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新闻网]《别样童年》成果发布：留守儿童面临九个问题

发布时间：2024-12-21 00:02

　　人民网北京12月1日电 12月1日，《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成果与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展示了课题组历时两年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的重要成果。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然而，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到城市务工却很少能转化为城市工人，只能成为“人在城市、根在农村”的“农民工”。由于务工工资收入偏低、孩子进城就学困难、务工所在地城市居住生活费用及远程往返路费较高等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农民外出务工时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农村，随之衍生出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父母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生计和儿童的物质生活条件，然而，家庭生活的变动为留守儿童的生活照料、学习表现、内心情感等方面带来的是更深层的影响。父母监护的缺乏、现有监护的不力，让部分留守儿童在生活中面临安全无保、学业失助、品行失调等成长风险和隐患。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组织“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课题组，自2006年11月开始，历时两年，开展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和四川五个省的400名留守儿童及其他相关群体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叶敬忠教授指出，留守儿童在现实生活中面临诸多困境，他们的健康成长亟待家庭、社区、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与行动支持。

　　一、大部分留守儿童的基本生活照料有所保证，但其内心情感极易被忽视，家庭关爱的缺失使其情感需求难以满足

　　父母外出后，大部分留守儿童的基本生活照料能够得到满足。然而，由于外出父母与子女空间距离的拉大、现有监护人劳动负担的繁重等因素，留守儿童对家庭关爱和情感支持的深层需求往往被忽视和掩盖。地理空间上的长期分离、日常联系的松散以及相聚时间的短暂使得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在情感上的距离逐渐拉大。家庭内部成员之间交流沟通的匮乏和情感支持的不足对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儿童与外出父母间“亲情陌生化”的现象开始显现。留守儿童普遍感觉孤独无助，心理压力增加，37%的留守儿童经常不想跟任何人说话，30%的留守儿童经常感到孤独，家庭关爱的不足对留守儿童性格的发展和人生观的养成带来了不利影响。对此，留守儿童外出父母及监护人除了满足儿童的物质需要，更要注重他们的精神、心理和情感需求，经常与儿童谈心交流。学校可设立知心信箱、安排知心老师等来促进留守儿童良好心理的形成，鼓励学生同辈群体间的相互帮扶与关爱，使留守儿童在学校生活中得到更多的情感支持。

　　二、留守女童承担着沉重的劳动负担和心理压力，更易成为留守儿童中的脆弱群体

　　父母外出后，留守儿童的劳动负担明显增加，从事重体力家务劳动的情况较多，其中留守女童劳动负担的加重尤为显著。留守女童的劳动负担繁重还表现在与其体能不相符的农活负担上。在留守女童当中，有47.2%要经常干家务，53.9%要经常或者不时地照料同样留守在家的爷爷奶奶或其他监护人，对家人进行“逆向监护”。感情较为细腻的留守女童内心情感更容易受到父母外出的影响。同时，由于农村家庭中性别偏好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留守男童更容易获得来自家庭内外的各种帮助和支持，留守女童在社会支持获得方面同样呈现出一定的弱势，往往被家人和其他群体所忽视。对此，留守女童所在的家庭、学校和社区应给予她们更多关爱，通过社区互助、自助等形式缓解留守家庭面临的生产生活负担，从而保障留守女童的权益。

　　三、外出父母在留守儿童成长中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对子女重物质补偿轻亲情关爱

　　家庭在儿童的成长教育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留守儿童家庭中，父母的外出务工使得儿童成长中的亲子教育出现缺位和中断。72.3%的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在外务工，80%的父/母亲在省外务工，73%的父/母亲每年外出时间超过10个月；34%的外出父/母亲在儿童3岁之前就开始外出，49%的父/母亲外出年限在7年以上。长期、远距离的亲子分离使许多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出现“父母缺席”的现象，在外务工的父母更关心留守儿童的学习，对他们的内心和成长经历了解较少。打电话是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情感维系的主要途径，有71.5%是外出父母的单向联系，95.4%的外出父母在和子女的电话联系中会询问学习情况而缺少与子女的情感交流。61.5%的留守儿童不愿意把自己的烦恼告诉父母。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的家长不和儿童进行沟通或者不知道如何和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绝大部分外出父母表示自己无力对子女的成长提供帮助，只能通过金钱和物质上的满足对留守儿童进行补偿。家庭中父母的缺位和亲情教育的缺失将对留守儿童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父母在外务工期间应通过电话、书信等方式尽可能多地与留守儿童保持良好的联系和情感交流，让子女更多地感受到父母的关怀和家庭的温暖。城市用工单位应设置电话亭、固定信箱、家人团聚室、探亲补助等便利条件，方便务工人员与家人和子女进行联系沟通。社会各界应针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宣传普及家教知识，使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明确教育子女的职责，引导外出家长与孩子进行情感交流，弥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给子女造成的不良影响。

　　四、农村社区中赌博、网吧、人情攀比等社会风气影响着留守儿童的成长，新农村文化建设亟待加强

　　农村社区是留守儿童生活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中落后的风俗习气，如赌博风、人情风等正在影响着留守儿童的闲暇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形成。45.0%的农民认为目前农村亟需及时纠正赌博这一不良风气。由于家人无暇监督，一部分留守儿童在闲暇时间参与到成人的打牌、赌博活动中，或是沉迷于社区周边的网吧、游戏厅中无法自拔，有4.5%的留守儿童在放学后上网，有6.3%会去打牌，另外少数留守儿童存在网瘾等不良行为，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和身心健康因此而受到很大影响。农村社区中图书、杂志等健康文化产品的匮乏难以满足儿童的求知需求，一些地区“轻教育”的思想观念使留守儿童无心学习、过早离开了学校。社区的人文环境直接关系到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社区应努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社区支持，同时通过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丰富社区文化活动，促进留守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

　　五、受社会文化的引导，留守儿童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容易产生偏差和混乱

　　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文化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和渠道，而在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和学校的作用正在逐渐弱化，社会文化和大众传媒正在成为影响儿童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形成的主导因素。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闲暇活动存在闭锁性，83%的留守儿童放学之后会在家中看电视，45.9%的留守儿童闲暇活动中花时间最多的就是看电视。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由于其对受众的读写要求较低，以及监护人监管的缺乏，使留守儿童更易受其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例如，在留守儿童的青春期性伦理形成中，父母和家人的言传身教严重缺乏，41.4%的留守儿童通过书刊电视了解青春期知识。而在12岁以上的留守儿童中，有52.9%的男童和39.5%的女童不了解青春期生理卫生知识。青春期性伦理知识的缺乏和大众传媒中不适宜内容的传播不利于留守儿童形成正确的伦理道德，甚至造成行为规范上的偏离和越轨。另外，当下的功利社会所风行的娱乐文化及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在影响着留守儿童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的形成。90%以上留守儿童的人生理想不涉及体力劳动，他们既不愿意留在农村，也不愿意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到处奔波、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又居无定所。部分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正确引导，容易受社会负面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不恰当的人生理想，5.0%的留守儿童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超女”类的明星。为此，大众传媒行业应担当起社会文化引导者的职责，倡导积极健康的社会主流文化，通过媒体的传播为儿童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六、学校是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网的重要环节，然而义务教育的体制壁垒限制了其能动性的发挥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目前监护人在学习辅导与监管等方面的力不从心使学校在留守儿童教育和成长中的作用得以凸显。外出父母、监护人普遍对农村学校寄予厚望，希望学校在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同时发挥更多的教育和监管职能，以丰富的学校生活来弥补家庭功能的弱化。而事实上，在“地方教育地方办”的义务教育体制中，大部分农村学校面临财政经费投入不足的困境，农村贫困地区教育一直存在着教师年龄结构断层现象严重、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及部分教师师德意识淡薄等问题。有的农村学校虽然针对留守儿童开展了一些活动，但大多由于经费、师资及“应试指挥棒”等原因流于形式、难以持续，这也使得中学开展针对留守儿童的活动更少。学校自身及相关部门应加强学校教育在留守儿童成长中的主导作用，加大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转移力度，完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和寄宿生活条件，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学校应从生活上和心理上给予留守儿童更多关心和关爱，通过多种形式更多地去倾听留守儿童的心声，对留守儿童进行积极的心理引导和沟通。在日常教学管理中，学校应加强人格教育、性格教育等，并从教育教学、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的养成管理方面给予具体指导。此外，学校还可以建立留守儿童家长联系热线，加强学校与家长的联系与沟通，并通过书信、亲情电话等形式，为增进孩子与父母的联系创造条件。

　　七、留守儿童所处教育环境中的种种弊病影响了其健康发展，农村儿童教育需要新的理念和新的方式

　　父母外出务工使留守儿童面临着家庭教育缺失、行为养成失调等方面的风险，但总体上,留守儿童积极好学、学习兴趣浓厚，98.6%的留守儿童认为读书有用，留守儿童群体并未形成“读书无用论”的思想。但留守儿童所处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环境存在种种弊端，影响和制约了儿童的发展。在家庭教育中，外出父母和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存在误区。外出父母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方式以漠不关心和物质补偿两种方式为主，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方式也存在打骂，即身体虐待和语言虐待等问题，留守儿童在家庭环境中缺少尊重、鼓励和认同。在学校教育中，老师对待学生往往使用体罚、打骂等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教育，有的基层教师在品行修养方面表现较差，一些老师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以成绩优劣为标准区别对待学生，普遍缺乏对学生的关爱和鼓励，后进生得不到老师的重视和同等对待，从而导致心理上受挫，容易出现行为偏差。此外，18.5%的留守儿童处于动态监护中，生活环境的变动和监护人教育的不连续易使儿童的家庭教育出现断裂。为此，以家庭和学校为主要立足点的农村儿童教育需要新的理念和方式来促进留守儿童的全面发展。农村学校应加快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道德素质，以学生为本加强关爱教育。教育部门应以农村学校为依托开展针对儿童父母和监护人的教育和培训活动，倡导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为儿童创造一个以尊重、关爱和鼓励为基础的教育环境。

　　八、留守儿童群体在得到社会关注的同时有被标签化的趋势，留守儿童及其家庭陷入心理压力和不利的舆论氛围中

　　留守儿童群体正在得到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然而，社会舆论和媒体报道中对留守儿童负面事件和极端案例的宣传使得留守儿童群体被打上了“问题儿童”的标签——“爱打架”、“小偷小摸”、“缺少家教”等负面印象正在主导社会对留守儿童的认识，并对留守儿童形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81.7％的留守儿童表示不喜欢“留守儿童”这个称呼，79.0％的外出务工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称为“留守儿童”，认为这一称呼带有一定的贬义和歧视。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之后变得成熟懂事，他们在生活中自立自强，能够体谅家庭生计的艰难和父母外出务工的艰辛。留守儿童群体的标签化趋势易使社会大众对留守儿童形成误解和偏见，不利于正确社会认知的形成。大众传媒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宣传要客观适度，不要片面强调留守儿童的负面报道，以倡导积极正确的社会舆论，唤起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客观认识与理解，从而推动留守儿童关爱行动的实现。

　　九、留守儿童现象是长期存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关爱留守儿童需要多方的社会行动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是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众多的社会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产生受社会发展、家庭环境以及政策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又与其他农村社会问题相互影响、密切相关。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必将持续存在。从根本上来看，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只有农村劳动力的本地就业或者儿童与父母的共同流动两种途径，而这些途径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下短期内很难实现，留守儿童问题需要从“解决”到“应对”的思维转变。以“关爱”为中心针对留守儿童开展的各种活动便是“应对”思维的具体体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社会各个层面已经开展了包括农村寄宿制学校、代理家长、家长学校在内的形式多样的关爱活动，这些行动中涉及家庭、学校、社区、政府、媒体、企业等多个行动主体。政府的政策保障和组织协调、媒体的宣传报道和社会动员、企业和用人单位的关注支持、社会大众的志愿意识使留守儿童关爱活动能够顺利进行，这些活动在生活照料、学习帮扶、情感关怀等方面为留守儿童提供了支持。在不同主体的关爱行动中，家庭、学校和社区是与留守儿童联系最紧密的、最重要的行动层面。包括外出父母在内的整个家庭应该为儿童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增进亲密的情感沟通，让留守儿童在家庭环境中重拾关爱。社区应该成为关爱留守儿童的有力主体和行动空间。村委会应积极发挥组织倡导职能，对留守家庭所面临的困难给予切实帮助。调查发现，93.4%的社区村民有帮助留守儿童的意愿，村委会应有效地组织社区成员开展帮助留守儿童的具体活动。学校是留守儿童最集中的地方，学校可以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弥补学生亲情的缺失，为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间的联系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帮助外出父母及时了解留守儿童在学校的各方面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