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此一个郭宝昌》出版，他写下了他所经历的巨变时代和离奇人生
一年前，人称“宝爷”的导演郭宝昌骤然离世。家属遵照他的遗愿，没有举办任何纪念活动，这和他留下的艺术贡献和影响力相比，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近日，三联书店出版了郭宝昌的自传性遗著《只此一个郭宝昌》。该书的编辑出版受郭宝昌生前所托，为郭宝昌自传散文集，书中，郭宝昌写下了他所经历的巨变时代和离奇人生，道尽了人间的沧桑世情和多元人性。
“由来一声笑，情开两扇门”，“宝爷”郭宝昌一生有情有义，胜友如云。10月23日，在“宝爷和他的朋友们——《只此一个郭宝昌》新书发布会”上，《大宅门》的两位主要演员，导演同道，及其学者好友、忘年之契均来到现场，讲述这本书背后的郭宝昌，以及一个强大的灵魂，是如何写下了他和他的时代。
“宝爷和他的朋友们——《只此一个郭宝昌》新书发布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郭宝昌身世传奇，自幼被卖进同仁堂乐家的经历，最终成就了让他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大宅门》系列剧。但宅门里的兴衰恩怨并非他传奇经历的全部：他被时代的车轮倾轧下狱劳改，他追寻自己身世的执着，他对艺术的痴迷和探索，他和梨园行名宿的奇缘，他对第五代导演的扶持以及和他们的友谊，他被命运拨弄因而缺乏亲情的孤独……跌宕起伏的经历，加上这些经历所带来的奇人异事，构成了郭宝昌异于常人的非凡人生。
一年前，郭宝昌骤然离世。因此，《只此一个郭宝昌》除集齐了郭宝昌尚未发表的遗作外，还收入三篇他的至交好友写作的纪念文章，借亲朋的视角，让读者更多地了解郭宝昌过人的才华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导演谢飞在《忆老同学郭宝昌导演》中追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眼中的郭宝昌，对他的影视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赞誉，甚至断言：“现在回头看来，在北京电影学院一九五六—一九六六年初创时期，招收的六届本科、近二百位导演学生中，可以称得上天才的就只有郭宝昌一位，他是个影视戏剧的天才。不是吗？”
《只此一个郭宝昌》，郭宝昌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10月版。
陶庆梅在《郭宝昌的“游戏”》中回顾他们二人合作《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的过程，联系郭宝昌的《大宅门》与《春闺梦》，道出他以“游戏”为中心的人生态度与艺术观念：“和他在一起，我总能感觉到他内在有一种巨大的张力。那种张力，贯穿在他的艺术创作中，贯穿在他笔下人物的爱恨、生死、悲欢……之间，让他塑造的人物形象，那么丰富，那么有魅力。更神奇的是，我总觉得郭宝昌有一种神奇的本领，使得他可以在这张力里自如游走，不拘泥于张力的任何一端。这本领，恐怕就是‘游戏’。也许，只有有这种游戏感，那种张力才能完美释放。”而郭宝昌生前挚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树生，更是写下《宝昌最后的日子》，对他从生病到去世的过程，以及不羁的性格、达观的精神做了详细的书写。
活动现场，刘佩琦表示，“郭宝昌不光是一位好导演，同时也是我的大恩人。”上个世纪约八九十年代前后，刘佩琦第一次见到郭宝昌，听他讲述了尚未开拍的《大宅门》。几年后，却因此和郭宝昌有了第一次合作。因为这部《大宅门》，刘佩琦和郭宝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刘佩琦看来，郭宝昌身上最大的特质是真诚，“不光剧本，还有写的书，他的字里行间，包括拍戏，他对演员，对各个部门那份真诚是让我们感知到的，他对艺术真诚，对合作者也是非常……所以这是最难得的特质。”正如书中带有自传色彩的真诚书写，郭宝昌记录下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家庭、经历时代巨变的一代知识分子、艺术家的特殊经历和思想情感的变化，及其对知识和艺术执着的追求。
陈宝国同样因《大宅门》与郭宝昌相识。活动现场，他也分享了自己与郭宝昌友谊中的二三事。“第一段，一根烟袋。新学年初始，央视决定投拍《大宅门》，在无锡的影视城，几进的白家大院开始搭景，北京这边也马不停蹄开始筹备。有一天，宝昌导演给我来了个信儿，说，‘咱们去趟商店，买点儿东西。’我说：‘买什么呀？’‘淘换个物件儿，戏里用得上。’我说，‘得嘞！’我俩奔十里河的市场，进门就问：‘您这儿有烟袋没有？’还真有。我记得是看见过翡翠的，也有玉的，还有象牙的，他就一边儿看一边儿嘀咕，他说这不是七老爷的那烟袋，他没相中。
有那么一家，我们俩已经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扭头一看，他说：‘这个一堆什么东西呀？’掌柜说，‘拐棍儿，烟袋的呗。’赶紧擦去尘土摆在柜台之上，他一看，一眼就瞅准一根，拿过来爱不释手，他说，‘这就是七爷的那杆烟袋。’这根烟袋话说得有一米来长，这么大一铜锅儿，那杆是疙瘩木的还是什么的，记不清楚了，反正一米来长。他说：‘掌柜的，给我包好了，我结账，走人。’掌柜一打愣，说：‘先生，这东西是真的。’他说：‘我知道是真的，包了浆了都。’他说：‘您也不询个价？问个价？讨个价？’他（摆手），‘此物在我眼中，乃无价之宝，您包上，我付费。’
一根烟袋，一米来长，拿回去，我装上了烟，这烟嘴叼到嘴里头，我自己俩手点不着那火儿。我说这怎么办呀？‘七老爷，大户人家，还用得着自个儿点烟呀？’这根烟袋从第一集开始拍，等我们拍到第二集的时候，就没那么长了，至少少了得有一尺，为什么呀？那烟袋老敲痰盂，有时候劲儿控制不好，一敲大了，折了，折了就得剪了，还得重新接上。说到痰盂，他说：‘有烟袋得弹烟灰呀。这么着，道具，你们赶紧把库房里能搜罗的痰盂都给我拿来。’摆了小半屋子在那儿挑。‘哎，这个，二姑娘屋里合适，搁她那儿去。’
《大宅门》（2001）剧照。
没合适的。道具说，‘您看这多漂亮，搪瓷的。’‘七爷的烟袋敲上，用不了一礼拜，不是全刮花了吗？不成。我告诉你们，找铜做的，去给我准备去，要做旧。’底下多大托儿，口径大概多少，多高，大喇叭口翻起来，‘明白了吗？’‘明白了。’‘得了，回来。做仨。’说，‘为什么呀？’‘万一哪个敲坏了咱们得接得上戏呀。’到续集的时候还真让他说中了，就剩了一个，还伤痕累累，这就是一件道具。无论是每一个人物，这个戏里上百号的人物，剧中的台词，人物的言谈坐卧，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扮相，行头，道具，他如数家珍，说得头头是道，全在他（脑子）这儿。”
郭宝昌生逢不幸，经历坎坷。除苦苦寻家外，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入另册。这些境遇，没有摧垮郭宝昌，而是给予他更加丰厚的沉淀与感悟。和郭宝昌同为同学的谢飞同样讲述了他印象中的点滴过往，“郭宝昌的遭遇是非常坎坷的，我在我文章最后说，真是可惜了，他要再活二十年，把他个人的这些经历全写下来，那一定是更有价值的一本东西。”
记者/何安安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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