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黄浦江白日焰火蔡国强：从不为艺术苦苦琢磨

蔡国强说，自己这两年越来越重视儿女情长，作品中暴烈雄性的东西变少了，花花草草、动物等更贴近自然本真的东西慢慢增多。

8月8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个展“九级浪”开幕式上，他用“白日焰火”上演了一曲八分钟的挽歌。当时黄浦江上雾雨迷蒙，黑烟白烟随着爆响而在空中形成浓云瀑布；然后又有五彩缤纷的烟雾来表现花草、乌鸦，生长不息。现场观众有人震动不已，拿瓦格纳歌剧之壮丽作比；也有人嗤之以鼻，认为这种当代艺术太幼稚、太热闹。

＝＝＝黄浦江白日焰火＝＝＝

图集:白日焰火 视觉震撼

男孩蔡在黄浦江上做了什么

白日焰火到底有没有污染？

57岁的蔡国强自称“男孩蔡”。几年前在澳大利亚个展中举办的一个教育项目，请当地小朋友参与“策划男孩蔡的展览”。为了表示和儿童平等，把大艺术家也当做小孩来称呼。更进一步，则是他对自己取得巨大成功的觉察。“我会思考为什么受欢迎，为什么人家喜欢看我的展览。”蔡国强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后来体会到，因为我有少年的好奇心，这种童心跟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共鸣，从孩子到大人。”

不挣扎的艺术家

蔡国强不属于在人性和自我之间苦苦挣扎、上下求索的那类艺术家，他像小孩一样天马行空。他玩火药，满世界地炸烟花；他喜欢动物，做了几个浑身中箭的老虎、一群奋不顾身去撞墙的野狼；他迷信外星人和人死之后的灵魂，在墓地里做烟花表演、在纽约上空放一蓬黑烟、在内华达州核试验基地爆一朵小蘑菇云；他还迷恋人，请普通观众来帮忙“延长万里长城”、请绘画爱好者去双年展现场对着风景写生、请志愿者情侣在塞纳河上共度良宵。

陈丹青曾评论：“迄今，他尚未学会以知识分子的腔调谈论自己和他的作品，显然他不想学会……每当他试图像西方人那样创作时，他的作品并不十分有趣，一旦他像‘农民’，或简直像男孩那般‘异想天开’时，他创作了令我惊喜的作品。”

8月8日，蔡国强已经为个展忙碌了半个多月，当他带领一众人等浏览作品时，还是难免会像阅兵的将军一样兴奋又得意。

上一次他回国搞出大动静是在2010年，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个展“农民达芬奇”，再早，是2008年在中国美术馆的回顾展。当然，让他广为人知并由艺术家彻底变成明星的，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焰火大脚印。

这次亮相，声势也不小。黄浦江上驶来的“九级浪”渔船装置、巨幅火药画“没有我们的外滩”、焰火作品“白日焰火”都成为城中热事。展览中一件作品“静墨”，在近千平方米的展厅挖出250平方米的池塘，灌入两万公升墨汁，旁边一条黑瀑布落下，在水面泛起微澜。这大片的玄黑色仿佛也投射出“男孩蔡”内心原始的黑暗。 

一财网独家图集:蔡国强黄浦江首秀“白日焰火”

“我主要关注社会，不太关注艺术。因为咱主要就是比较能做艺术的家伙，天性、感觉较好，不会为艺术很痛苦，不是“苦苦琢磨”的那种性格。”

“批评肯定有对的”

蔡国强讲话时带着一口闽南腔，音量不大，像所有成功人士一样喜欢列举种种丰功伟绩，可说到志得意满处又有足够情商自嘲一把，轻松化解气氛。

但总有批评的声音。不喜欢蔡国强的人认为，他没有关照到真正的现实，对当代艺术承载的社会责任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对人们的思考和价值观也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他的作品总是热热闹闹，像是哗众取宠的表演；同时也总是取巧地在使用最显著的文化符号，如草船、箭、蘑菇云、水墨画，可以迅速博得众人好感。

“人家的批评肯定是有对的。”蔡国强显然不是第一次对付这样当面的质疑，“我的东西看起来那么有视觉吸引力，那么奇观，人家会很担心是不是后面就没思想了。”他举例说自己在澳大利亚个展中一件作品，一群动物围着低头喝水，很多观众甚至看得流下眼泪。

“毕竟大家去迪斯尼不可能流眼泪。我还是没有把事情说白，因为这是我的美学追求。这人就是耸人听闻、惊世骇俗，放烟花，那烟花为什么不能成艺术？就我变成了艺术，也就行了。”他说。

在古城泉州长大的蔡国强，只身去日本、美国，兜一圈再回中国便已成了大艺术家。圆滑而机灵地顺应周遭，然后借力施力发挥自我，这可能就是男孩蔡的处世之道。

日报：你认为艺术的价值是什么？

蔡国强：这个问题有点像是问水手，大海对你意味着什么。我也经常回到家乡和上海做作品。能通过艺术这种时空隧道，可以在不同国界、不同文化、个人与群体、体制内外、艺术界内外，相对自由地来来往往，这本就是当代艺术的价值。

当初现代主义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的艺术太狭窄，离大众太远；现代艺术作为前卫运动出来，后来慢慢变成了非常系统化，并且很有商业性。我常常开玩笑说，现在是“当代艺术学院派”，本来当代艺术是反学院派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很在意美术馆系统、艺术市场、收藏家之类的事情。

日报：每一个项目的起始点是什么？

蔡国强：大家很容易说我在中国文化里找元素使用，陶瓷、纸张、火药。但那可以说是表面，其实我是更在意中国哲学在自己艺术里的摸索，比如易经，变化才是根本，变化才能真实，固守不变对我来说是不真实的。还有道家的“无法是法”、“借力使力”，我在不同文化里面可以跟人家互动，借人家文化的故事、技术、素材，创造新的可能性。其后面的价值观就是包容精神，面对不同的文化，首先不能有排他性，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多哈，都可以成为他们文化的一分子，使自己开放、包容，同时又要有自己的坚持。这种辩证关系在我的工作中是比较明显的。

年纪越大越好玩

日报：你这两年的成长、变化是什么？

蔡国强：更儿女情长，花花草草，春夏秋冬。对比我2006年的《撞墙》，现在的《九级浪》，更童话色彩、更温馨；虽然视觉同样很强烈，但却有淡淡伤感。

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我两个女儿，现在一个24岁、一个10岁，都想做艺术。小的告诉我长大要在纽约读艺术，我很伤心，告诉她说你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你表演得很好，长得又漂亮，我感到你在纽约读表演很好。她说，不会，我只会做艺术。这样的对话，让我伤感，因为我更会敏感和在意了。

日报：除了艺术之外还喜欢关注什么？

蔡国强：一张报纸从头读到尾，一天有大概五个小时在网上看各种东西。我主要关注社会，不太关注艺术。因为咱主要就是比较能做艺术的家伙，天性、感觉较好，不会为艺术很痛苦，不是“苦苦琢磨”的那种性格。但对国际政治、中美关系、政治改革啊什么都会关注和思考——看的是别人的观点、第二手资料，但自己也喜欢思考。

日报：为什么把自己称为“男孩蔡”？

蔡国强：我的展览在世界上受欢迎。去年我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农民达芬奇》个展，是2013年全球在世艺术家展览中观展人数最多的——平均每天6400人。其实我每到一个地方展览，基本都会打破当地纪录。泰特美术馆举办达米安·赫斯特的回顾展，有四十几万人看；但我这样一个中国人的展览，跑到只有四十几万人口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城，竟然有五十六万人来看。2008年我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展览，打破他们艺术家个展的观展纪录；两年之后康定斯基的超过了我。当然，这样的数字并不等于我的艺术比人家好。

可是我也会常常被问，“你为什么会受欢迎？为什么大家喜欢看你的展览？”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有少年的好奇心。这种童心跟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共鸣，从孩子到大人。我会观察自己的这种少年情动，做艺术的童性。

“有人把艺术当作是改造社会的工具，但目标太明显的时候就要小心。社会主义苏联八十年，苏联时期基本没有好的艺术家，原因就是艺术被要求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

日报：你内心的男孩蔡一直都在吗？

蔡国强：我希望他能在，年纪越大越好玩。我发现毕加索、齐白石就是这样，但是你不要写这句，不然又会被人觉得我把自己说大了！

有时候已经说得太白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火药。你曾经说过，之所以迷上这种材料是因为“火药一直具有的偶然的不可预测性”，时隔这么多年，你对火药爆炸出来的效果已经有了更为娴熟的把控力，这时候它的“不可预测”是否减弱了？要用什么办法去消解？

蔡国强：火药爆破主要还是针对我个人，我太理性了，小心翼翼，跟父亲一样，画画可传统保守了。做人可以保守，但是做艺术保守就没什么希望，我就一直在寻找一种材料，可以对我自己的控制欲、保守进行破坏和干扰。慢慢就找到了火药，直到今天我还是会把握不住它本身的能量，性格也还是没有改变多少。

最早我是在油画上做火药，我的自画像，在上面炸一下；后来我又做比如《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我把在室外做的爆破项目用纸张炸出来叫“火药草图”，慢慢也变得容易了；最后我又把火药干脆当做纯绘画来进行，比如说牡丹花、人体。我会找这些新元素去让火药面临不同的新问题。比如会跟舞蹈家合作，从早上到晚上九点，她用身体来表现当下感情，我则不停地画下她的剪影，再用火药那种飘忽不定的硝烟来表现。

日报：吕澎曾经在《蔡国强的展览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提出，你与黄永?、谷文达、吴山专、徐冰相比，在思想洞察力与批判性方面对中国当代艺术史没有太大的贡献。这也是许多人不喜欢你的地方，认为你离中国和西方的权力都太近了。你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是不是与很多人不同？你怎样回应不谈现实冲突的批评？

蔡国强：人家的批评肯定有对的。可是，比如我在澳洲的展览最近刚结束，根据昆士兰政府的报告，我的展览为当地创造了一千四百万美元的收入，有十一万人到那里住旅馆、吃饭——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叫不叫“对社会有贡献”，我也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来这里看啥。如果仅仅是好玩，他们为什么要坐飞机从多哈、印尼、沙特，只为来看一圈动物围着喝水。

批评肯定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的东西看起来那么有视觉吸引力，那么奇观，人家就很担心是不是后面就没思想了。但是很多人看那圈动物看到流眼泪，肯定也是有点道理；毕竟大家去迪斯尼不可能流眼泪。当你看到另外一件作品，九十九只狼撞墙却又往返不息，很多人能体会到文化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墙，人生忙忙碌碌从那群狼里看到自己。

可是我没有把事情说白，这是我的美学追求，而且我感到自己有时候已经说得太白了。好也是这样，坏也是这样——只不过世界上那么多艺术家里，有一个这样的人也可以。他就是耸人听闻、惊世骇俗，放烟花，那烟花为什么不能成为艺术？就我在努力，也行了。有一个这样的我也不坏。

作品表现我作为一个人的脆弱和摇摆

日报：你是不是更偏向于从外围说明问题，而不是直接尖锐地切入？

蔡国强：也许。有人把艺术当作是改造社会的工具，但目标太明显的时候就要小心。社会主义苏联八十年，在此之前有很多伟大艺术家，夏加尔、康定斯基都是在苏联诞生时很积极，后来灰溜溜到了西方，苏联时期基本没有好的艺术家，原因就是艺术被要求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如果我们现在这么想，就有点跟他们变得一样，有点功利性。因为我个人是这样成长的，我就怕成为这样。

当然我现在做《九级浪》也说是生态主题之类，可是小心翼翼，也有些吞吞吐吐，毕竟环境问题我也不专业。但我对这个话题有共鸣。在发电厂里做展览，会自然想起要做一个与生态有关的主题。可是在做的时候要很小心“用它来改造社会”——我不可能这样伟大。如果是，我就不真实。我的“真实性”，就在于作品表现了我作为一个人的脆弱和摇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矛盾。这也许正是我作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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