事中就难免单调化、程式化、狭隘化，究其原因既与当时反清革命思潮有现实的联系，也与儒家传统思想中以汉为尊的观念息息相关。其实，汉本位的思想并非武侠小说的独创，这与儒家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中华民族心理有关。中国历史上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用夏变夷”，“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都表现出强烈的汉民族主义。
金庸先生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是以汉族一个民间传说为叙事原形的，以汉为尊的思想很是明了。随着作者历史视的成熟，其小说的视野、思想、叙事技巧都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小说中在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有了唇亡齿寒、壁破户危的共存共荣的全局意识，和相互平等、和睦共处、相互尊重的高远格调。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代表作之一——《天龙八部》，以宋朝为历史界限但不是写作中心，将中国版图内的宋、辽、西夏、大理、吐蕃五个区域作为背景，让段誉、乔峰、虚竹等主角们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华全境。
《天龙八部》的主人公之一乔峰，在小说中是一个悲剧人物，命运的悲剧，源自于民族身份和其性格特征。他的出场给我们展现的是以天下为己任、惩恶扬善的传统英雄豪杰的形象。他在杏子林澄清了丐帮内乱，令人心悦诚服而顺理成章地转换了他少数民族的身份，第一次在人们心理上实现了转化。他从小接受的儒家思想，在他的心里固化为仁民爱物、兼济天下的人生追求和信仰。但最后证明他是一个契丹人时，身份的铁证和性情的汉化在他身上成了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成为小说引人入胜的着力点，也成为乔峰自杀的命运悲剧的起点与终点。
金庸通过乔峰的人生悲剧透露出了对辽宋统治集团对异族百姓的残杀掠夺的罪恶行径的控诉，和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尊汉攘夷思想的批判。小说通过智光大师有佛学色彩的偈语礼赞平等：“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这段偈语从侧面告诉我们，不能用民族的标记作为识别忠奸善恶，是非曲直的标准。《天龙八部》第 19 章被冤枉的乔峰在聚贤庄英雄会与少林寺玄寂、玄难的二个和尚切磋时的一段话是很有趣的：玄寂见玄难左支右绌，抵敌不住，叫道：“你这契丹胡狗，这手法太也卑鄙。乔峰凛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说上‘卑鄙’二字？”由于少林武功传入中土已久，中国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牵连，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与胡人的干系。这时听乔峰一说，谁都心中一动。被群雄骂为“契丹胡狗”的乔峰，使用的倒是汉族大宋开国皇帝的“太祖拳”；而以中华武术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实却是天竺胡僧达摩祖师传承的他族武功套路，这种阴差阳错不正是对华夷之争的一种颠覆和申诉吗？金庸有意设计这一情节，其目的很明显，就要告诉人们：中华文明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民族共同创造、传承、创新的。任何片面的说法都不符合实际，中华文明就是在取长补短、去粗取精中慢慢向前发展的。
在这里不难看出，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已经对儒家文化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提出了批评，这一观点在之后的《鹿鼎记》中关于韦小宝和康熙皇帝的描写中表达得更为鲜明。康熙是异族皇帝，但在《鹿鼎记》中，金庸先生却将他按照汉族的惯常明君标准进行塑造。小说从他聪明机智的少年写起到智杀权臣鳌拜而逐渐成熟，这一过程清晰自然，也体现出者与狭隘的作“尊汉攘夷” 的历史观彻底决裂。康熙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和升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在台湾遭遇严重灾情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黄宗羲在遭浙江巡抚诬告，即将陷入文字狱的漩涡而家破人亡的危急关头，康熙挺身而出为其辩护，并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赞赏有加。小说虽然以反清复明的社会历史思潮为背景，但没有落入“尊夏贬夷”窠臼，在“反”和“复”中反而显现出康熙的英明有为，和作者对历史真实的巧妙复原。
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改用全国百姓利益来衡量，康熙所言所行不是对自己的标榜，而是基本符合国情民意的明君举措。读者也可以完全看出，金庸在塑造康熙这一人物形象时，已经努力在融合满汉为一体，突破传统的“满汉之辨”。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金庸全面而彻底地打破了传统正邪、善恶的壁垒，将书中所有人物的言行都以道德标准，亦即以人性的尺度来衡量、审视，并对传统的门派之争、正邪之分的神话进行了彻底的消解。如《倚天屠龙记》，对正邪、善恶思考最为突出的当属《笑傲江湖》一书。
作为一部杰出的武侠之作，江湖之正邪、善恶、是非的处理都必须“合情合理”，也就是说要有符合读者审美理想的一定的评判标准。金庸小说在这方面的处理是服众的。相比传统武侠小说，他在这方面的处理有其高妙之处，他没有在正邪一类问题上采取一刀切的极端做法。金庸在小说中里写正邪斗争，往往将其置于人性的标准，以及满足国家利益的层面上进行考量。
在《笑傲江湖》这部作品中，衡山派武林高手刘正风打算退出江湖，金盆洗手，本来这事与别人没一点关系，完全是自己的选择。然而，“正派”的嵩山派却不同意，不许他举行金盆洗手典礼。他们给刘正风编派了一个“结交魔教长老曲洋”的莫须有罪名，将其家属全部杀害，刘正风本人也难逃此劫，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老曲洋的十几岁的孙女也在这场纠纷中命丧黄泉。凶残狠毒，由此可见一斑！恒山派掌门人定逸师太受尽嵩山派的苦头后，掷地有声的责问：“像嵩山派这样狼子野心，却比魔教更加不如了。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吗”？
诚然，对于小说中体现的是非善恶，正邪曲直，我们对它的辩解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上，要具体深入到其所隐含的内涵中去解读。从根本上说，正教和魔教都有其正、邪的两面性。青城派掌门人余沧海，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都是小说中的侠义之人，但其行迹也都有阴险狠毒、作恶多端的魔性。正像《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所说：正和邪的界限并不是明确的，二者的转化完全在于一念之间，心性奸恶，即使正派中人，也会变成十恶不赦的魔鬼。心存善心，即或是邪教子弟，也会芳名留青。
传统武侠小说恩怨相报的基本叙事模式方式也在金庸小说中有所革新，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和叙述话语。比如，《倚天屠龙记》中的矛盾不仅限于邪教与正教之间，也有正、邪教内部尔虞我诈，追名逐利的残酷角逐。《鹿鼎记》中，天地会、沐王府在反清立场上都是统一的，然而，在谁是“正统”的讨论中，总是大动干戈，势不两立，在这些无止休的派别争斗中，张无忌以 “和平使者”的身份出现，担任明教教主后，调节各派利益，化解教派的内部矛盾，这其实是作者的理想代言人。在深层次上，也是中国劳苦大众饱受生灵涂炭、烽火连天的灾难之苦后的理性反思。
在《射雕英雄传》这部小说的结尾部分，郭靖和成吉思汗之间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年过花甲的成吉思汗回顾自己的一生，志得意满，认为他所建的国家空前绝后，古今英雄，与他难以相比。郭靖却对“英雄”二字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英雄的标准不应该用杀人的多少为其衡量标尺，能称之为英雄的人应该具有忧国忧民，为民谋利的普世情怀和仁民爱物的亲民思想。郭靖在这里的独到见解，传达了金庸的艺术理想。郭靖的见解也是金庸在小说中所倡导的英雄行为的思想根据。
作者在《射雕英雄传》附录的《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进一步明确了自己对英雄的别样看法，他认为：成吉思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天才无可厚非，在西征南伐倥偬人生中，战争的烟火也伴随着文化的沟通与交融。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为我们曲折界定了英雄的标准，那就是以天下苍生的利益为尺度，将教派之间的争斗、正邪之间的甄别置于其上予以定位和评判，最为难得的是，作者在人物命运的浮沉中解密了权力对一个人品行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在东方不败的身上也有映射，当东方不败监狱中逃出来时，上官云一见他就说：“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对此吹捧，任我行很觉得反感，当场挖苦说：“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又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想得倒挺美！又不是神仙，哪里有千秋万载的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可见当初的任我行，头脑是很清醒的。任我行的行为也无法摆脱江湖上相互恭维的俗套，可以说是口是心非的。没当教主之前他认为东方不败的繁冗礼节是“满口谀词，陈腔滥调”，然而，当他成为教主的时候又觉得东方不败定下的这套规矩也挺有意思，对于彰显宗主威严，维护宗主权威形象，是无懈可击也是无法替代的。”
再看《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她原本是个纯真无邪的姑娘。当了峨嵋派掌门人之后，其身上的纯洁品行荡然无存，情不由衷地不能自拔于名与利的漩涡中，最后竟然不自量力地想当“武功天下第一”的霸主。足见周芷若野心膨胀到何等程度。金庸用小说的形式发觉了人性的缺点，欲望的无休止导致人性本真的消失。对于当下的社会整体欲望的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诊治的现实意义。金庸武侠小说刀光剑影的背后是社会现实的揭露，其武侠思想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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