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海军是如何探寻主权的？

发布时间：2024-12-19 14:52

19世纪英国海军是如何探寻主权的？原创社科文献社科文献

下文为《英国海军对主权的探寻：19世纪中期的保护和占有》，[美]劳伦·本顿著，张金牛译，节选自《区域（第8辑）》，汪晖王中忱主编

1838年，海军少将弗雷德里克·L.梅特兰（Frederick L.Maitland）作为东印度群岛和中国站的总指挥，派出了“拉恩号”（Larne）单桅帆船和船长P.J.布雷克（P.J.Blake），收集有关苏禄（Sulu）在霍洛岛（Jolo）主权的信息。袭击中国南部沿海船只的伊拉农（Ilanun）海盗船声称自己是苏禄苏丹的臣民。如果苏丹是一个君主，那么伊拉农“海盗”就应该是武装民船，他们应该受到某种方式的控制，而不是被英国殖民法庭审判。布雷克没有前往霍洛岛，而是前往马尼拉（Manila），在那里，西班牙官员向布雷克保证，“伊拉农号”是“一个纯粹的海盗种族……（他们）不依赖任何人；不承认任何外部权威”。苏禄的主权问题则比较模糊。西班牙与苏禄苏丹“大约在两到三年前”签署了一项条约，但是西班牙官员“嘲笑”这个“所谓的条约”，认为它是与“一个名义上是王公，但对臣民没有控制权，而臣民不尊重其权威，也不向其效忠的无足轻重之人”签订的协议。

布雷克的任务构成了一个更广泛的模式的一部分，在这个模式中，英国政府经常要求皇家海军的舰长们来判别全球政治的主权——而结果常常是模棱两可的。海军人员往往是唯一存在于有争议地区的英国代理人，大英帝国在这些地区寻求影响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扩大帝国的统治。海军一贯将其角色定位为保护英国臣民，或者更广泛地说，保护英国的利益。海军舰长通常希望获得可以证明占有（possession）的证据，以支持帝国在未来的各种声明。他们所熟悉的关于保护（protection）和占有的话语可能导致战争或对新领土的吞并，但它们也常常使主权问题永远没有答案，甚至产生新的准主权类别。

要理解这一过程，就需要对19世纪中期，海军舰长对岛屿和沿海地区的干预进行仔细的考察。舰长是政治密谋的特殊代理人，他们的行动带有特定的晋升和经济利益的动机，以及一系列公认的约束条件。他们通常通过短暂的登陆，从海上考察相关地区的政治安排，这是一个特殊的有利位置，使他们可以从中看出陆地上政权的性质。他们承担着撰写报告的任务，舰长们希望这些报告以及随附的解释最终能被提交给伦敦的政策制定者。各种各样的信息在他们的报告中挤作一团。他们给海军将领的信遵循了一个大致的模板，这个模板包含了海上航道、锚地和其他地球物理条件的信息，紧随其后的是对政治事务的广泛评论：从对地方统治者主权地位的评估，到对其他欧洲帝国的利益和行动的猜测。道德判断渗透着评估“文明”水平的过程，对可用海军舰艇资源的估量，也要根据不同地区在为英国贡献商业利益方面的潜能而定。

这是一种奇怪的“技术”，一种用来采集有关遥远地域政治特征信息的技术。英国政府对船长的指示当然是出于保护英国利益，但相关指令明显含糊不清。舰长们被派出时，得到的信息往往很少，但却被期待一旦到达现场，就能准确地采取确实措施，以及向家乡传递确定的信息。面对当地的政治情况，舰长们需要快速形成观点，并以此来评估威胁，思考如何最好地推进英国的利益，并且在从国内得到进一步的指导之前采取行动。他们面对的问题可能有：地方统治者值得成为条约的伙伴吗？他们能否成为商业关系和财产保护的合作执行者？英国的暴力是正当的吗？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海军指挥官们会参考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这个时期认为自己是改革者和废奴主义者。他们对何为英国利益、何为英国臣民的威胁，以及如何声张英国利益的战略，有自己的基本理解。在具体行事的时候，他们依赖于自己已知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上级告诉他们的）关于协调不同政治实体之间关系的两大准则——“保护”和“占有”。舰长们对什么可以用来象征占有十分熟悉，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来支持英国对抗早期的帝国竞争者。舰长们还诉诸保护的办法，并考虑是否或如何向政治实体或领土提供保护，而这样做通常是为了替代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做法。海军舰长们关于保护和占有的言论表明，他们正在努力履行自己的使命，阻止其他帝国主义宣称的推进，在不强加统治的情况下寻求确立英国的影响力，并确定英国政府可能与哪些国家签订条约。

对保护和占有的强调使海军舰长的意见在主权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他们避免对主权国家的地位做出任何明确的表态，同时也避免承认在岛屿和沿海领土上的各种准主权。毕竟，保护意味着一种没有政治控制的支配关系。同样，占有也只是提供了以后走向领土获取的可能性，而不会必然地走向那一步。舰长们常常将这两种办法结合使用，以此为帝国的影响力构建一个灵活的框架。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只需要把有关主权的决定推到不确定的未来。

紧急保护和占有证明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海军所要巡逻的是一个幅员辽阔、结构多样、边界模糊且不固定的帝国。和平为帝国带来了新的殖民地，其中一些殖民地——特别是锡兰、开普殖民地和马耳他——被战略性地定位为海军船只的加油站基地或海军的区域指挥中心。东印度公司有自己的海军，负责巡逻和维护穿越印度洋的海上航道及港口。在大西洋，英国海军与美国和法国海军在北大西洋的不稳定友好关系，与其在南大西洋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推动这一趋势的，是英国奴隶贸易巡航和其间接卷入与南美独立相关的冲突。在全球范围内，皇家海军雇佣的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反对海军的叛乱和其他抗议活动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皇家海军的全球影响力也被一项强大的新技术——蒸汽船——放大了。新型蒸汽船的速度比帆船快得多，而且可以更容易地在河道和无风港中航行，这扩大了海上作战的范围。

隶属于海军的人员和船只对保护英国臣民的呼声往往是最先有反应的。19世纪中期，随着英国商人扩大经营范围并定期寻求政府支持，这种呼声变得越来越普遍。在整个殖民地范围内，中层官员和执政官也对个别英国臣民受到的威胁提出警告，并敦促动用英国武力。商人和官员都谴责扣押商船的行为，并呼吁海军保护英国船只，对海上入侵者进行报复。19世纪40年代，一种被称为“紧急保护”（protection emergencies）的做法席卷了整个帝国。这些危机有许多对小规模战争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导致了激烈的干预，甚至使其升级为旷日持久的冲突。还有许多是在海上发展起来的，或者是在海军舰艇通过展示武力来保证英国臣民安全的过程中引起的。这方面的例子从导致全面战争的危机到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外交争端，不一而足。

起初，这些袭击似乎只是针对英国臣民的小规模事件，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很快就有了巨大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例如，1839年，英国商人拒绝将鸦片上缴中国官员，英国对华贸易总负责人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liot）指示商人把鸦片交给他，然后由他把鸦片上缴给中国官员，并承诺英国政府会赔偿贸易者被充公的货物。正如他的批评者随后所说的，他的做法使英国不得不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为鸦片买单，从而使事态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战争。埃利奥特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他只是反对中国人“侵犯英国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及英国王室的尊严”。下议院在伦敦媒体上的辩论和评论持续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保护英国公民及其在华财产的迫切需要上。激进的国会议员约瑟夫·休谟（Joseph Hume）宣称，战争的理由从“从英国臣民……被关进监狱的那一刻”就存在了。《卫报》写道，战争的目的不仅是弥补商人的损失，也是提供“防范中国当局未来暴行的保障”——这一说法把对个人财产的保护与对更广泛商业利益的保护联系在了一起。

但并不是所有的紧急保护都导致了战争。1849年，英国政府从本国商人那里了解到一起发生在位于西非冈比亚和塞拉利昂之间的里约纽瑟（Rio Nuñez）的事件。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和约瑟夫·布拉斯韦特（Joseph Brathwaite）沿河而上，从事“合法贸易”（也就是任何非奴隶贸易的贸易），他们在一个小仓库里储存了枪支、弹药和其他贸易货物。1848年3月，一群法国人、比利时人和非洲人袭击并烧毁了这座仓库。当这件事引起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的注意时，他要求法国和比利时政府赔偿英国商人的货物损失。帕麦斯顿断言，英国贸易商以及英国的贸易权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必须受到保护，这也预示了他后来在唐·帕西菲科事件（Don Pacifico affair）中的作为。

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

在正式宣战和外交斡旋之间，英国政府可以采用海上封锁、炮轰、巡逻甚至陆地突袭等一系列紧急保护行动。在西非，为遏制奴隶贸易而巡逻的英国海军舰长们袭击了沿海贸易站。在东南亚，1843年、1844年和1847年，两名海军舰长先后炮轰了婆罗洲海岸的达雅克定居点，造成数千名平民伤亡。这两个地区的舰长都指出，有必要立法打击奴隶贸易和海盗活动，但他们也经常响应那些保护英国利益或臣民的呼声。

紧急保护的结果，部分取决于对英国国民所面临的危险的描述是否生动。在许多地方，就像在中国一样，威胁来自专制法律体系中所谓的司法专断（arbitrary justice）。因此，保护行动的最终目的不仅是阻止眼前的危险，而且是改变制度秩序，促使其与英国的利益更长久地保持一致。在少数情况下，这种干预直接导致兼并。然而，保护英国臣民的各种好战行为从未得到一致支持。殖民地办公室律师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警告称，保护的逻辑是有限度的：“如果女王的臣民中有50～60人……他们定居在距离其他任何英国殖民地大约100英里以外的地方……那么他们就没有同样的权利去期待英国治下其他部分的制度所带来的好处。”他的观点与殖民地改革者和自由贸易支持者的情绪相一致，他们一直在抱怨维持帝国的成本。

“紧急保护”将舰长们置于众目睽睽之下，这使他们一旦到达指定地点就不得不匆忙地临时采取行动。不管是否有具体的指示，舰长们都会通过收集占有方面的证据来组织他们的诸多行动。就像保护一样，占有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概念。它涉及一套关于财产获取的罗马法律学说，这些学说已由罗马私法转变为公法。历史学家已经对罗马关于“占领”（occupatio或occupation）的法律观点颇有研究，在其近代欧洲的改编版中，这一概念提供了一种确保领土所有权的方式，而这些领土被认为之前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在欧洲帝国，占有在许多方面是一种更为实用的罗马法变体。一个政党或政权可以通过提供更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来宣称对某一领土的所有权。与占领一样，证据可能包括定居点、防御工事和地图。这种证据无须达到一个客观的界限，而只是为了压倒别人的占有证据。这种比较性的框架在有两个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显得格外重要，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代理人或定居者之间围绕某个问题钩心斗角的情况。

占有的证明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这一性质使得海军军官们对此十分关注，因为他们在向英国本土的民众描述自己的行动时，需要力求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海军能够对大片海域行使管辖权，却不占领这片海域或获得其所有权，这使得他们在回应那些促使英国对沿海和岛屿环境行使宣示的请求时面临困难。但舰长们知道，他们可以通过绘制地图和提供地理观测来支持此类宣示。他们也可以通过建立堡垒和定居点来做到这一点，尽管这些选择会消耗船上的人力，并可能使水手置身危险或缺乏粮食的地方。这种灵活的占有方式是受欢迎的，因为它给了舰长相当大的自主发挥空间。他们甚至可以将最罕见的互动和陆地入侵解释为英国存在的坚实证据。

就像他们应对紧急保护一样，寻找占有证据的需要使舰长们必须迅速决定是否以及如何与当地政治势力和欧洲敌对势力的代理人打交道。他们的报告要在以下两者之间进行转换：一方面是常常趋于混乱的互动，另一方面却是宗主国希望海军在其全球帝国秩序框架内采取措施的愿望。与一般知识的生产一样，这种转换过程体现在各个层次，舰长的报告、帝国内部通信、上级的总结、官员备忘录、军事法庭和其他纪律性记录，甚至还有新闻报道。

占有平行于其他确立领土宣示的法律话语。海军舰长们参与其他政治组织的谈判，有时还向土著群体施压，要求他们同意割让主权。当然，并不是每一种帝国竞争或主权不确定的情况都会引发有关占有的话语。但是，在19世纪中期，英国实力的上升和帝国间的相互竞争，使有关占有的话语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国际参与的关键要素，占有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ossession）非常直接地依赖于海军舰长的战略，以及他们在法律和外交领域的智慧（这种智慧可能真实存在，但也可能只是外界对他们的期待和想象）。

保护和占有可以是相辅相成的话语。诉诸保护这一行为本身就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占有的证明，因为它属于一种确立行使英国权力的准管辖行为。而占有行为反过来又可能为紧急保护创造条件。海军将领们没有制定自己的规则，但他们确实创造了自己的一套叙事模式，他们的报告将保护和占有统一在一个单一的英国扩张、自我扩张的话语中。这种论述并没有扫除偏远地区政权的不确定性，也没有解决其复杂性，反而使得关于主权的困惑长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