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有数人家：金庸和他的家人们

发布时间：2024-12-22 15:17

《江南有数人家：金庸和他的家人们》是金庸先生的一本家族人物“关系图”。作者从金庸的世太公查慎行、叔太公查嗣庭、伯太公查继佐、世叔公查昇、祖父查文清写起，一直写到父亲查枢卿、母亲徐禄、姑父蒋百里、哥哥查良铿、大弟查良浩、小弟查良珏、大妹查良琇、小妹查良璇、堂哥查良钊、表姐蒋英、表哥蒋复骢等，史料翔实，文笔生动，值得阅读与收藏。

《江南有数人家：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主要讲述了，“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海宁查氏家族五百年来的历史与传奇，辉煌与落寞，在金庸身上有着深深的印痕。这既成就了金庸的儒雅，也造就了金庸的孤独。他的内心世界几乎不为人所知，他的隐私就像一座城堡。作者蒋连根从家族史的角度，深挖细掘，几乎访遍金庸所有家人及其亲朋故旧，为读者悄悄打开了一扇金庸隐秘世界的小窗。

海宁老家的故事儿

龙风呈祥

龙山花溪

金庸旧居“赫山房”

爷爷们的旧事儿

“烟波钓徒”查翰林——世太公查慎行

野戍风凄六月秋——叔太公查嗣庭

“东山钓史”奇遇——伯太公查继佐

身在书生壮士间——世叔公查舁

丢官不低头的丹阳知县——祖父查文清

爹妈的那些事儿

被冤枉错杀的大地主——父亲查懋忠

本是徐志摩的堂姑妈——母亲徐禄

儿时玩伴小丫环——继母顾秀英

让金庸迷上武侠的“女侠”——姑妈查玉芳

枪声引来异国情缘——姑父蒋百里

兄弟姊妹的亲情事儿（上）

“情比金坚”手足情——哥哥查良铿

代哥当上董事长——大弟查良浩

唐山大地震的逃生功臣——小弟查良钰

“军官太太”的遭遇——大妹查良绣

纠偏专家的“莲花仙子”——小妹查良璇

痴情守望旧居六十年——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

兄弟姊妹的亲情事儿（中）

“观化乐天”的“查活佛”——堂哥查良钊

自称“渺小”的大法官——堂哥查良鉴

梦回大观园的五小姐——堂姐查良英

兄弟姊妹的亲情事儿（下）

钱学森的“童养媳”——表姐蒋英

“两弹一星”的幕后功臣——表姐蒋华

自诩“图书管理员”——表哥蒋复璁

三个老婆的家事儿

不愿走断桥，也该走走查家桥——第一任妻子杜冶芬

香港回归了，我跟你回查家桥去——第二任妻子朱玫

离得这么近，我多想跨过这座桥——第三任妻子林乐恰

儿女们的往事儿

最具父亲遗传却为情自缢——大儿子查传侠

撇开老爹开餐馆——次子查传倜

从加拿大归来的“小龙女”——长女查传诗

焉知余之乐的画家——次女查传讷

参考书（篇）目

后记

蒋连根，笔名耕夫，生于1955年。也许生不逢辰，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了饥荒岁月，上学求知识的时候遇上了“文革”风暴，就业的时候遇上了上山下乡。初中毕业为躲避下乡去了一家工厂当炉前工，三年学徒终于熬成了师傅，心中却依然留恋着昔日的校园。跟“白卷英雄”张铁生同一年，报名参加了工农兵大学生的考试选拔，因为没交“白卷”也就没被选上，望门投止参军入伍，竟然春风得意人了新闻道儿，因为新闻报道成绩突出，记了两次三等功，并代理师直属队的新闻干事。然而拒绝提十而复员回乡，先在政府部门当秘书，不甘心于公务员的寂寞，1988年“跳槽”进入海宁日报社，当了二十余年的一线记者，专跑文化、教育线。在捧得多项新闻奖之后，不甘心于自己的低学历身份，毅然走进全国成人高考的考场，先修经济管理专科，再完成浙江大学的汉语言文学课程。现在一家区域报纸任编辑。“未必出类拔萃，但一定与众不同。”这是他的人生追求。

我写金庸，写的是金庸的家事儿，他的祖辈、父母、兄弟姐妹和儿女们的事儿，金庸与三任妻子的情事儿，自然也在其中。

写金庸，我是最有资格的，因为我的家乡就是金庸的故乡，是他父辈筑屋建业的地方，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那故乡的小路，是金庸童年走过的路；我常常登高望远的古朴桥，是金庸当年求学离家时泪别不舍的那座查家桥；我常年沐浴的风景，是金庸小说中最初的美丽，如今依旧。

二十年前，我开始写金庸

第一次听说金庸的名儿是1980年，我还在部队里跑新闻。我的老师、新闻干事陈玉金有一次问我：“你读过金庸小说吗？特别精彩，特别有味儿！听说金庸是浙江海宁人。是你的老乡。”陈干事有一个堂妹在香港，因而他有机会比我早读了金庸。

1986年，我已经退伍回乡了，读完了《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突然冒出了写写金庸的念头。一日，我与陈玉金老师通电话，他已经转业回东北，我请他从香港报纸上替我找一点金庸的材料。一挨几年，有一天我终于收到一大摞复印件，是陈老师托香港朋友范枫给我搞来的。1994年3月，我和范枫合作的长篇通讯《金庸的昨天和今天》，先在《长春晚报》连载，后在《春城晚报》一次登出。

从此后，我撰写的有关名人的文章隔三差五地见之于报端，其中的不少有关金庸的篇章被香港、杭州的作家引用进了《金庸传》里。

这时候，我算是知道了金庸的名字，可作为他的老乡，我对他的家事儿却知道的甚少。

1996年11月11日，金庸学术研究会在海宁成立，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等专家从北京而来，金庸也来了。作为文化记者和金庸学术研究会理事的双重身份，我参加了成立大会，第一次面见和采访了金庸。学术交流时，严家炎教授对我说：“海宁是金庸先生的出生地，他从小生活在这里，留下足迹和故事，你是本地记者，有这个优势，你可以写写他的故事，写写他的家里人嘛！”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开始寻找金庸的少年足迹和家庭故事。

1999年9月，金庸旧居“赫山房”修复，金庸的大妹查良磅从临安归来，在落成仪式之后，我特意前往她下榻的宾馆探望。这是一次十分珍贵的见面，她将家事亲情一古脑儿端给了我，还将兄妹们的家庭地址悉数告知。这样，我打通了采访路径，然后一一拜访了在内地的金庸弟妹，将他们的生活和亲情故事全记录了下来。

此后，金庸多次回乡，我有了当面听他聊家常的机会。几年间，我撰写的《金庸与徐志摩，一对表兄弟》、《金庸的两位母亲》、《金庸的同父异母兄弟》等文章，刊登在许多报刊上，并且被多家香港报刊转载，其中有金庸主办的《明报》和《明报月刊》。

写金庸的素材压了箱底十几年

从1994年开始，我先后采访了查良钰、查良琇、查良璇、查良浩、查良楠、查良根等金庸的弟弟和妹妹，还采访了在金庸家生活多年的金庸的表外甥蒋启霆（雨田），与金庸父亲有交往的多名乡亲，积累的素材越积越多，2004年，我着手整理这些素材。因为金庸是海宁人，作为他家乡的一名本土记者，我理所当然应该把他的家事儿写成书，告诉广大读者。

然而，我注意到，在中国当代的作家中，金庸的影响力是最有国际性的，但是关于金庸家世、家事的书一本也没有。有的只是写他的经历和创作的传记，他的身世家事，当时除了传记中的少量章节外，鲜为人知。起初，我不明白内中的原因。我在采访了金庸的老秘书之后，方知内委。

他告诉我两件事：

一是《羊城晚报》连载香港作家冷夏的《文坛侠圣——金庸传》时，金庸对记者说，冷夏的《金庸传》胡说八道，没有经过他的审阅同意。其实，冷夏的书稿不仅经过金庸的过目，两人还在书房里合过影，首版还是他的明报出版社出的：

二是杭州作家傅国涌的《金庸传》甫出，金庸老大不高兴，声言：“如果他出现在我的小说里，肯定是负面人物。”傅写传，对传主应该没有恶意，所写，也许有传讹处，却不存在编造。

后来，83岁高龄的金庸在杭州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不会写自传的，永远都不会写。我自己的内心秘密，不想与公众分享。”——这就是金庸反对别人写他的理由。对于自己的婚恋、情感、家庭生活，这么多年来，金庸几乎对外界是避口不提的。

在此情景下，我不敢公开金庸的家事，担心侵犯了他的隐私权。这样，我积累的素材也就压在了箱底。

突然发现箱底材料是珍稀品

2000年1月，《收获》第一期，刊登金庸的自传体散文《月云》，全文5600多字。这是自1972年封笔后金庸首次发表的全新体裁文章，引起了两岸三地文坛的关注，众说纷纭。当年12月28日，我以《金庸和他的两位母亲》为题落下惊人之笔：金庸回忆中的童年丫鬟“月云”，其实是他后来的继母顾秀英。金庸父亲丧妻续弦，娶了昔日的丫鬟月云。

为了弄清“月云”是不是顾秀英，我从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妹们口中获取真实隐情：“陪伴金庸童年的一个小丫鬟，后来被他爸爸娶进门，做了金庸的继母”。金庸的母亲徐禄病亡满3年，父亲查枢卿续弦，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担当起抚育幼子的责任，先后生下良铖、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金庸和他的两位母亲》在河南的《名人传记》发表以后，许多报刊编辑纷纷向我约写金庸家庭故事的稿子，出于对金庸隐私权的保护，我婉拒了。一位资深编辑对我说：“你对金庸弟弟妹妹的采访，即是难得的新闻素材，又是非常珍贵的名人资料。在国内，一个不漏（除了早逝的大哥查良铿）采访金庸的亲属，你是唯一的；二十年后的今天，人事变迁，逝的逝去。老的老了，别人再要获取这些素材已经是不可能了。”此时，我发觉，我压在箱底许多年的材料，其实是一份十分难得的珍品。

金庸“被去世”促成我的书稿

2010年6月和12月，微博上两次传出金庸“去世”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震惊之余疯狂转发，全然不顾消息的真假。最终当事人辟谣，金庸“被去世”成了微博传谣的经典案例。

还是那位资深编辑提醒我说：“你可以将箱底材料释放出来了，是时候了。”他认为，一旦名人去世时，由于各大媒体对他的报道，所以引发了读者对其传奇人生的高度关注，这样的书是畅销的，是意料之中的事。他鼓励我立即将素材整理成书稿，选择出版社适时出版，“因为里面会有很多目前还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这本书有新意。一个名人，他就这点事，生前死后翻来覆去讲差不多的故事和内容，太没新意了。为什么就不能找另外的途径来解读他？比如他的家人故事，用亲情来解读他的精髓，这些不是比出他的传记更有意义？”

2010年9月上旬，我开始动笔撰写《金庸和他的家人们》，紧接着完成了《金庸和他的师友们》，两部书稿，亲情友情，犹如一对孪生姐妹。

我为保护金庸的隐私尽了责

作为新闻记者，我的写作是严谨的，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在保护金庸的隐私和名誉方面，我已经尽了应有责任。

第一，法律解释，隐私权的本质，必须纯粹是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个人私事。任何公共的、群体的或与之有关的事情都不能成为个人的隐私。而为了保障公民的监督权，名人的名誉权、隐私权是受到限制的。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的背景下，作为公众人物的金庸，他的隐私其实是有限的，家人的事、婚姻一事，可以说是未涉及公共利益的隐私内容，却引起大众的普遍关注，早就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而不再隐私了。

第二，我在写作中，努力规避涉及隐私。比如，金庸父亲之死、金庸的两次离婚、金庸的长子之死，我采用金庸本人认可的说法。单纯地从受众群体关注度来说，我的《金庸和他的家人们》远远不如某传记对他的婚恋描述吸引眼球，有同事埋怨：“你看看人家的描写，写得多猛啊！”我说：“那都是一面之词；再说，就算采访了各方当事人，那些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即使核实属实，也是不能曝光的。”

第三，我曾经联系金庸秘书和他的弟弟，希望他们看看我的书稿，他们给我的回音惊人地一致：“金庸反对别人写他，我们不会看这方面的书稿”。书稿没被退回，不知是默认了，还是另有原因。

有律师朋友看过我的书稿部分内容，对我说：“这些呀，金庸自己在电视上向人说过，本人已经公开过的事实就不再是隐私了。”

一位在出版界工作的朋友，曾经帮我拿主意，他说：“留着吧，等待金庸百年以后拿出来，你的担心就多余了，这本书也许还能火上一把。”此话很有智慧，可我另有想法：我写的是他家里人的故事，背景是他的旧居“赫山房”，情节取自他的乡亲和家人。我不是替金庸写传记，而是给传记作家提供一些真实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否真实，是不是谎话，趁金庸健在，讲述人健在，由他们来评说才是最可靠的。

——这是我急于推出这这部书的理由。

十年书成，幸遇两位知己，一位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王宏波编辑，是他再三鼓励我将金庸的家事写成书，并且在写作和出版中给予我具体的指导；另一位就是本书的责任编辑陈志明老师，他是严家炎先生的高徒，同时也是金庸小说的研究专家，在编辑两本书稿的过程中，陈老师对史实订正颇多，使我受益匪浅；当我被名人的隐私权吓住、不敢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他给予我心理上的疏导和行为上的担当，再三说服我出版这本书。两位老师探求真知、严谨治学的勇气，给我以启迪，我十分感激他们的指教。另外，我非常感谢我在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老师，如浙江日报文艺部的姚振发老师、高燕编辑，周末专刊部的章瑞华、黄采君老师，正是他们当年的指教引导着我对名人的追踪采访。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和朋友王超英先生，正是因为他提供的图片让拙著增色不少。

本书在参考大量正史资料的同时，也引用了少量的野史、民间流传之说，主要是为了给书中故事、人物添一点趣味，以增加可读性，也希望给读者带来一种别样的阅读享受。

谢谢大家，谢谢欣赏金庸、欣赏这本书的所有读者。

蒋连根

2013年6月6日于恋耕斋

韩石山

有的作家是有神性的。

唐代的韩愈，宋代的苏东坡，都是。现代作家里，要数胡适、鲁迅。

当代作家，大陆这边，陕西的贾平凹，新近获诺奖的莫言，差不多也是。北京的王朔，有一个时期，颇有神性的气象。“一不小心就写出一部《红楼梦》”，就是带神性的话。王朔的问题，出在他不知道，这样的话可以说，这样的事不能做。等到他拿出他的《看上去很美》且说要一连写十部时，就露出了他的凡胎之相。可见神性的要义在于不能贪，不能过，贪了过了，没有不露馅的。这上头把持最好的是鲁迅和胡适，鲁迅没写过长篇小说，老了也不写，胡适的两部大著都是半拉子工程，半拉就半拉，到老也没完。

台湾现在，似乎还看不出谁是有神性的作家。

香港，金庸是一个，也就这一个。

有神性的作家，似乎有个金手指头，指指哪儿，哪儿就有宝，摸摸哪儿，哪儿就放光。其成就让人眼花缭乱，匪夷所思，其身世，其情感，其内心，却像是施了什么法术似的，或隐约不彰，或无从捉摸。

我一直对金庸先生好奇，想一探究竟，只见光焰，难见靠实的材料，最后只好放弃。唯一做了的是多少年前，女儿还读初中时，正好三联书店出版了《金庸作品集》，又正好遇上女儿的生日，花了六百多元，给她买了一套。至今还记得吭哧吭哧扛着书箱，爬上五层楼满头大汗的窘相。那时就知道冯其庸、严家炎等大学者，未必纸醉早已金迷了。过后也曾拣出一册想看看，终于没有看下去。实在说，我对金著的感觉，跟王朔差不了多少。

纵是这样，好奇心一点不减，反倒更加强烈。

写过李健吾先生的传记，在评论作品与作家上，我最信服李先生这样一句话：有什么不明白的吗，冲着人性迎上去，没有不一通百通的。不是原话，意思肯定不错。

现在好了，蒋连根先生以他多年追踪研讨的辛苦，为我们奉献出这么两部书，一部是《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一部是《金庸和他的师友们》，将金庸先生人性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逐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有兴趣的朋友，透过这两部书，不难窥知金庸先生的灵府，不难破解过去难以破解的金庸先生的秘辛。

两部之中，这部《金庸和他的家人们》，涉及金庸先生身世家庭的事情更多些。

不说他显赫的先祖了，就说他的父亲查懋忠吧。知道这位懋忠公如何在土改中被处死，对金庸在封笔十多年后，于2000年在《收获》上发表的《月云》一文，就有了更深的理解。比如这样的话：“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

知道了这段历史，也就明白上世纪80年代，可以回大陆之后，金庸何以千里迢迢去天津寻访“北查”的遗迹，而多次回海宁却不肯迈过查家桥，朝修饰一新的查氏旧居看上一眼。

这位懋忠公，竟还是大作家茅盾的中学同学，他书房里的《子夜》等书，即为茅盾当年所赠。金庸年少时，父亲曾带着他去桐乡见过这位沈叔叔，吃过沈叔叔给的糖果。

金庸的学历，过去一直是个谜。书中有专节，介绍查良鉴先生的事迹，说到这位堂兄如何让金庸去上海读书：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金庸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还不足一年，他突然向总编辑提交了一份报告：“窃职至社工作将近一年，深感本身学识能力至为不足，故工作殊乏成绩。现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恳请准予赐请长假，俾得求学之机会，而将来回社服务或可稍能胜任也。”说是请长假，实是辞职。因为几日前他收到堂哥查良鉴的来信，“一切业已调置妥当，可速来上海”。他凭借堂哥查良鉴的关系，得以在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

又一处说：“凭着堂兄查良鉴关系，查良镛得以在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1948年初，查良镛考入上海《大公报》工作。”从1946年到1948年，恰是两年。此后金庸再没有进入大学研修的记载。

这样也就不难确认金庸的学历，进而也就不难明白，金庸何以会在八十岁上，要进入英国剑桥大学读书读个学位。

人性的弱点，也正是人性的伟岸。再一次在金庸先生身上得以体现。

中国的纪传体史书，讲究的是“互见”或者说“互文”，用这个办法读《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会让你兴味无穷。

连根先生自谦，说无心写一部金庸先生的传记，只希望他的这两本书，能为将来写金传的人，提供翔实的材料，就心满意足了。

我不这么看，这样材料扎实，叙事清晰的书，本身就有独自存在的价值，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寻常传记无法可比的。

是为序。

2013年7月31日于潺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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