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中国近代海军中的外籍雇员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姜鸣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736页，158.00元

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李鸿章曾聘请过一批外籍雇员来训练部队、兴建炮台和军港等军事设施，战时参与军事指挥。这和左宗棠聘请法、英技术专家与教师建设福建船政和船政学堂，共同构成洋务运动中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早期探索。

外籍雇员，当时称为“洋员”，其引进方式，通常有两类：清政府通过海关或驻外使馆联系外国政府、由官方推荐专业人士，和在市场上直接招募有用人员。

官方派遣型专家：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

李鸿章向英国政府征募，得到英方批准派出的外籍专家，以琅威理最著名。

琅威理（William M. Lang）是英国海军军官，1877年，清政府在英国购买的第二批炮艇“飞霆”“策电”来华，他是艇长之一。他还参加护送下一批四艘炮艇，受到李鸿章的关注。

1882年秋天，琅威理受聘任职，头衔是副提督（The Brevet Rank of Vice Admiral，名誉中将衔）北洋海军总查（他此时在英国的军衔是海军中校），由于丁汝昌不熟悉海军事务，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和训练任务多由琅威理主持。琅治军严格，办事勤快，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官兵所敬惮。他还根据国际惯例，为舰队制定了中外海军交往礼节，扩大了中国海军的影响。

由于他是清政府向英国“借用”的现役军人，本人坚持保留在皇家海军服役资历，英方规定，若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而英国持中立态度的话，这类军人将退出中国军队。所以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夕，琅威理就辞职回国。

丁汝昌在琅威理辞职后曾说：洋员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即使在吃饭之时，亦复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去秋已经禀辞薪水，尚手订《舢板操章》，阅两月成书寄来旅顺。此等心肠，后来者万不能逮。濒离烟台时致我一信：水师已有一半功夫，未竟而去，耿耿此心有不能寝食者。若从此守住，则后来或可一线到底；若见异思迁，则前功尽弃。我深愿为中国出死力，奈国法不准。如中国能与我订立合同，成为中国水师之官弁，我所应得本国终身廉俸，中国亦能认给，则我亦不难舍英趋中，冲锋陷阵，惟命是听，盖我有妻子儿女，需要稳定收入。

在琅威理管理下，无人敢出差错。他自己回忆，某次“深夜与其中军官猝鸣警号以试之，诸将闻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从容不迫，镇静无哗”。不过话虽如此，真要他辞职离开英军，而成为中国政府的雇佣者，琅威理恐怕未必会下决心。

左：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右：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1886年1月，琅威理重返中国。此时他已升任海军上校，清政府向其支付月薪七百两。1886年5月，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以琅训练有功，授予二等第三宝星并赏给提督衔。所以李鸿章在发给琅威理的文电中，常称“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在北洋海军的公文中，他的头衔全称是“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琅威理”。

在与琅威理第二次签订的服务合同中，中方要求他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并且必须应允在战时帮助中国作战，除非作战对象是英国。对此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还有不同意见，而琅威理与中方的关系似乎没有中法战争前那么融洽。不久，在秋天发生的“长崎事件”中，访问日本的北洋海军官兵遭到日本人追杀，而琅威理却“一意袒倭”，使丁汝昌对他颇为不满。但琅自己却认为在中国得不到足够的信任和授权。

撤旗事件

琅威理1890年正式辞职离开北洋海军，缘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北洋海军仿效英国海军传统，设置将旗，以显示海军将领身份，以及在舰艇中的指挥位置。海军惯例，载有舰队或分舰队长官的军舰，悬挂将旗，称为“旗舰”。这年二月，北洋舰队南下避冻。丁汝昌率“致远”“经远”等四舰至海南岛一带操巡，琅威理、林泰曾、刘步蟾督带“镇远”“定远”等舰在香港维修。记者目击，此前“定远”编队进港时悬挂着代表琅威理的提督将旗，“镇远”上飘扬着丁汝昌的提督将旗。丁带队离去后，左翼总兵林泰曾在“镇远”舰上换升总兵将旗，表明自己是在港分舰队的最高长官。按照清政府1888年制定的《北洋海军章程》，正式编制为一提督二总兵，提督旗图形为黄、白、黑、青、红五色长条，角上饰以团龙。总兵旗为团龙加黑、青、红三色。琅威理责问：“丁提督离开，有我副职在，为什么撤下提督旗？”刘步蟾答复他：“按海军惯例应当如此。”琅威理立即致电李鸿章，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问。李鸿章回电林泰曾：“五色团龙旗只为中国实授提督所用，告知琅威理不可用之，以免中外贻笑。”

北洋海军提督的五色团龙将旗和三色总兵旗

隔一日，李鸿章再次致电林泰曾：“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

为琅威理制四色旗自然是调和折中之语。但李的电报，明确表明北洋海军只有一个提督。丁汝昌回香港后与琅威理谈话也指出，五色团龙旗是为北洋海军提督设立的，琅是老师，被指派负责培训和操练航海阵法，他们都是学生，希望向他学习。他不必为中国官员官阶比他高而烦恼。假如丁离任或战死，他还将在现在位置上协助林泰曾，而不会让他来领导舰队。丁汝昌的解释十分明确——琅是顾问，不是副提督，更不是北洋海军提督的候任者。5月，丁、琅赴天津与李鸿章面谈。李鸿章不理解琅有何受辱，依然坚持原来看法，琅威理当场提出辞职，李鸿章接受了他的请求。

“撤旗事件”还可看出清末海军军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军队原先没有军衔，提督、总兵都是职务，引申到海军，提督即舰队司令。而在引进军衔制度时，这种称呼又变为海军的将领级别，且仅设提督和总兵两级，以与陆军职衔对接。海军提督对应外军海军上将（Admiral），总兵相当于外军三等提督或译少将。按西方惯例，上将和少将之间还有Vice Admiral级别，称“中将”或称“副提督”都是中文译名，北洋海军却未设置。《北洋海军章程》提及此等分级，认为新式海军在中国为创始，“初无几等提督名目，自应仍遵旧制”。

琅威理与丁汝昌谈话后，曾给英国领事、海军部大臣和赫德写信，并拜会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萨德蒙将军，诉说受到侮辱。8月18日，驻英公使薛福成电告李鸿章，英国外交部已致电驻华公使复查此事，并考虑撤退全体在华人员。薛问“能否转圜，邦交有益”。20日，英使华尔身向李鸿章询问琅威理辞职缘由。李否认与英国约定琅威理与丁汝昌平行，指出“中国海军称琅为提督，乃客气用语”。他又复电薛福成：“琅威理要请放实缺提督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英）外部等或未深知，望转达。似与邦交无涉。”

11月4日，英国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人为北洋海军顾问以代替琅威理的请求，并召回在旅顺港服务的英国人，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中英海军合作关系进入低潮。

英国人的动机

探究琅威理在中国的贡献和结局，对研究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国家对中国兴建海军的态度显然是有典型意义的。民国年间，《海军大事记》的作者池仲祐认为：“北洋之用琅也，畀以提督衔，此在吾国不过虚号崇优，非实职也。而军中公牍，则时有丁、琅两提督之语。故自琅威理及诸西人言之，中国海军显有中英两提督，而自海军奏定章程言之，则海军只有一提督，两总兵也。”琅威理因撤旗事件“拂然告去，然至终不悟争执之理由”，把琅威理辞职仅仅看作他本人没有弄清自己的地位。事情显然没有这样简单。

积极推动派遣海军顾问的，首先是英国在华外交官和中国海关中的英国人赫德，其目的是增强对中国海军的影响力，抵制其他国家在华势力扩展。早在1880年，英国公使威妥玛便向国内报告，美国上届总统格兰特的一个亲戚正在被提名，“当然这是美国使馆的花样”，“美国人如果能干的话，非常可能颠覆这个国家”。他还提到德国公使巴兰德的一个舅爷也被提名。威妥玛说，改组中国军队之权必须只掌握在某一个国家手中。而如果我们不是这个国家，就将“极其有损于我们的利益”。1881年10月，赫德在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的信中提到，李鸿章可能任命美国海军提督薛斐尔担任北洋海军总司令，法国人则在推荐戈威因和努瓦康担任这一最高职，而英国领事馆和公使馆则阻挠他控制中国海军的活动。他愤愤地写道：“该死！该死！！该死！！！”1882年春，金登干密函英国外交部官员庞斯福德和海军上将凯古柏，要求支持向中国派遣海军顾问的请求。外交部立即请海军部同意这个请求。然而海军大臣答复说：“中国如有强大海军，对我们是否有利，尚有疑问。”经过争论，海军部给了琅威理三年假期。赫德对英国政府的拖拉作风很不满意。他再次抱怨：为使英国控制中国海军，他已奋斗了二十五年。假若他是法国人或德国人，早就取得了惊人成绩。他手中“一般都掌握有最长的一组同花牌和最后的王牌，应该打赢；但是我的搭档——英国官场——忘记已出了什么牌，记不得别人有什么牌，有牌不跟，不叫王牌等等，虽然我们第十三墩得分，对手还是能赢决胜局”。

中法战争后琅威理重返中国，是中方通过外交途径向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提出来的。当琅威理到达上海后，赫德并不清楚清政府的安排，但他极为关注。他说：“琅威理也许出任海军衙门的总查或总海军司。如果他谨慎从事，一定会前程无量。”赫德还不厌其烦地强调：“现在领导权是在我们手中，但是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特别是为了我国的利益，我们应当继续将它掌握在我们手中。”

现在尚无证据证明琅威理本人直接参与了英国政府、外交官或赫德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计划。琅威理更像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固执地注重个人名誉和待遇，同时对工作也极端负责的职业军人。

琅威理的虚荣心

1887年琅威理去英国接带“致远”四舰，曾与邓世昌等官兵在舰上合影，穿着英国海军上校军服，在代表其军衔的袖口标识上，饰有双龙——这是当年洋员自己设计的款式。后来率舰返航，他在“靖远”舰升提督旗指挥航行，另为自己做了一身中西合璧的海军上将军服与将旗配套：全套英款，连腰带扣上也有女王的王冠图案，但在袖标上饰以双龙。他在新加坡拍摄了海军提督（上将）照片。船至香港，仍悬提督旗，使得皇家海军中国舰队司令哈密敦海军中将不悦，这涉及海军礼节，低阶军官要先向高阶军官行礼致敬并前往拜访。幸好琅威理先去拜访了哈密敦，才避免了尴尬。但哈密敦设晚宴招待琅威理时，估计琅穿了新礼服过去，这又涉及宴会座次。哈密敦为此致函海军部，表示从未收到中方关于琅为中国提督的文件。除非琅辞去他在英国海军的职务，否则在欧洲列强来看，他只是一个英军上校。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表示不允许查问下去，绝对不可向中方提出。逼迫中方明示琅威理的地位，是对琅不利的——这种连英国首相都明白的模糊战术，后来却被琅威理自己扯破，非要弄个明白，英国政府就不得不站在他的背后来力挺英国人的面子了。

琅威理在“靖远”后桅上升挂提督旗

琅威理与邓世昌等接舰官兵合影

左为琅威理接舰时身穿海军上校军服；右为其返程时拍摄的身穿海军上将军服照

不久，琅威理悬提督旗率舰抵达厦门。他是否穿着那套行头与丁汝昌见面，以及他后来在北洋海军工作时穿什么服饰，未见史料记载。但既然穿上了上将服，也是无法换下来的。丁汝昌是好好先生，对琅的僭越采取忍让，其他高级军官却觉得不爽，所以林泰曾更换将旗，未尝不是事先的策划。林泰曾、刘步蟾等人都留学英国，深悉海军礼节，看琅不过是客卿而非上级领导。琅威理在自己职务和军衔方面，确实也有虚荣心作怪。

从“撤旗事件”可见，中国在主权问题上决不退让。李鸿章努力保持舰队不受洋员控制，在必要时不惜采取断然措施，以回答要挟。这也充分表明，洋员同清政府确实只是雇佣关系，他们没有获得更多权力。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此。中国作为落后国家，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如何得到传统海军国家的指导，又不放弃对军队的控制权，始终是一个更重要又没有很好解决的难题。

林泰曾、刘步蟾与琅威理的矛盾，除了指挥权之争外，从某种程度上也曲折反映了北洋海军内部对严格管理的厌烦情绪。事实上，早在1877年第一批进口炮艇来华后，水师官兵已与洋员发生冲突。李鸿章曾在致友人信中提到，聘请的外国军官不愿前来，“问其何以不愿，据云仅令教练而不假以节制擢陟之权，弁兵必不听令，断难进益。即以‘龙’‘虎’两船原募各教习，皆以求退，因兵官以下，毫不虚心受教，炮船机器久恐废坏云云”。琅威理个性强脾气躁，他的管理风格使一些中国军官难以接受。当时人大多认为，“海军之建也，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琅威理面见李鸿章时，当场指出各舰高级军官均由福建人控制和纪律松散，以及行船公费按舰包干，造成补给品保障不足和不及时维修等问题。尤为糟糕的是，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更显得“撤旗事件”像是一场悲剧的开端。赫德后来幸灾乐祸地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能好好利用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一个惨痛教训。

市场招募型专家：德国“菜鸟”汉纳根

还有大量技术类官员是清政府直接从市场上找来的，其中代表人物是德国人汉纳根。

汉纳根（Constantin A．S. von Haneken）1854年12月出生在特里尔城的普鲁士军官家庭。祖父外祖父都官至少将，父亲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指挥步兵第八旅立下战功，晋升中将，退役后仍是活跃的军事作家。汉纳根十岁出头时，按当时普鲁士军事贵族家庭惯例，入学生团住读。十九岁毕业，进入步兵四十五团，1874年授少尉军衔。汉纳根的性情和等级森严的普鲁士军队并不匹配，从1876年底到1877年初他先后受到三次处分。之后调到野战炮兵团，在那里情况也没有改观。上级评价他“既无技术，又无干劲”。1877年6月，汉纳根醉酒后和一个地产商人打架，虽然民事法庭裁定为自卫，但是军事法庭认为他的行为有伤军队风化。通过一份德皇签字的裁决书，汉纳根被责令免职，仅可保留少尉军官名衔。

汉纳根的父亲和德璀琳的父母是世交，德璀琳也是德国人，1865年前往中国，1877年出任天津海关税务司，也成为李鸿章非正式的顾问。德璀琳有意帮助老友之子，就向李鸿章讲了一通不能完全依靠外国政府推荐顾问的道理，建议另辟市场化招聘的途径。

这话有点打动李鸿章，但并未达成确定性成果。而此时已在父母家赋闲两年的汉纳根不愿再作等待，他以百分之四的利率向姐夫借了三千马克，又从汉纳根家族基金会申请到三百九十马克无息贷款，自购船票来天津冒险一搏。1879年11月2日，李鸿章在衙门里接见了这位二十五岁青年，询问基本情况后同意聘他监造沿海炮台，与他签订了长达七年的雇用合同，他的起始月薪是七十五两银子，以学习中文的程度为基础，每年增加十二点五两，直至一百五十两后，增长再和业绩考核挂钩。

汉纳根和他在黄海海战后获得的双龙宝星勋章

从汉纳根履历可知，他不是以前中文史书所称的“陆军大尉”，不曾在院校学习过专业知识，更不是中国使馆招募的成熟人才。他就是一只初出茅庐的“菜鸟”。他的军事工程能力，来源于学生团入门级培训，离开军队后自习的机械制图、土木建筑、军事工程设计等课程。他通过父兄邮寄的专业书籍，在实践中边干边摸索，也与父亲在通信中进行讨论。他先后修葺天津大沽口炮台，修建连接大沽和北塘的浮桥，主持设计和建造旅顺口的黄金山、老虎尾、老蛎嘴、蛮子营等七座炮台，以及威海卫、刘公岛防御的主要炮台。初到旅顺时，当地仅他一个洋人，没有社交和娱乐，白天指挥施工，晚上苦读中文和专业书籍，由此掌握了汉语和炮台工程两门专业知识，这段经历，不能不说是个传奇。

汉纳根设计并督建的旅顺、威海海岸炮台竣工后，于1887年回国，用所赚的钱还清家族债务，但在德国找不到被尊敬的感觉。1893年底，他再来天津。1894年7月，他听说中日在朝鲜展开军事对峙，风声鹤唳，大有一触即发的战争气氛，便自告奋勇前去观察形势。他在“高升”号驶离大沽启锚前的最后一刻登上轮船，在丰岛海面，遭到日军盘查。日军拒绝汉纳根在谈判时提出的“高升”号返回大沽的建议，搭载“高升”前往朝鲜增援的清军官兵拒绝投降，最终日军击沉了“高升”号，汉纳根靠游泳幸免遇难。

此后，李鸿章任命汉纳根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兼副提督，参与指挥黄海海战。汉纳根由此声名大振。他要求派他以提督衔任海军副提督，赏穿黄马褂，才肯继续留在北洋海军服务。这种要求，清政府难以接受。于是汉纳根离开海军，到北京活动。他给翁同龢写了《谨拟整顿水师刍言》，建议海军衙门要直接管理海军船只、船坞、制造局、人事和经费。海军衙门现时应派一精明公正的洋员为海军司，驻天津总理各事，以期大战大胜。海军提督应派一洋员帮同督理操练打仗事。这里提到的海军司，有他本人的影子。他又建议朝廷另建十万人的新式陆军，这是袁世凯训练北洋新军之肇始，但也受到上层官僚的各种掣肘，认为他要控制中国军权。

次年3月5日，汉纳根同德璀琳的女儿埃尔莎小姐结婚，不再过问军事。埃尔莎比汉纳根小近二十岁，他初到天津时，她还是个五岁女孩。直到甲午海战前后，她在通信中提到汉纳根还称“叔叔”。战争使汉纳根在天津外侨界成为令人瞩目的明星，也使埃尔莎坠入爱河。后来汉纳根投资开发山西井陉煤矿，成为著名的富翁。

“穷小子”汉纳根后来在天津的豪宅

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欧美国家完成工业化，国际劳动力市场流动活跃。大批具有技术专长的人士，包括下级军官、士官的收入菲薄，愿意背井离乡，在全球范围寻找发展机会。由于技术位差，也由于中国在一定规模上引进西方武器装备，外籍人员的薪酬大大高于其在本国收入。来东方求生活虽然不是这些人士的首选，仍然不失为富有吸引力的挑战。汉纳根的背景和经历就是这类外国人的典型代表。中国军队招募的外籍顾问、教官、技术人员，乃至租界里云集的商人、工业家、建筑师，大多是怀揣梦想、试试运气的冒险者，虽然素质上良莠不齐，技术上各有高低，总体上对中国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有些人在工作中也有很高的责任意识，但谈不上对大清的荣誉忠诚，最后关键时刻，他们并不会为中国献身。

最后选择：拖轮船长马格禄

汉纳根离开北洋海军后，李鸿章开始为北洋海军另寻一位外籍顾问。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琅威理。11月4日，赫德前往英国公使馆，转述了皇帝的圣旨。9日，他又正式通知了金登干去与琅威理联系。

经历了当年“撤旗事件”，要重新聘请琅威理，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件难堪的事。13日发布的上谕宣称：

琅威理前在北洋训练海军，颇著成效。自该员请假回国后，渐就废弛，以致在本年战事未能得力，亟应力加整顿。着总税务司赫德传谕琅威理迅即来华，以备任使。

琅威理此时在英国得封港担任后备舰队指挥官兼“毁灭”号军舰舰长，统率着皇家海军后备队。他对邀请自己重返中国大摆架子。公开的理由是英国宣布中立，他不能以现役军人身份前往，又不愿辞去现任的海军职务，只有在战后当英国政府许可时才可能前往。私下却提出了中国政府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如必须由皇帝以玺书形式颁给他海军最高职衔等等。

金登干又提出一个人选，他的表兄英格斯上校。英格斯1887年10月因日本筹建海军高等士官学堂（海军大学）被聘请为教官，至1893年10月，在校任职六年。他是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在欧美考察时确定的人选，在日期间直接受海军大臣领导，待遇是敕任官，即由天皇任命，规格甚高。英格斯在校开设战术课，从1889年9月到1893年9月，每期一年，学员均为有十年左右工作经历的海军大尉至少佐级军官。英格斯强调风帆时代已经结束，海军应该更加关注新的战术。他推崇单纵阵和速射炮的结合，将单纵队战术思想进行了深入讲授，并针对英国海军其他战术理论进行了辩驳——包括诺埃尔上校的“群队攻击法”、英国海军战术泰斗某氏的“舰队运动”、海军战术家弗莱蒙特尔德的“鳞次状二列横阵”。英格斯的这些观点，1894年3月在日本结集出版，名为《海军战术讲义录》，不久在黄海海战中被联合舰队使用和印证。有意思的是，与他任教同时期担任海军大学的三任校长，是伊东祐亨（1889.5-1890.9）、中牟田仓之助（1892.12-1893.5）和坪井航三（1893.12-1896.3），其中伊东和坪井在黄海海战中分别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和第一游击队司令，中牟田则由海军军令部长转任大本营海军参谋。可以想象一下，从1890年琅威理离开北洋海军至甲午战争爆发，四年多的时间内，北洋海军上层的外国顾问处于空窗期，日本海军却在英格斯引导下进行编队战术研讨。英格斯本人回忆说，他在日本服务时，日本政府曾封赠他以贵族，使他能有足够的权力和地位以与日本将领接触。日本海军从英国人的教育中得到极大的好处。当他们认为有理由独立行走时，欧洲军官便体面地告退。而日本人“坚持走着他们在英国的指导下踏上的道路，他们不仅使舰队保持着英格斯离开时的面貌，而且更趋完善”。

11月20日，金登干约英格斯在军人联合俱乐部进行长时间密谈。英格斯表示，他并不想做中国海军统帅，把舰队掌握在手。他的目的只是教练，有需要时，偶尔统率全军，以使中国的统帅和舰长们能够学习怎样指挥。英格斯说，他和日本的官方关系早已断了。他愿意“割断旧日的情缘，在中国另结新欢”。他们的谈判有些一厢情愿，以致赫德不得不给金登干浇冷水。他回复说：“英格斯一定不行。曾经在日本充过教练的人，在此间不会受到欢迎。”他摸准了中国人脾气。天朝的自大、虚骄和偏见，绝不会接受英格斯这样的人物。

还在金登干为琅威理重返中国进行斡旋交涉的时候，李鸿章已经迫不及待了。11月15日，他任命英国人马格禄为帮办北洋海军提督，月薪三百两。通过丁汝昌传谕各管驾以下员弁，谨受指挥。

马格禄（John McClure）,1837年出生于苏格兰西南海边小镇柯尔库布里，1883年驾驶怡和轮船公司从英国订购的“高升”轮来华，后来在天津大沽驳船公司任职，也是公司股东。及至战前，他担任“北河”拖船的船主，并无海军背景。战争爆发后，公司派“北河”协助北洋海军通信文报，还赴仁川侦察战况。该公司亦承担北洋海军的装煤、换船上岸服务。马格禄还驾拖船前往三山岛拖拽搁浅的“广甲”出礁未成。在当时参战的外国人中，他颇有些年岁，却实在不像是海军将领。《字林西报》说，马格禄被任命是当日最奇怪的消息。英国驻华外交官对他是何方神圣，更是闻所未闻。海军洋员戴理尔评价道：“他已人过中年，而且还曾有酗酒的名声。这个老冒险家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向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奋力一跳。但把他置于这样一个地位，实在是一件残酷且愚蠢的事情，特别是对丁提督来说。”自他上任后，并未为北洋海军做出什么积极贡献。唯一可称道的，是在清廷下令撤换丁汝昌海军提督职务时，他致电予以反对。

马格禄和他的墓碑

马格禄后来为自己补制过蟒袍礼服，1920年去世后，墓碑上注明是中国海军上将。

显然，李鸿章对北洋海军高级军官并不信任，关键时刻，非要找一个外国顾问，甚至完全不顾他是否精通海军。

清末北洋海军聘请外籍雇员，事情并不复杂，而背后的考量却涉及主权、授权、中西文化冲突，甚至还涉及中日两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比较。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后人有必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并从中探寻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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