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主要内容通用12篇

发布时间：2024-12-18 17: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意识形态主要内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意识形态主要内容

第1篇

我单位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镇宣传办的帮助指导下，紧紧围绕全镇中心工作，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切实有效的抓好了我单位的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将我单位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原则，全力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战。我单位在意识形态方面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没有否定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强化理论学习，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主题党日活动，

二、抓好舆论引导、传播凝聚正能量。

注重把握不同时期的宣传重点，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对重大事件及突发性问题及时尤其注重提前介入，防患于未然，强化载体，占领舆论阵地。主动出击，切实加强对外宣传，弘扬社会文明，践行核心价值观。

三、工作体现。

深入村庄、基层搜寻文明线索，大力宣传文明村镇创建，利用电视台和发放宣传页的方式，逐村逐户进行文明创建宣传。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扎实开展了我镇的主题活动。培养文明新风，弘扬正风正气。勤下村，积极跟群众打成一片，搜寻到最真实的文明行动和事情。扎实开展移风易俗各种创建活动，破除、根治陈规陋习，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四、下一步的措施

坚持不懈的抓好理论学习。以集中学习制度为框架，以各种教育实践为主要内容，创新理论学习方式，不断完善落实好理论学习活动，筑牢意识形态阵地。加大政策宣传的力度，为群众耐心讲解，悉心开导，多去基层、田间地头，了解群众的思想动向，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想要得到什么。利用村内的大喇叭，宣传政策，让群众真正明白政策，让群众知道自己应该享受的利益，避免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失。不定期的去基层、田间地头，和群众打成一片，联络感情，让群众真正的知道我单位是为群众办实事，真办事。着力提高意识形态领域我单位素质建设。我镇将以培训与实践为主要方法，制定详细的针对性方案，不断提高意识形态队伍的整体水平。

第2篇

【关键词】监狱；文化；政治色彩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090-01

一、监狱意识形态

监狱不仅是国家的暴力机器，也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当我们看到监狱暴力和强制的一面时，也要看到监狱作为主体而被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面。当代中国监狱的意识形态主要由哲学，执政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监狱法律法规，监狱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监狱警察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行刑观念，监狱文学艺术等组成，通过监狱运行机制和工作效能得以体现。②它以监狱的思想政治工作、监狱法治建设、罪犯教育改造、监狱文化建设等载体为媒介，渗透于监狱的方方面面。

中国监狱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要始终把握好建设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怎样建设意识形态的问题。当代中国监狱要建设的意识形态应当是用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以既体现时代文化进步和符合中国国情，又坚持立足实践和不断创新的监狱学理论为特色；既尊重文化差异和包容多元，又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的思想文化思潮侵蚀的意识形态。

中国监狱意识形态的建构应当注重以下五个方面的重点：一是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监狱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和监狱学理论是中国监狱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张扬监狱文化主旋律，把监狱意识形态贯穿到各级各类媒体传播之中。以见于报刊、电视、网站等媒体为信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大力推广监狱主流价值观念。三是坚持以文化人，把监狱意识形态的要求渗透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之中。要尊重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规律，在融入和渗透上用心思、下工夫，使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四是注重实践养成，把监狱意识形态的要求融入到日常监狱工作和生活之中。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践行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五是强化机制保障，把监狱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到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和监狱管理之中。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和法规的规训作用，柔性引导和刚性约束并举，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

二、监狱权力形态

在宏观层面上，监狱通过法律赋予的刑罚执行权力而确立了惩罚与改造罪犯的权威，体现其政治权力的工具性；在微观层面上，则通过监狱建筑、警戒设施、狱情分析、耳目布控、思想教育、考核奖惩等物质的和制度的建构，形成了无处不在的权力形态。③

法律赋予的改造权，使监狱不仅将罪犯的身体作为劳动力和生产力直接进行控制、干预、训练、强制，而且可以经济地使用，精心地计算和全面地矫正、规训，将其驯服为一种有用力量。在监狱里，罪犯的身体是一个“政治的肉体”，它被权力-知识当做一系列的物质因素和技术因素组装成监狱微观权力机制中的一个部件；作为载体，或者中转站，或者路径，成为认识的对象和驯服的对象，变成被规训和被惩罚的客体。同时当其“确有悔改表现”，直至被改造、矫正成“对社会有用的新人”时，也成了驯良的主体。监狱的权力与知识的结盟，决定了罪犯欲望的忏悔与消灭、肉身的控制和训练、灵魂的规范和强制。权力-知识关系不仅为分析监狱文化政治提供了微观视角，也揭示了权力要素和知识要素在监狱文化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三、监狱信息化形态

20世纪末21世纪初，网络与数字化将技术理性发展到新的高度，数字化生存与后现代化诸多文化生存方式一起涌进，监狱文化也不例外。监狱信息化有其特定的文化目的与文化策略，它依靠计算机网络与数据库，倍增权力，扩大控制，提升规训，建构新的改造文化。监狱信息化作为政府信息化的组成部分，可对其定义为，是在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上，把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等信息技术与监狱各项业务工作相结合，控制和集成化管理监狱职能活动中的所有信息，实现监狱内外部信息安全共享和有效利用，以提高监狱行刑绩效的过程。④

监狱信息化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监狱信息化的目标是提高行刑绩效，实现行刑目的。二是监狱信息化涉及监狱外部多机构和内部多部门。三是监狱信息化建设是一个不断向前的动态发展过程。四是监狱信息化是一个丰富的多层次体系，其关键是信息的集成。可以说，监狱信息化是一个充分利用现代信息集成技术的全员式和全景式的体系化变迁过程。

监狱信息化对于推动监狱改革、促进监狱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首先，它有利于监狱发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其次，它有利于监狱职能的全面和充分发挥。再次，它有利于监狱科技水平的提高。最后，它有利于接受社会监督，服务社会，塑造监狱的文明形象。因此，在加快发展的机遇面前，在信息化狼长当中，监狱应当乘势而上，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监狱信息化体系，推动监狱文化的发展。

注释：

①贾洛川.监狱学基础理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41-142.

第3篇

一、文化观的主要内容

1.坚持人的主体性。文化观区别于以往文化观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从“人类生存的前提”即人的劳动实践出发来阐发自己的文化观的，真正做到了坚持以人为本。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把现实的个人当作他们文化观的现实出发点，而且明确地把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确定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并认为这是首先应当确立的前提。人的劳动实践创造了人类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只有从人的生产实践出发才能够理解整个历史的基础。

2.贯穿意识形态性。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认为：“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主要表现为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的这一分析洞穿了文化意识形态性的阶级本质。

3.倡导文化科学性。文化科学的作用是一种精神生产力和革命力量。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发现“成千的定理带来的金色果实，这些定理在专科大学的高墙深院里是长期不结果实的”，这是马克思引用英国学者尤尔十分形象的话，这说明马克思把文化科学看作是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精神生产力，它必须通过技术才能转化为物化的科学力量，因而认为文化科学的本质是一般社会生产力，如果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就会力大无穷。

二、当前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1.核心价值观整合多样文化的能力不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和实践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理想信念等，它融于民族性格，渗透在国家意志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分、分配方式、就业形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出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各种腐朽、低俗和落后的思想纷纷涌现。加上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西方带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社会思潮与意识也不断涌入。这对我国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使思想文化在社会中的基础被削弱。

2.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引领多样文化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方面的能力不强。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尊重、包容和引领多样文化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方面的能力不强，这是影响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国际方面来说，全球化发展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更是深受其害。发达国家正在凭借其强有力的政治、文化和科技不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文化渗透等不平等的侵略，面对这些挑战，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引领文化思潮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3.文化市场潜力开发不够，文化产业发展滞后。当今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已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举措。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忽视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导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滞后，形成具有较大规模的文化产业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够，不仅表现在文化产业还未形成规模，还表现在文化产品缺乏创新，产品形式单调等。

三、坚持文化观，推进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主线，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党的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国风格与品质，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中国风格。因此，要通过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通过发展教育和科学，通过生产新的文化产品等举措，来增强全体中国人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感。

第4篇

[论文摘要]思想道德修养-9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这门课程，需要执教者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内容结构，表现形式等方面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问题；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即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坚持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正确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意识形态基本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门课程是把原“98方案”的“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两部分内容整合为一门新的课程。因此，如何处理好这两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如何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是值得执教者关注与探讨的问题。

1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

1．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联系

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来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都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同时又反映和作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们都是在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它们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体现，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问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它们都是为了确认和维护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服务；它们的许多基本原则和内容也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律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思想道德建设为法律制定提供了目标。社会主义法律贯穿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精神，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培养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责任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是健全法制、厉行法治的重要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法规时，必然要考虑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现状和内容，把某些道德规范转变成法律规范。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进人们自觉遵纪守法，促进整个社会法制建设水平的提高。

1．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区别

思想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而道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内心信念来调节控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非强制性社会规范的总和。从社会主义法律表现形式上看，法律表现为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国家认可的习惯；而道德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东西，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之中。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在结构关系法律调节的层面来看，思想道德主要涉及个体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法律主要涉及人们行为层面的问题。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调节方式来看，思想道德修养主要依据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个体内在的信念起作用，是一种“软调控”；法律是通过强制性的外在控制发生作用，是一种“硬控制”。从思想道德与法律作用的范围来看，思想道德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相对模糊；法律作用的范围较为具体，十分明确。从思想道德与法律调节控制的结果来看，思想道德着重要求人们内心世界的善良与高尚；而法律则着重要求人们外部行为及其后果。因此，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两者存在着明显的界线，具有不同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混淆。

2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

2．1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

当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是突出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而忽视了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淡化了思想理论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诚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经由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与中小学强调养成教育不同，在高等教育中应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要进行相应的思想理论的宣讲，解决思想理论认识问题，培养大学生理论意识的自觉性。同时，大学生处于思想意识逐渐成熟阶段，他们一般具有自己的审视行事标准。因此，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要重视思想理论知识的学习。然而，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却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教育课不是单纯的知识课，它是具有价值倾向的思想理论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程设置的目的，并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掌握知识、应用知识、发展知识，它需要通过教育对象个体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生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的信心和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实践证明，淡化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就会弱化思想理论教育的功能和任务。…可见，思想理论教育必须坚持思想政治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

2．2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

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新世纪，我国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要具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献身于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因此，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素质，是保民族之本，扬民族之威的有力保障，而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是其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可见，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是一致的。

2．3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高层次人才素质的需要，也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在坚持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应注意两种倾向：一是一讲学科建设，就把它朝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上靠，把思想理论教育课程当作一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知识课程；二是一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就把它等同于传达党的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同于“政治德育”。由于视角不同，高校德育确实存在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人强调学科德育，从纯粹理论的角度建设德育，突出了德育的学术色彩；有人主张生活德育，努力体现一种与生活本身一致的道德教育的特色；有人强调心理学德育，从价值中立和无批评原则对德育的借鉴出发，使德育诠释在心理学的模式之中；也有人从文化德育的角度，从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和道德的关系中诠释德育，政治德育则由于凸现德育的政治功能成为特定年代的标志。高校德育教育模式作为学术问题，各种研究实验和设计都应当鼓励，但是德育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能由于不同德育模式的存在被消解，不应当回避价值观问题，不能淡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在中国高等教育还不普及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将来势必会在国家重要的岗位上担当责任，或者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管理者、建设者和劳动者。探讨思想理论课程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是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一学科主要研究整体性、中国化、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现实问题和大学生理想的关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等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而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是全面加强课程、教材和队伍建设的学理支撑，又是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改善教学手段必须围绕的根本。不加强学科建设，只是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质出发来强调它的重要性，也不可能提升它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其师资队伍也难以得到稳定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借助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优势，又要潜心于自己的学科建设，开拓学科的研究空间。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要兼顾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大学生成才需求，寻找两者的结合点，以育人为本，贴近学生；要兼顾理论性和生活性，既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理论课的属性，又贴近生活，以此选择教学内容和构建教学体系。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实践教学

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实践性。其教学目标不仅要解决学生对社会道德基本要求和法律规范的知不知、懂不懂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完全依靠理论教学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教学具有重要作用。要想取得这类课程的实效性，必须在教学方法和途径上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研究与实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实践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基本要求和有关知识点，通过开展学生亲身参与、体验的实践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模式。它包括课堂的实践教学、社会实践和有关德育活动等。

3．1实践教学的功能和作用

实践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其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施加影响，使其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内在心理要素发生变化，通过内化和外化的动态过程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以便提高该课程的实效性。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与行为实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是指外在于受教育者主体的体现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社会舆论，加上学校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形成的合力，在主体知、情、信、意等内在心理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使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被受教育者主体所接受和认同，并通过实践体验和感悟内化为其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即精神力量。外化过程是指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将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转化为行为实践，相对稳定地调节主体外显的行为。这一过程是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量变到质变，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动态过程。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法律行为作用于外部环境，往往会产生某种社会评价，即人们在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过程中依据社会道德法律的准则和基本要求，对其行为实践所作的价值判断。其功能是以善恶和法律规定为标准，形成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的正确价值观。其实质是对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和法律行为的动机、效果和价值的判断，是人们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和坚持正确行为习惯的外在力量。

3．2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

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两个飞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激励、促进受教育者主体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基本要求的内化和外化两大飞跃。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的内在心理要素，包括认知、情感、信念、意志等，属于意识或精神的范畴，在它没有客观化、外在化时，还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是内在心理要素和外在激励要素的统一，是观念、意识和行为实践的统一。它需要经过两个飞跃：一是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原则、规范、基本要求等内化为道德和法律意识，从而实现从社会的外在力量到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即精神力量的飞跃；二是实现从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到客观化、外在化的行为实践的飞跃。实现这两个飞跃离不开人们的行为实践。受教育者主体只有通过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和外化的整合才能实现上述两个飞跃，从而形成其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相x，-t稳定的特质和倾向。

上述两个飞跃并不是一次实践教学或理论教学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经过反复多次，分层次、分阶段的实施才能够实现。其中，认同、信奉是重要的层次与阶段。

认同，即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于个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法律意识及其精神需要。它是行为主体在认知、情感上，对外在于主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的实施价值、意义的认识趋同，并指导自身自觉行为的一种心理倾向。认同阶段的重要功能是受教育者主体将外在于自身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和社会需要内化为自身意识、自身需要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并转化为其自身内在的知、情等心理要素。该阶段是确定更深层次内化的基础，是完成内化和外化运行过程，实现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两大飞跃的动力源泉和心理基础。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自觉性即受教育者主体实施道德或法律行为的主观动机发自其个体的自我需要，并使这种自我需要与社会需要、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相趋同，它区别于特定情势下的盲从，也区别于在特定外部压力下的被动服从。

第5篇

关键词：马尔库塞西方意识形态批判

1.马尔库塞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主要方面内容

1.1人们精神的异化

人们被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所禁锢，因为当时他们的物质需要都得到了很好地满足。资本主义给他们发放的福利是他们想得到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工人与其老板享用同一电视节目，光顾并且浏览相同的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像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美艳巨献，如果黑人也拥有一部凯迪拉克汽车，如果他们都读同一种报纸，那么，这种同化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种有利于维持现存制度需要和满足被共同分享的程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可以看出他们只有精神是自由的。反而在现在这社会当下，他们已经丧失了对精神的反抗，是因为由于物质上的这种满足使他们自己失去了反抗的精神，人们没有了精神上的自由。

1.2异化劳动的异化

劳动的异化也就是异化劳动批判的主要内容，劳动异化的产生出现在生产和生活的各种领域。马尔库塞就是把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论的学说和弗洛伊德的“异化”论的学说结合了起来，劳动人们的这种以自身为目的的，就是自己所谓的自觉自愿的行为的这种 “大规模的发泄冲动”，是马尔库塞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活动，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劳动。这种劳动异化分为两种，第一是：随着劳动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自身在劳动中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机器成了人们的主人，人在劳动中只是从事一些单调而无聊的没有实际意义的活动。“这种劳动“并不能满足劳动者自身的功能、冲动和需求”，相反，它使劳动者“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第二，就是人们把劳动看作成了怎样的获取手段，反而不是了单纯的把这种劳动看作是目的了。劳动者本身自己在生产生活中他们能够唯一想到的是在生产中如何获得更多的财富，所以这种劳动在劳动者之外，已经不属于劳动者自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情况必然是劳动者本生的自己劳动能力的下降，和最终丧失劳动能力。

1.3技术理性的批判

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合理性的出现使意识形态把否定思维变成肯定思维，理性本应该具有批判和否定意识的，但是合理性的出现把理性的意识被完全变得畸形。理性的本身是指导人们为实现自由的一种价值判断，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占领主角的是科技理性。批判理性已经向渡到科技理性慢慢的过度，科技理性要求客观、中立，但它的中立性具有非人性的倾向性，科技性只关心实用的目的及最终的结果，反而不去关注整个过程。人的思想也不排除在外，对其价值本身漠不关心，而且把一切都变成可以计算，可以控制的东西，这样的社会最终导致的现实与目的、真与善、科学与伦理的分离。

1.4产品的异化

工人已经成了产品的奴隶，这是马尔库塞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用下所看清的。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强迫了工人去消费，强迫工人他们自己去消费劳动产品。所以最终工人成了劳动产品的奴隶。在马尔库塞看来，生产的发展“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需求的强度、满足乃至特性，总是预先决定的，获得或放弃，享受或破坏，拥有或拒绝某种东西的能力，是否能当作一种需求，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最终看来说，不是产品生产出来去满足人，反过来反而是认为了使产品能够得到很好的消费而存在。这样，他们就会忘却了自己和精神的存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后果必然是人和物的颠倒关系，因为这是强制性的消费所带来的后果。

1.5科学技术理性异化

在当今工人阶级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动社会革命的主要人员和主体，反而作为革命主体的是除了工人阶级以外的别的阶层的人，这些人包括由少数民族、失业者、天天无所事事的人、还有流浪汉组成，只有这些人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这样他们才会无肆忌惮地走上街头，不惧怕暴力也不惧怕死亡，表现出彻底的革命精神，成为了新一代的革命的主体。因为，在当今的社会，工人阶级已经不像以前了，因为他们同资产阶级融合了。工人阶级已经不会再受到当时的那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控制。他们反而成为了社会的主力，社会的核心力量。所以说，这也创就了“攻击性社会”，因为工人阶级也不反抗了，所以进入到了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通过发泄的攻击性来满足自身的需求，这也是弗洛伊德曾经说过的与死欲的学说。还有就是，因为人的攻击性的第一个目标肯定是人，是除了自己以外的人，那么这样就会造就了人们生活的紧张，和人际关系的紧张。

因此，马尔库塞的批判是物质文明的高度，人们所谓的精神上的伟大痛苦和担心是建立在充足、丰盛的物质生活后面的。蕴藏着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人的控制方式，当然这种方式也发生着改变，也包括整体的局面所发展的变化。

2.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存在的缺陷

2.1它是非科学的、非现实的，因为他是在否认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所以他的意识形态批判也不全是全部满足的。他不应该把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立起来，因为这样是错误的，他不应该去号召人们放弃他们所谓的物质丰富的生活，而让他们去享受所谓的精神是主体的所谓的“精神追求”的愉快。因为，如果人们如果真的单纯地离开了精神的满足，单纯的是物质的财富，这样的话他们也不能在物质的基础上建立精神的满足。因为精神的满足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

2.2马尔库塞歪曲了理论与实践问题和革命动力问题。因为他把先念论作为了自己社会理论的认识的方法，他认为实践的基础是理性。他把实践和革命的思想定义为从虚幻中得来的，把它定义为是现实的发展。然而，实践应该是在社会生活中的本质的实践，是人们一步一步的得求来的结果，他以他自己的先念论来误导了人们。马尔库塞找出人类解放最根本的是劳动的解放也就是实在把劳动当作第一目的。第二是超越自我的矛盾。这一理论完全是错误的、荒谬的扭曲了人类发展的规律。

2.3马尔库塞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压抑、摧残人性是社会主义最大的危害，他也表示出深刻的痛恨，他也没有找出最终的答案，当他看到这样的结果是不切实际的时候，他主张复古的倒退，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之下，人们是不会放弃历史的发展而反过来选择倒退的。人们是不可能否定科学技术、物质、文明的发展。他没有找出怎么替代压抑人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理想的未来宏图。因为他不可能改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的人们的发展。

总之，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整个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进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的。

参考文献：

第6篇

关键词：流行音乐意识形态传统文化

在流行音乐的市场竞争中，台湾流行歌曲，尤其是国语流行歌曲的创作一直都走在乐坛的前列。台湾流行歌曲之所以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除了旋律和曲风的现代流行元素比较符合时代审美需求，还在于创作上传统人文情怀的厚重，使人产生一种怀旧情愫。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思想上对于艺术的简单理解有了改变，通俗音乐也逐渐“解禁”，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开始被越来越多地写进通俗歌曲之中。但是由于起步较晚，大陆流行音乐的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没能摆脱正统歌舞、戏剧文艺组织的规范，获得完全自由的创作环境和空间，此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流行音乐文学内涵的比较

1982年，著名词作人晓光一挥而就，写下了《在希望的田野上》。中国大陆打破了文艺上的禁锢，通俗歌曲的复兴开始了。改革开放后，激励人奋发向上的主旋律歌曲成为当时大陆乐坛的主流。这些通俗歌曲，在思想上以表达爱国情怀，歌颂新社会为主要内容；歌词上蕴涵着全新的蓬勃朝气，情感奋发向上，同时也饱含平民性的诗情画意。比如1980年2月大众评选的包括《祝酒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妹妹找哥泪花流》、《洁白的羽毛寄深情》等在内的“15首抒情歌曲”，成为那个时代最受大众欢迎的大陆“第一代流行歌曲”。

由于十年思想文化禁锢的枷锁刚刚解开，国人在通俗歌曲的创作方面还处于比较保守的状态。如1978年谢添导演拍摄的电影《甜蜜的事业》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

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携手前进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

这些代表新时期萌芽阶段的通俗歌曲，在抒发普通人情感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因此在歌词的创作上，基本上全篇歌词使用白话，简练通俗，极少带有文言语句，鲜见对古代诗歌、词曲文本引经据典的痕迹。

但在很多台湾流行歌曲中却可以领略到渗透着古典文学营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老少咸宜，传唱至今依旧不觉得过时。比如台湾歌手邓丽君，1983年她亲自参与策划的第一张诗词歌曲特辑《淡淡幽情》中，其中主打歌之一《独上西楼》选自南唐“词帝”李煜的《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种词原调为唐代的“教坊曲”，又名《乌夜啼》、《秋夜月》、《上西楼》，李煜将这首词的调名标为《乌夜啼》。这首名为《相见欢》的词，咏的却是离别愁，歌名取自首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摄尽凄婉之神。此外，还有最为人所熟悉的、取材自苏轼名作《水调歌头》的金曲《但愿人长久》更为脍炙人口，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和空灵之感。范仲淹的《苏幕遮》、欧阳修的《玉楼春》、柳永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秦少游的《桃源忆故人》，甚至包括李之问与妻子聂胜琼的爱情之作《鹧鸪天》，都在这张《淡淡幽情》专辑中被改编成歌曲，也从歌词中欣赏到了中国古代诗词的精华。

素有“台湾音乐教父”美誉的创作歌手罗大佑就有许多这样的歌曲，像198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的《之乎者也》：

知之为知之在乎不在乎此人何其者孔老夫子也

知之为不知在在不在乎此人何其者寒山子是也

不知为知之不在乎在乎此人何其者齐人是也

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都曾经这么说……

歌手以一种近乎调侃经典的方式，将孔子《论语・为政》中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原话和现代白话组合成歌词，借古讽今，产生了一种颠覆传统严肃感的诙谐，让传统经典和后现代主义精神交相辉映。

意识形态对创作的影响

一些音乐人在创作时尚先锋式的流行音乐的同时，敢于在作词或曲风上做一些“古为今用”的尝试。而中国大陆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长期以来受到苏联关于文艺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新社会的精神动力”的理论影响，坚持以文学艺术的“他律”性而非“自律”性为核心，迟迟无法走出一条现代性审美自主的道路。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大陆的流行音乐创作也相应地被类似传统的观念所限制，非主流的流行歌曲和主流音乐就如同儒学中“郑声”和“雅乐”之间的差别、审美观念中的“自主性追求”和“革命性”之间的矛盾那样，在创作的过程中必须有所区分。很多“古为今用”的歌词在大陆似乎往往只有在题材较为严肃的历史电视剧的主题歌或插曲中才比较常见，如电视连续剧《唐明皇》中的《倚天拔剑观沧海》、毛阿敏演唱的《隋唐演义》主题曲《独钓千古愁》和《武则天》中的主题曲《人之初》等包含大段的古代文学和历史典故。

音乐或其他艺术中意识形态的表述，是把某一类音乐或艺术视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代言物和代表。流行音乐作为这种“代言物”，在创作上所形成的一些差别，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相同传统文化大背景下不同地区意识形态的差异，对艺术形式和内涵的差别所产生的一些影响。

社会文化氛围的熏陶

作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流行音乐在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中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形成和发展以及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发展特点，一定会受到该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对流行音乐具有更为直接的成因性影响。因此，社会在特定时期的文化状况，也对流行音乐歌词创作中古典文学元素的内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社会认知，国学传承。“国学”这个词的概念，是上世纪初为区别“西学”而诞生。“国学”二字，包含着泱泱华夏一切传统学术文化，维系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礼教文明。青年作家周为筠《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一书中写道：“当年离开大陆前往台湾的一批著名学者、国学泰斗们如、傅斯年、林语堂、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张大千、梁实秋等，在国家巨变的前夜做出了去留的抉择，这些或许纯粹是出于个人价值观的选择，却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部分精髓撒播到了宝岛。”

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特点，很大程度体现在社会文化环境与流行音乐互动发展的关系之中。其中社会文化环境的存在是第一性、前提性的存在，影响着流行音乐发展的整体特点。相比较而言，台湾的流行音乐在创作在歌词内涵上倾向于包含本土化的传统理论思辨色彩。例如台湾诗人歌手黄舒骏在其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雁渡寒潭》中的这首歌，取意于明代“还初道人”洪应明所著的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出世的语录世集《菜根谭》中一句“雁渡寒潭，雁过而潭不留影；风吹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原句表达了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对各种事情都可以放宽心胸，不受外界干扰，保持自我的高洁品性。

这样的音乐作品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且受到市场的欢迎，在赢得发行量的同时，更普及了一种创作和欣赏理念，提升了流行音乐这种非主流文化的人文内涵。当然，这一切很大程度取决于整个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度，才给了创作上渗透“国学”、古今相融的生存空间。

潜移默化，教育特色。流行音乐最主要的创作、消费群体是广大的青少年，而对这个群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学校的教育。

台湾地区中学采用的“国文”教材突出有关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台湾中学标准教科书编委会”编定的一套初中国文教材为例，其选文大致有三方面：1.传统的名家名篇，这在教材中的比重最大。文言文有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列子的《愚公移山》、周敦颐的《爱莲说》、彭端淑的《为学》以及《论语》、《左传》、《礼记》、《史记》中的文章，以及古典章回小说《三国演义》等部分章节。在诗词方面，教材收录了杜甫、白居易、王维、王焕之、孟浩然、柳宗元、陆游、岳飞、郑成功、郑板桥、梁启超等名家佳篇。2.和台湾有关的史迹、典故、历史人物、传说和风俗民情的乡土教材。如郑成功的《告诸将屯田书》、梁启超的《台湾杂诗二首》、华振之的《礁溪行》、钟梅音的《乡居情趣》和《苏花道中》、杨一峰的《阿里山五奇》等，这些文章无不洋溢着炎黄子孙的思乡爱国之情。3.关于劝学、立志、修身、处世的课文。如《孔子与弟子言志》、史可法的《遗书》、的《我的母亲》等，这些文章充满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内容健康向上。另外，台湾其他语文教材，也同样重视有关传统文化内容的选编，以教育和感染青少年学生。

《青花瓷》的歌词作者方文山，一举获得2008年第台湾“金曲奖”三项年度大奖；音乐制作人周传雄，一首脍炙人口的《闻笛》中曲末“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响过行云横碧波，余音娆娆尚飘空”选取自唐代赵嘏的五言律诗《闻笛》。台湾很多音乐人之所以能够如此挥洒自如、驾轻就熟地运用传统文化元素来为流行音乐增色，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古典文学频繁的接触和长年的积累。这必然和其教育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台湾的“国文”教育特色，为音乐人提供了一个学以致用的大环境。

结语

从流行音乐歌词中的古典元素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表现上，台湾乐坛做得还是比较出色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国学在台湾地区良好的延续和普及。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谈及的电影创作时曾说：“香港的技术、大陆的市场、台湾的人文……”可见传统文化在台湾人眼里成为一种赖以自豪的资本，它给予了台湾各个艺术行业和领域足够强大的影响力和创作原动力。

借台湾流行音乐这个角度，我们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维护和传承状况，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将传统人文和当代艺术形态良好结合固然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当然更需要合理的尊重和包容，一以贯之的延续和发展，最重要的是通过让年青一代了解和接受我们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使之不断地焕发新的生命力，更好地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官风华主编：《台湾校园文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李婷娟：《从当今流行音乐中简析中国古典诗词》，《商业文化・学术探讨》，2007（6）。

3.姚展雄：《流行音乐的古典情怀――浅析方文山歌词艺术》，《音乐论坛》，2007（3）。

4.蔡音颖：《略论流行音乐歌词创作中的古典文学元素》，《艺术教育》，2004（7）。

5.周为筠：《文化没有两岸――写在〈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前》，《社会观察》，2008（8）。

6.王磊：《马列文论――中国语境下文艺意识形态理论的三种形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2）。

第7篇

［关键词］知青电影;商业化;明星制;非主流

一、知青电影从政治性到商业性

众所周知，传统的知青电影是符合历史真实、以宏大历史叙事来反映时代主题的，它承载着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和乌托邦式的精神渊源，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政治功利性，这是与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语境分不开的。中国当代前期电影受到政治直接的、强烈的干预和影响，体现为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为主，故事编排完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美学观念和民族审美习惯。电影风格相对单一，电影语言较为贫乏。在政治中心的文化语境里，中国电影考虑的不是是否卖座和商业回报等商业问题，亦不是如何表现生活的艺术问题，而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知青电影作为电影创作题材的一类，必然也表现为政治化倾向明显，无商业化倾向。1983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影片再现了一代知青的理想、追求和他们的迷惘以及对人生和历史的种种思考。影片始终没有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期间，五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北京中学生来到黑龙江垦荒兵团，他们在这里洒下青春和汗水，多年后，考上大学返城的陈希南，毅然放弃城里生活，重返北大荒。影片虽然发出了“没有任何一代青年的信仰和青春遭受过我们这样的巨大摧残”的呼声，但人物最后重返北大荒的选择，无疑具有某种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倾向性。可以说，《我们的田野》是早期政治化知青电影的代表，它具有20世纪80年代知青电影的重要特征，极具激扬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气质，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英雄品格和理想操守，这些品格和操守在影片中得到肯定和颂扬。《我们的田野》始终贯穿着“温暖”的情绪，没有太多的沉重感，现实的残酷被有意弱化，以此达到肯定当时中国社会和人民精神风貌的创作目的。这是其政治化倾向的显著表现。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社会文化开始了大众化转型，娱乐性是其主要特征。中国电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也呈现日渐商品化的趋向。作为中国电影的一脉———知青电影也正完成着从政治性到商业性的过渡。

二、知青电影商业化表现

(一)明星偶像的引入

不可否认，偶像效应是影视作品成功的一大因素，明星偶像以其独特的魅力在大众观众中起着不可小视的导向作用，这是大众文化生成和传播的必然和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知青电影无一例外地起用了或年轻、在国际上获过奖，或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明星偶像作为主要演员，《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由周迅、陈坤和刘烨主演，《美人草》由舒淇和刘烨主演，《青红》由高圆圆主演，《双驴记》由文章主演，《太阳照常升起》由姜文、黄秋生、陈冲等影响力尤强的老牌明星出演。大量起用或年轻、在国际上获过奖，或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这是减少异域观众心理接受障碍的有效方式，但抛开角色和演技等因素的主观考虑，抛开影片的主题艺术方面的考虑，这种选择无疑带有明显的国际化和商业化意味。电影进入21世纪，明星、明星制已逐渐成为电影产业中的两个重要因素。以印度电影为例，印度电影汲取了美国好莱坞和欧洲等国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本土化的明星制运营方式，加之印度向来盛产俊男美女，故明星在印度电影中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印度有自己的“超级巨星”，通过“超级巨星”，电影的商业价值和娱乐价值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可以说，从第一位电影明星产生开始，明星就成为一种鲜活的新元素进入电影产业，这不仅改变了电影产业的体制，还改变了电影的运行和营销宣传手段，明星凭借“偶像”作用，增加了电影的商业价值，“明星”已成为本土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名片。电影是用画面来说话的，它需要以吸引受众眼球为先导，这就要求调动一切手段对影片进行视觉包装。明星偶像的引入，是吸引观众眼球的有效方式，是电影获得更高商业回报的有效手段，亦是知青电影商业化的最显著表现。

(二)制造“卖点”

通常，艺术电影是以立意和表现的别具一格来实现创作者个人化艺术追求的。而商业电影本意并不在突出强调“个人化”，为了保证更多的观众能够理解影片意图，它尽量提供一些非常基本的精神内涵，这些基本的精神内涵又往往与人们潜意识中原始的精神需求相联系，如生命体验、心灵慰藉、感官享受、本能释放等，①也即公众话语中的“卖点”。制造“卖点”是电影迎合受众心理的典型策略，这是电影商业化的又一集中表现。知青电影的发展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部分，它本能地融入了这一特点，《天浴》里秀秀的背影，几段被“奸污”的片段;《美人草》和《巴尔扎克和小裁缝》都具有的三角恋模式，《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中性的诱惑与偷尝禁果;《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性压抑等。这些无疑成了影片的“卖点”，满足了观众对性的心理及生理本能的窥视欲望。商业电影为了满足观众的本能欲望，需要借助感官层次的刺激，这是性和暴力之所以成为商业电影永恒主题的主要原因。但为了获得社会“常识系统”的认可，商业电影必须对感官层次进行道德包装，这样，观众才能既享受窥视和破坏带来的，又没有道德负罪感。②在知青电影叙事中，我们看到的性、暴力和破坏都是在故事情节中自然渗透的。《天浴》中秀秀用出卖身体的方式换得回城的机会，多次被奸污蹂躏使得秀秀的悲剧触目惊心，花一样的生命遭遇如此践踏，这是时代之于秀秀的悲剧。这里，性和暴力等本能欲望在一定程度上被“控诉历史”所遮蔽，商业电影于此获得了“常识系统”的认可。在《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中，文明和知识的启发和召唤，给小山村带来了性开放和性诱惑，于此知青罗明和山村姑娘小裁缝偷尝禁果，影片所表达的是知青给一个封闭的山村带来的文化震撼和精神资源，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这里的“文明”和“知识”无疑也是一种道德包装。与上述电影相比，《太阳照常升起》是特别的，它由四个独立成章而又相互联系的故事组成，其中贯穿着为爱疯狂、、通奸的故事情节，表现了某种形而上的意蕴———在充斥着性压抑的特殊时代，命运充满了癫狂的变数。知青电影表现的是知青故事，反映的是知识青年在特殊时代里的人生际遇。由题材特点所决定，知青电影大多和青春、热血、激情、残忍有关。在反映这些主题的过程中，如何制造“卖点”，既迎合受众心理又能获得社会常识系统的认可，这是商业化知青电影创作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三)非主流倾向

主流知青电影是指在某一时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所形成的、被大众认可和接纳、符合主流“规范”的知青题材电影样式。相对于主流的传统知青电影，那些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甚或悖逆了主流的规范、突破主流传统知青电影的常态、非主流因素大大进入而形成的非常态、变态的知青电影样式即称为非主流知青电影。从第五代导演群体开始，中国知青电影即进入了多元开放的非主流时代，在题材选择、拍摄角度、表现手法上表现出和主流知青电影的对立、反叛和颠覆。具体表现为主题被高度削减、情节的不确定、反对塑造典型人物和英雄人物。非主流知青电影以轻松、无深刻历史意义、无深层指涉的荒诞形态存在，让观众毫无负担地沉浸在世俗狂欢中，历史感和历史使命感消失殆尽。③2007年姜文导演的《太阳照常升起》运用了荒诞主义和黑色幽默的表现方法，他用四个既独立成篇又互为悬念的故事述说了人的欲望和命运。影片没有连续清晰的故事脉络，也无一以贯之的主干人物，疯狂的女人、的女医生、的小队长、性压抑的知青，人性的诸种可能在这里被放大。影片中知青的故事和命运也已经不再是表现的重要主题，命运的不确定和癫狂变数成为影片要表现的主要内容。改自王松小说《双驴记》的《走着瞧》亦采用了黑色幽默及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故事讲述了北高村的知青马杰与两头驴的故事。当了村饲养员的马杰，遇到了两匹“地主驴”的后代———黑六和黑七。作为种驴，黑六不耕地、不拉车，吃香喝辣、妻妾成群，这让伙食比驴还差的光棍马杰极为不满，继而展开了人嫉妒驴、驴报复人的故事。影片离奇荒诞，现实、幻觉交织混杂，构筑了与主流知青文学迥然相异的叙事风格。在非主流知青电影中，历史意义和时代色彩皆被淡化，知青题材中敏感、尖锐的问题也被弱化，影片给人带来的多为轻松感和宣泄感。去除了意识形态负载的知青电影更易于为人们接受，娱乐性质的凸显迎合了知青电影的商业化趋向。非主流知青电影创作者有着明显的叙事自觉，他们有意解构主流知青电影的叙事形态。主流知青电影所彰显的青春与血泪非但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反而成了他们颠覆、消解和反讽的对象。这里，知青题材的严肃性大打折扣，“知青”只作为表现荒诞世界的背景出现，它本身已不具备任何意义指向。

三、知青电影商业化的可持续发展性

第8篇

关键词：发展人类学方法；乡村社会变迁；城镇民主化管理；地方性知识

一、发展人类学对乡村社会的历史考察

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乡村社会变迁是从一个中心点向四周跨文化传播。由于彼此的相互影响，最后导致乡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么，从发展人类学进行历史考察，乡村变迁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任何社会都必须要经历一个相似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在人类学界，学者们均对此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这种讨论基本上是局限于传播论和进化论之间。后来，随着功能学派的发展，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尔人》就明显忽略了对社会历史变迁的考察，他们似乎不再关注乡村变迁的生活方式，而是更多地关注文化维持自身的手段。因为任何社会都不是静态的存在，无论是乡村经济研究，还是发展人类学研究，都应该是一种动态的乡村变迁研究，但研究事实并非如此。发展人类学最早是以研究进化变迁为理论基础的。在这种理论范式下，乡村所有习俗与社会制度在功能上整合为一体，而并不是随着政治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而变化。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乡村社会变迁观点。

但是，也有例外。贝蒂在研究社会历史深层结构的同时，解释了社会与政治变迁，这与那些无历史向度的民族志比较，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贝蒂说：“变迁在所有社会任何时期都在发生。有时变迁是突发的、灾难性的，比如当一个政府在革命中被消灭，并被另一个政府所取代，有时变迁是渐进式的，几乎不易被察觉，在这种情况下，该社会成员不容易察觉到这种变迁”的结果。随着乡村经济学家和发展人类学家对民族志历史根基认识的不断提高，发展人类学家更加强调文化与社会组织的动态发展，强调其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化并非存在于一个静态的空间，而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政治与经济背景所决定，但反过来又会决定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迁。从发展人类学角度来考察，乡村变迁和经济增长方式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内涵。那么，我们可以对乡村变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一是经济变迁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二是文化进步对社会历史结构的动态变迁；三是现代工业内驱动力与现展国家权力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博弈。

以上三个主要内容，对我们研究中国宏观发展模式和乡村区域微观经济发展及乡村变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笔者运用发展人类学方法，以广州市番禺县沙湾镇的历史变迁和经济体制变迁为个案分析，力求展现广州市沙湾镇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

改革开放以后，沙湾镇总体规划为“两区三片”格局，这样的建设格局是比较合理的。镇中心区直接与市桥相连，南至沙湾水道，将建成全镇行政、文体、商业中心，山水生态居住区与现代新型工业园为一体；福龙区定位于金融精品商业、休闲度假、文化娱乐为一体，具有南国水乡特色的生态园区；古龙片区由新洲、古坝西、古坝东、龙湾村组成，主要发展现代轻工业及外向型加工业等高产新型工业园区并以珠宝首饰、机械、电子、电器、食品、木业支撑起工业主导产业发展形式，已经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优势；都市型农业初具规模，商贸旅游独具风貌，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宝墨园、南粤苑精品荟萃，文化产业广博深蕴；在整个紫坭片区范围内，其规划是集休闲、观光、旅游、度假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区；在滴水岩片区，包括滴水岩森林公园与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同样也规划成一个能满足各个层次群体旅游、健身、休闲、度假、科普、娱乐等多方面需求的城镇郊区森林公园与教育产业区。

对番禺县沙湾镇的变化本文从宋代开始，一直考察到改革开放后。

第一，沙弯镇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随着、生产大队集体经济制度的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乡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

第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促进了乡村工业化的发展，使新型乡村市场经济呼之欲出。

第三，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沿海地区出现了乡村工业化。“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城市化进程是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结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开端，同时以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化平缓移动为结果。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也是大批劳动者职业变动的过程，二者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杨继绳教授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四，乡镇在城市化过程中促进了社会劳动分工的演变。社会分工和社会交流充分调动了村民参与城市发展的民主化管理决策。在实施城市民主化管理进程中，农民充分享受了改革开放发展的伟大成果。同时，尽可能地发挥地方经济发展潜能，应该突出地方产业、地方工艺、地方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也要有效地保护地方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总之，“区域发展保持一体化和不完全一体化两条发展路径：自上而下，要实施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发展策略，共商区域产业协调机构，共建区域公共服务设施，共筑跨城市社会发展体系；自下而上，要充分尊重地方发展自，增进地方社会经济与文化多样性繁荣”。实际上，许多专家都意识到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对未来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民主管理的重要性，甚至从现代管理层面上更加强调在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推行过程中的作用。

二、经济解体催生出新型乡村市场经济

是指以后，人民民主政权直接渗入到生产队、大队、公社，是国家行政权力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模式，将国家权力直接渗透到了乡村权力机构，而且形成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这种公社制度是在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更明确地说，这种公社制度本身就具有传统农业遗留下来的许多弊病。因此，公社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催生出了新型的乡村市场经济。

解放以后，广东省复设番禺县人民政府。在公社集体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公社社员相互帮助，秩序良好。在社队范围内，也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因为这种公社制度根本就不可能有邪恶势力存在的土壤，社员们依旧纯朴善良。国家强调每个社员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的螺丝钉，拧到哪里，就会在哪里发挥作用。整个公社集体强调社员与社员之间是互助合作的社会生产关系，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公社任何个人在集体社会里不得谋取私利，私利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行径，必须要彻底铲除。公社以集体主义分配制度为原则，主要采取平均主义和按劳分配原则。相对个人而言，集体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更是一种权力象征。因此，个人主义的一切生活方式消失在集体主义的大海之中。当然，这也泯灭了人类个人的创造能力和人的个性发展。

公社生产关系主要表现在社员与社员之间互助合作、相互依赖的集体生产关系上。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合作关系。由于中国一直残留着几千年以来的传统家族和宗族社会习俗，特别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时期的生产队和大队很快形成了一种家族势力和宗族势力。一个生产队或一个大队就是由一个姓或两个姓氏控制着，将国家权力演变成了宗族权力和家族权力，并且与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相抵触。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公社集体所有制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关于这一点学界是无庸置疑的，也是全社会公认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当时整个社会历史背景下，更需要有这种公社集体所有制度来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快国家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国家重工业的发展。因此，国家加快了基础建设的步伐，同时也加快了国防科学建设的步伐。当时，这种公社集体制度的优越性真正调动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中国在短时期内迅速地恢复农业生产，使几亿农民能够得到休生养息，同时迅速恢复了我国国民经济基础。

在世界范围内，像中国这样相当落后的农业大国，能在几十年内实现农业现代化和科学化，解决十多亿农民吃饭问题，使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和谐有序，综合国力得到明显的提高。集体所有制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后来，许多学者甚至包括西方许多学者把说得一钱不值，这不是对的客观评价。这种评价完全背离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抹杀了中国几亿农民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应该对时期的集体计划经济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还中国农业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然，随着公社制度的建立和集体计划经济的迅速发展，原来的公有制度不适应公社集体计划经济生产方式发展的需要，这也显现了公社集体制度不健全。严格地说，是公社生产关系不适应公社生产力的发展，公社上层建筑不适应公社集体经济基础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完全是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集体计划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未能及时地运用科学发展观对公社制度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和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或者说未能及时对公社集体计划经济制度进行社会整体改革。在这里，我们完全是按照传统学术思维套路来理解乡村集体社会制度和公社集体计划经济的变迁。实际上，这种诠释方式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对公社计划经济体制的诠释。那么，自上而下都明显地忽略了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对西方现代知识的反扑和冲击。恰恰相反，正是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对西方现代知识的吸收、消化和创造，最终将西方现代知识进行剥离，并且包容和涵化在中国现代文化之中，最终形成了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性知识体系。

那么，在后来和生产大队集体生产方式和集体经济体制解体以后，在重构乡村社会结构的过程中，乡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乡村治理逐渐向城市化方向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治理是以现代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为底蕴的现代普同知识（即现代西方知识管理模式）对以传统地方性知识为底蕴的乡村文化进行猛烈地冲击和挤压，使传统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普同知识在互构与博弈的过程中对乡村治理产生重大的影响。更确切地说，现代乡村治理是以现代普同知识，或者说是以国家权力或国家意识形态，在瓦解传统宗族和家族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与传统农业个体经济互构和博弈的结果。也正是在这种传统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普同知识的博弈过程中致使传统家族和宗族意识形态及其个体经济生产方式被严重地削弱。我国发展人类学家对L村作了前税制改革时代的发展人类学调查分析，充分证明了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对现代税制改革的抵触，同时意味着西方现代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模式在乡村治理改革中举步维艰。

三、乡村民主化管理对传统文化的阐释

伟大的民主主义先驱卢梭认为，人与人之间并不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拥有不同层次的能力与天赋。所以，正是这种能力与天赋的不平等，曾经造就了古代贵族制度。历史经验证明：贵族制被民主制就在于后者建立在更多人的利益和权利基础之上。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应该以民生和民权作为他们的施政纲领。正如200多年前法国著名的民主主义学者托克维尔所预言的那样：民主化管理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每个人都在追求平等。这与古希腊时代的民主制度相比，有着一种不同的高贵信念。格拉顿认为，现代民主管理制最终是为了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是一种实用主义文化策略分析方式。民主化管理模式的构建必须要以个人为出发点。民主化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又是一个终极的目的。格拉顿的民主管理既是对民主时代的呼应，又是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新路径和新的思维方法。

解放以来，农村经历了20多年的集体所有制时代，接着又经历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时代。现在乡村仍然处在一种“后改革市场经济发展时代”。在此，我们是运用文化人类学、发展人类学或一种民族志式的“宏大叙事”，但这并不完全是在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下推行“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我们正是撇开这种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展开对乡村社会结构和民主政治生活的“宏大叙事”，进行发展人类学的深度描述。同时，我们运用民族志方法进行深度描述，探索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宏大叙事”的历史深层结构中所发生的颠覆性的政治体制变革。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至高无尚的情况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最为激烈的、刚性的制度形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意识流。这种意识流是通过国家权力运作变成一种政治运动的武器，以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对乡村社会实施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卫生、教育等进行改革，使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一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样在社会变革的同时对传统文化（包括一切旧习俗和旧信仰）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扫荡，使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从乡村公共服务领域进入城市贵族艺术殿堂变得更加举步维艰。传统村落的地方性知识只能在村落社会的私域空间展开，即在家庭狭小的空间内生存，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在村民意识中完全消失。

现代普同知识对传统地方性知识的冲击和瓦解使得旧的传统习俗或传统地方性知识的历史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曾经沦落成最为原始的民间，甚至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将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斥为最原始的思维方式或最传统、最落后、最野蛮的原始思维方式，甚至有人认为它是现代科学知识传播的绊脚石。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传统落后的原始思维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因此，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最怕洋人说我们最原始、最落后、最野蛮，同时也最忍受不了洋人对我们说这种刻薄、讽刺和挖苦的话，这样似乎中国人在国际上和洋人面前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格尊严。我们本来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到头来成了没文化、没教养的野蛮人，居然成了不文明的野蛮人。我们似乎无颜面对我们的老祖宗，这就像赫胥黎讽刺威尔福伯斯，说我们的祖先是猿猴一样痛心疾首。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居然成为现代科学知识和现性取而代之的东西。如果一切都按照西方思维模式去思辨，按照西方管理模式去办事，以西方现代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普同知识取代中国传统地方性知识，这样中国传统地方性知识或传统文化会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消失殆尽。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对传统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的集体扼杀。现在看来，所谓西方现代科学就是借用了我们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性力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毁灭性打击，这实际上是欧洲自以来在坚船利炮的威慑下强制推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而往往我们的国民在不经意之中诋毁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践踏了我们传统地方性知识。然而，人们在接受西方现代知识，即西方文化模式的同时却往往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模式。我们的政治家、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往往忽略了文化模式是不可能完全复制的。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学界，经常用微观区域经济模式去复制宏观发展经济模式，甚至用经济模式去代替文化模式，这实际上是非常可笑的。模式是复杂的、是动态的，它需要多学科、跨学科和复杂学科等诸多因素来完成，也就是说一个模式的复制是需要许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来完成的。我们简单地将一个区域模式复制到另一个区域，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原来的模式，甚至会以彻底失败告终。西方许多模式强制在中国推行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这一点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

乡村城市化进程同时加快了城市民主化管理进程。通过研究现代普同知识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背景可知，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仍然受到挤压和冲击。但是，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并不是一味消极地接受现代普同知识的挤压和冲击，而是在现代普同知识的互构和博弈中，凭借着自己独有的文化底蕴和社会情感依托及恋旧情怀，在乡村社会结构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有时还会取得永久性的发展权。这样才能对乡村治理起到大文化无法涵盖的积极作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展人类学家不可忽略的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M].张有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第9篇

现阶段，网络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且受到了大学生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并将之发展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网络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既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传递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互动需求。网络话语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思想状况，且是学生思想状况的直接反映，因此，正确认识大学生网络话语及构建合理有效的网络话语体系是首要任务，积极做好思想引导工作与主动掌握舆论导向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而言至关重要。

一、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的解读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于20世纪60年代将“话语”这一语言学术语归纳于文化研究领域，并定义为：有关某一特定主题以及其涉及的相关知识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一连串说法。从认识时期角度而言，西方葛兰西对话语权的认识早于米歇尔?福柯，他从意识形态角度对话语权进行了了解，并理解为：统治的形式与“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是社会集团领导作用的两种表现形式。即使理解的定义不同，但无论是米歇尔?福柯的“权利话语”还是葛兰西的“领导权”都为现今话语权概念的理解提供了帮助与参考。从新闻传播学角度而言，网络话语权的定义为：在网络媒体基础上公民对国家、社会事务与社会现象的各种理解与想法，其内容一般由“获取什么样的效果”“说什么”“怎么说”等组成，且话语权利与话语权力是网络话语权两个层面的定义。其中话语权利指的是群体或者个人的一种自由表述权利；话语权力指的是话语主体的心理状态，话语主体利用网络媒体产生较大的影响力进而约束社会行为主体，使网络舆论跟随其意愿发展。因此，网络话语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定程度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网络话语权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它既赋予了民众权利也提出了相应的义务，即民众可以在网络民主的基础上自由的将自己所理解的权利进行表述，但是民众需要对自己表述的内容负责，也就是说为了社会融洽与平等正义，民众必须严格服从政策与法律的相关制度。此外，网络话语权的影响力还积极促进着其他方面的发展，主要包括网络舆论的有效疏导、网络环境的干净有序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也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一方面是大学生在网络基础上将自己对国家、社会、学校事务及现象、自身的生活、学习现象的理解与想法进行自由表述；另一方面是价值观念深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大学生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迫切需求，价值观念随之传递，进而强化大学生的网络语言、行为以及校园舆论。

二、关于大学生网络话语的分析

（一）网络话语的类型

理解话语与话语权的概念、大学生网络话语的特征、类型、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等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网络话语权有效构建的首要任务。网络话语涉及范围较广泛，主要包括语言文字、动画、图片等内容。清华大学学院张再兴教授则认为权力型话语、解构型话语、功能型话语与交互型话语是网络话语的四个组成类型。具体来说，权力型话语包括“楼主”“版主”“大虾”“灌水”“大刀”，其中“楼主”“版主”“大虾”指的是经验较为丰富的群体，“灌水”指的是没有意义的言论，“大刀”指的是大批节减；解构型话语指的是摒弃传统社会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定义，并赋予了新的定义；功能型话语则是由文本、帖子等组成；交互型话语指的是网络中部分语言的定义不仅是字面上意思，如“稀饭”，这个词在网络中可以理解为喜欢的意思。

（二）网络话语的特点

网络话语与大学生传统话语之间的特点有着较大的差异性。网络话语的特点主要有：

首先，网络话语更新速度较快。网络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新词汇的发展，且新词汇的发展呈直线上升的趋势，新词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网络话语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说，新词汇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网络话语的发展。为了与网络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沟通与发展相适应，我们不仅需要创建灵活多样的话语模式，而且需要积极引导网络话语。

其次，网络话语与流行文化息息相关。大学生既是社会重点培养的人才又是网络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其好奇心强、接受能力强、传递流行文化速度快的优势进一步促进了网络话语与流行文化之间的联系。

再次，网络话语的形式较为丰富、有趣。网络话语为我们平时所接触的字词赋予了新的定义，且其定义十分有趣，如“晕”，这个词在网络中可以理解为看不懂的意思。

最后，网络主流话语的创建较为困难。网络话语没有过高的限制，在网络空间里，网络话语传播的主体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也就是说，只要你传播的网络话语受到广泛关注，你便可以成为网络中的红人。但是网络主流话语对语言运用没有一定的标准，网络话语存在零散、纷乱的特点，即信息的传播缺乏完整性与秩序性，因此网络主流话语的创建较为困难。

（三）网络话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首先，大学生网络话语的特征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大学生之间沟通符号变化的主要体现，又冲击了思想政治传统话语的稳定性与规范性。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并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较大，既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学习方式，又熏陶着他们的思想。现阶段，网络话语体系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缺乏了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兴趣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缺乏对大学生思想文化现象的了解与掌握，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良好沟通。

其次，大学生网络话语的特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构建，这就对我们有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有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形式的充分把握、思想观念的充分掌握，以及生活状况的充分了解，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

最后，大学生网络话语的特征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中过分重视教育者的身份，教育者往往以高高在上的身份灌输知识，且在教育内容、教育模式以及教育测试方面教育者的权利过高，即他们不会将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与想法作为考虑因素，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愿。这种状况下，受教育者既不能发挥主导作用又丧失学习兴趣，但是网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生提升了受教育者的地位，他们开始拥有了发言权、选择权等，即平等型教育模式逐渐出现。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网络话语权的建构策略

（一）积极建立训练有素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

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规律性的缺乏是导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关统计显示，人人网、新浪微博等是大学生最常使用的网络应用，这些网络社区的话语权较为自由，每个人都可以针对同一话题各抒己见，这就容易出现教育主题缺位的现象。因此，积极建立训练有素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是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网络话语权的首要任务。

（二）设计大量隐含主导意识形态的多样化网络文化产品

目前高校创建的大量红色网站没有受到学生的关注与欢迎，只有极少数的学生去主动访问，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网络思想政治教学逐渐形式化。红色网站的主要内容是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网络文化，但是就访问量而言，这些网络文化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大学生教育的需求。现代大学生都是较年轻的人群，他们所接触到的文化较为丰富，所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网络话语权的构建需要了解大学生的生活状况、兴趣爱好等，进而设计出大量隐含主导意识形态的多样化网络文化产品，为大学生传播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

（三）积极开展与大学生群体的话题互动与引导

网络话语权产生于热门事件引发的话题互动中，但是话语权的构建具备主动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了解大学生关注的热门事件基础上制定与之相符合的话题，并积极开展与大学生群体的话语互动与引导；遇到反对意识形态的言论观念，应积极主动地表述出自己观念，并与之较量，在较量过程中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从而使大学生自觉产生思想共识。

（四）以大学生群体为对象建构具有归属感的共同信念

使大学生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效吸收于其意识结构中，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网络话语权构建的关键，即内在精神的重要性。隐含主导意识形态的多样化网络文化产品具备的功能主要包括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帮助大学生形成统一意识等，当然，这类统一意识形成的主要依据是大学生的消费偏好。但是大学生精神层面的结交完全取决于具备归属感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具备的时间更长久，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网络话语权构建的重要目标。

（五）依法管理网络空间，优化网络环境

新媒体背景下，话语传播与互动平台逐渐多样化，究其缘由，西方敌对势力在互联网优势的基础上以多样化方式呈现的网络文化产品，这直接影响着我国网络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网络话语权的构建有着不良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加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从而保障话语权平台构建的主权；依法管理网络空间，避免不良网络文化的产生。

第10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体系；非正式制度；交易费用

中图分类号：C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05-02

1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 C• 诺思认为,制度是调节和约束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而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法律、法规、正式合约等；非正式制度则是指伦理道德、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通常, 人们都比较认可并看重正式制度的作用, 而忽视了非正式制度,觉得非正式制度仅起着次要和补充的作用。诺思认为,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运行中,正式制度也只是决定人们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小部分,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伦理道德、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

1.1 国外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道格拉斯• C• 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将非正式制度称为“非正式约束”并单列一章专门讨论。他认为，非正规制约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从最原始的社会到现代最发达的社会中，它都存在且发挥着作用。同时，他也承认非正规制度是难以精确描述和研究的。

詹姆斯•M•布坎南指出：“文化进化已经形成或产生了非本能行为额的抽象规则，我们一直依靠这些抽象规则生活，但并不理解这引起的规则。”“文化进化形成的规则……是指我们不能理解和不能（在结构上）明确地加以改造的、始终作为对我们行为能力的约束条件的各种规则。” 人们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按约束条件的要求行动，在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所形成的框架下追求经济生活的最大利益，从而有效地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交易费用。

弗兰西斯•福山在其著作中也表明，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是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的影响途径和表现形式，它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经济效率。其影响机制在于信任直接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实体的规模、组织形式、交易范围和交易形式，以及社会中非直接生产性寻利活动的规模和程度。

1.2 国内学术界研究现状

在国际学术大背景下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土壤中，中国的学术界也对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进行了探索。

在社会学界，李培林提出了“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转型”是资源配置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并提出了“社会潜网”的概念，用来解释非正式制度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及社会结构基础。

在经济学界，有一大批对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如林毅夫在讨论诱致性制度变迁时，指出了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要作用。

樊纲注意到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非正式制度，而不是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这表明了在转型中研究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要性。这种传统有利于在某些情况下节省短期交易费用，但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形成现代化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结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这种不追求形式上的“正规化”的实用主义文化可以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对变化的外部环境较强的适应性，但总是小聪明有余而大智慧不足，内耗太多。

张继焦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探讨了它如何在转型时期完成对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他注意到中国两千多年来“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从而也注意到了乡村以及正式制度薄弱而非正式制度起着辅助作用的现实。如果说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一只看不见的手”，那么应该承认，至少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对资源配置也起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综上所述，正式制度以其强制性而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 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作用, 非正式制度主要通过影响和制约正式制度发挥效力。非正式规则构建了一个氛围体系, 而正式制度如何发挥作用, 发挥作用的大小是由其能否与该非正式制度所构建的氛围相适应来决定的。即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 也就是说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核心价值体系，不仅要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衔接，使其植根于中国深厚的社会土壤，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而富有生命力。同时，也必须注重与西方优良价值观念的衔接，特别是与近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自由、平等、诚信等观念的衔接，这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体系。

2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理解

（1）坚持，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力资源的竞争是市场竞争的焦点。我国目前现状，一方面存在就业压力过大，人才同质化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在很多领域人才相对稀缺，技能落后，知识储备不足，知识水平更新换代滞后。因此，要转变教育导向，发展多样化、专业化教育，紧跟世界潮流、市场趋势。同时，加强人文素质的培养，建立良好的道德规范和健全的人才培养机制。

（2）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除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和谐。在贫富差距问题突出的今天，我们要修正以前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理念，这不是简单的杀富济贫，而是要引导和扶持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突破各领域各阶层意识形态的局限性，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脱贫致富，从而减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3）以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的团结统一，勤劳勇敢，无私奉献，爱好和平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又逐渐演变为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的时代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团结协作，互惠互利，促进公平竞争，达到共同富裕。作为平凡普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尽职尽责是新时代的风尚，是当代的爱国主义。

（4）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当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涵盖了人生态度、社会风尚等方方面面，有利于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交易环境，以“德治”辅助“法治”维护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团结和谐。经济活动的预期，激起了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欲望；在宏观思想层次上，引导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体系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3.1 有利于克服“搭便车”

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者团体在不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新制度经济学家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物品的存在都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这是各种主要意识形态的一个中心问题，因为无论是维持现存的秩序，还是现存的秩序，离开上述行为都是不可能的。”

一般来说，在经济活动中，人们都希望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若能搭上“便车”，那么成本就最低，但是这种成本的降低是建立在别人成本提高的基础上的。搭便车的现象越普遍，那么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就越低。从界定产权、减少外部性、加强对公共物品的管理等方面的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这些意识形态可以修正个人行为，减少或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倾向。

3.2 可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按照科斯的理论，市场交易过程中存在着正的交易成本，这种正的交易成本越低，市场经济运行就越有效率。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成长的时间比较短，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建立起来。人们的思维模式依然滞留在关系经济的层次，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在这一思维模式下遭到很大扭曲。在关系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间的重复博弈均衡被打破，人与人之间信用缺失，合作难以实现，这在无形中阻碍了信息在整个市场上的流动，增加了信息搜寻成本以及其他各项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建立在关系经济网络上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高。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条件下，市场主体都遵循相同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并且具有较强的制度意识，因而会严格按照市场法规行事。因此，每一个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更能够被预见，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就会因为可预见性的增强而减弱。在内在、外在制度的有效约束和激励下，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不断得到正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因此不断增强，社会信用机制得以建立、扩大、强化，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合作广化泛化。在这种情况下，个人“ 有限理性”的缺陷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个人更容易与复杂多变的市场打交道，更易于避免“ 超负荷识别”，从而有效地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同时，由于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增多，交易过程中的谈判成本、监督成本、协调成本等成本也会随之降低。在较低的交易成本下，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就能够得到不断提升。

3.3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非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问题

即使是在当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资源配置也是由市场配置机制与非市场配置机制构成的。例如企业内的一些经济活动、家庭内的大多数经济活动都是由非市场机制决定的。市场配置机制是由供求关系、价格、竞争等因素构成的，而意识形态在非市场配置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社会主义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巨大的作用就是一个佐证，统一的意识形态替代了价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即便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的效率也不一定比非市场配置的效率高，在各自发挥作用的范围内，非市场配置和市场配置具有同样的效率。日本和联邦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市场配置效率并不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效率高，但战后两国形成的主体意识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一个佐证。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体系不仅秉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精华，而且自觉地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人们的共鸣和认同，未来它还会形成社会主导的价值观，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第11篇

[关键词]户外杂志运营

一、“户外杂志”定义

“户外杂志”就是指通过对城乡街道、社区等各种永久或非永久性的闲置墙体进行设计、包装,使其成为一种类似于书面杂志功能的媒介,定期或不定期地去传递和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与精神、文化商业信息并形成景观效果,从而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和提升居民文化素养。

二、“户外杂志”基本内容

“户外杂志”的基本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户外杂志”所要传递和宣传给大众的必须是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和文化的。必须是符合社会整体主流意识的,也就是说要符合和满足党和政府的基本宣传需求。这是“户外杂志”与传统的户外广告的本质区别。“户外杂志”一再强调的是文明传播,和谐传播,文化景观传播,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户外广告,“户外杂志”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是融合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和大众喜闻乐见传播形式为一体。它将必定成为城市户外广告的“转型升级版”。

第二,“户外杂志”所要传递和宣传给大众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整个社会和我们国家的优秀悠久文化进行的。当然不同的地方自然要体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比如杭州,“户外杂志”主要所宣传的便是整个有关生活品质基本常识的介绍,因杭州所倡导的就是“品质生活”的概念,通过这些宣传,使其成为城市居民的知识宝典。

第三,“户外杂志”是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户外媒介形式。它的使命主要有以下三点:1挖掘传统文化优秀遗产,这是户外媒介本身的文化要求和责任;2.再现本地区本土文化个性,这是户外媒介的地方性和区域性所决定的,也是区别于其他媒介的特点之一;3.传播现代文化时代节奏,我们所要做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户外,而是一个兼具“杂志”概念的新型户外传播文化媒体,而杂志所拥有的特点,与时俱进的风貌、鲜活的内容以及灵活、明快、美观的表现形式,“户外杂志”都将也必须拥有。

第四,“户外杂志”是一个以景观文化的品质的户外媒介形式来进行文化和商业。既然定义为“杂志”,它所拥有的就不仅仅是文化意义层面的宣传,当然也包括各种商业形式的宣传。而这种“文化+商业”的宣传和运作模式,正是“户外杂志”所独创的。文化给人以熏陶,商业则给人以信息,文化熏陶和商业信息是现代社会所最最重要的两样东西,也是现代人所最最需要和最最渴求的两样的东西。“户外杂志”囊括这两种形式,两样东西,一个都跑不掉,一个都不能少。需要指出的是,“户外杂志”的内容是公益文化版面远远大于商业。

最后,“户外杂志”对于推动社会“文化物流”价值具有重大意义。因其本身就被定义为“纯文化物”,发展好“户外杂志”这个纯文化物,必将带动整个社会对“文化”这个概念和其内涵的重新认知和重新定义,进而提高全体居民的文化认知水平和文化内涵,拉动文化物塑造和文化物消费,推动整个社会的“文化物流”。

三、“户外杂志”运营形式

“户外杂志”的运营形式总体概况起来只有十二个字,那就是:“规模化”、“精致化”、“形象化”、“连续化”,下面进行一一论述:

规模化是指“户外杂志”的整体运营形式。就是要统筹规划,统一布局,“户外杂志”的目标是把全省乃至全国的城乡闲置墙面整合起来,进行大手笔的操作。目前已经拥有省内多个城市的墙体资源,且正在持续拓展中。

精致化是指“户外杂志”的整体内容设计。就是要力求达到完美,达到精致,做成城市的景观文化,使其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一种文化娱乐享受,让群众喜欢看,乐意看,日日去关注“户外杂志”,时时去关注“户外杂志”。

形象化是指“户外杂志”的整体感知情况。通俗来讲,就是让“户外杂志”活起来,让“户外杂志”动起来,让“户外杂志”亮起来。当然,要做成功这点需要很多努力,但是不管怎样,有了这个方向的指引,“户外杂志”才会更好的往前发展。

连续化是指“户外杂志”的整体宣传推广。因为“户外杂志”要做的是一种“杂志”,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户外或者平面媒介,因此要不断的推陈出新,不断的给出一些新鲜内容新颖栏目。但这个“推陈出新”又决不能胡乱盲目的去做,而是要有一定的形式性、连贯性,充分顾及广大群众的心理感受,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真正做到城市品质“户外杂志”。

四、“户外杂志”商业运作形式及其他

在商业运作上,“户外杂志”所采取的是跨界联合方式,这是一个多赢的、别样“红”的运作模式,能够互相擦出特别绚丽的资彩。比如在与杭州剧院所进行的跨界联合合作方式中,通过“户外杂志”这个媒介形式,不但对其“牡丹文化艺术节”进行的各种剧目进行广泛的溢价宣传,还为那些剧目冠名的企业进行了免费的二次宣传。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跨界联合运作,能够重新塑造和再认可多种文化物,促进了全社会的文化物消费及“文化物流”。

“户外杂志”采取与受众互动的形式,集合民间智慧,这样既能使其更好的发展,又能引起老百姓充分关注,同时又给了大众一种全新的文化舞台。

五、结语

在当今社会,在崇尚健康与活力的今天,“户外杂志”的使命在于服务整个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品质生活。因此,只有在弄清楚“当今”这个前提和“户外杂志”的本质与运作方法的基础上,才能办好一本“户外杂志”,完成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使命。

参考文献:

[1]飘飘.户外杂志在中国.出版参考.2009,(12)

在各行各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各类媒体对人们的生活已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媒体的从业人员作为“把关人”，掌握着媒体传播的方向，间接地引导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所以媒体从业人员必备的专业素质变得越来越重要。

进入21世纪，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将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基础上融合为声像图文并茂的多媒体新闻平台。一场新技术媒体革命正在兴起。”

互联网如今正成为各种媒体整合的平台，又被称为神奇的“第四媒体”，网络超越时空，与全球同步。网络是一种媒体，又是传统媒体的互动工具。互联网可以包容其他媒体，如网上看报、看电视等，又催生出新生的媒体，网络集各媒体之大成者。如，黑龙江日日报报业集团的黑龙江新闻网，不但包容了传统的纸质媒体，还催生出新的媒体；不仅增加了传媒阵地，而且还可打造出新的产业链。

如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通过黑龙江新闻网这一平台的汇聚，形成了集团内部各传媒内容上的互动、重要报道活动的互动、重大经营活动的互动，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广告经营等方面均产生了一定的集合效应。

网络数字化的产生，为跨媒体的出现成为可能。而跨媒体的整合，又为各传媒搭建起新的产业链。新闻本身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行业，百年来中国新闻业的状况和从业人员面貌和素养有了很大更新。要求我们以世纪变迁的眼光审视新闻事业和媒体人才必备的素质、素养。

那么，媒体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品质才能适应媒体运作的要求呢？

网络时代将人们带入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人们的生存观念和方式将发生深刻变化。而网络作为21世纪的主媒体，将给传播业带来历史性的冲击。这种冲击首先体现在媒体从业人员——记者的身上。网络时代要求记者具备新的品质，即树立跨媒体的传播意识、经营意识、人才培养意识、媒体发展意识，树立这种新品质量核心的内容就是：网络意识。

所谓网络意识，就是记者要有适应网络时代的心理素质和品行，它是记者在网络时代从事新闻传播工作必须具备的“软件”。记者的网络意识是根据网络传播的特征而要求的。就我们目前所关注到的情况看，网络传播从内容上讲，它是丰富的。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量是无限的，“像一根头发丝那样细的光纤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可以传送《华尔街日报》创办以来每期报纸的所有内容……”同时，它的丰富性还表现在跨现实的区域界限，实现了全球多种文化的大融合。从形式上看，互联网传播具有互动性。它打破了传者与受者的森严界限，传统的“传者内容媒体受众效果”的传播模式被瓦解。网络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开放的，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一根电话线、一部调制解调器，谁都可以进行跨国界的信息交流，“每个人都可以是一座无执照的电视台”。于是，传统媒体意义上的“把关人”逐渐消失了，媒体将从控制中解脱出来，成为真正的大众的传播工具。

网络媒体的这些特征，促使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和思维方式都将改变。具体来说，记者的网络意识包含以下这么一些主要内容。

首先是创新意识。网络时代形成全球信息市场，媒体竞争更加激烈，竞争舞台也从原有的区域性扩展到全球，记者面对的竞争对手也由原来一城或一省扩展到世界各国。媒体要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就全凭从业者的创新精神。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赢得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是开放意识。网络时代全球信息资源共享，网络上是一个敞开的世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向世人敞开。面对敞开的世界，反映者就必须具有开放意识和全球观念，把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视角从本地本国转向全世界。

第三是自律意识。如前所述，网络上是开放的、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图和接受信息，从某一角度来讲，真可谓是可以“为所欲为”。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为记者从事采写新闻和社会交往提供了许多方便。但同时应该看到，由于他律的放松，也使记者个性可以得到极大程度的发挥，这种发挥如果不正常，就可能步入误区。因而，在网络这个虚拟现实里，记者时时处处要监督自己、修正自己，恪尽职守，维护新闻记者的良好形象和声誉。

第四是法律意识。愈是自由的也愈是管理有序的。网络上的极端自由，也说明它是一个法制健全的世界。记者在网络上要想自由而又顺利地工作，必须要有法律作保障。这包括两方面，一是记者要自觉遵纪守法，维护法人和公民的法定权益，尊重他们的要求；同时对一些牵涉案情的报道，也要符合法律程序。二是记者要善于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网络上的内容，既涉及中国的，也涉及外国的，在报道中，一定要熟悉有关的国内国际法规。在网络时代，一个法盲只能是常常充当被告，是一定当不好记者的。

第五是学习意识。选择学习就是选择进步。在这个新知识、新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谁不与时俱进，谁就会落伍，就会被时代所淘汰。与时俱进必须同步掌握最新知识和技术，一刻不能放松学习。过去一个人只要懂得了一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就可享用一辈子。传统型的记者，只要笔头子硬，就可以舒舒坦坦过日子。在网络时代，社会特征是知识经济，知识总量不断增大，也不断更新，记者如若抱残守缺不注意学习新知识，就很难真实地反映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

第六是政治意识。互联网成为一种跨国界超阶级的媒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上就是一个平静的世界，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正是由于网络的超阶级自由，有些人就在这“自由”市场上兜售自己的观点、思想。更有西方的一些国家，企图利用网络对我们进行文化渗透，企图“西化”和“分化”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凭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用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的文化去占领和坚守网络这片自由的新天地，利用这片新天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弘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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