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追星、大众狂欢，为何挡不住伪大师横行，真大师匮乏？

导读：学术明星“吸粉”无数，殊不知，科学精神与粉丝文化不相匹配。 

如今，越来越多学术精英被捧上神坛。

比如医学界，疫情“捧红”了“段子手”、男神张文宏医生，其学术大拿与“金句制造机”的“反差萌”动辄便能获得上百万的点赞。

人红是非多，网友粉丝们一点也不闲着，有的深度扒皮，挖出其收入等虚虚实实的私人信息；有的拿放大镜观察其一言一行，一句“早上不许吃粥”就能被扣上了“崇洋媚外”的帽子。

又比如法律界，刑法教授罗翔火“出了圈”，入驻B站3天后粉丝数就突破了100万，刷新了成为B站百万UP主的最短时间纪录；不仅被封为“法学界郭德纲”，还成功让“法外狂徒张三”刷屏。

更有“好事”网友止不住蠢蠢欲动想给罗翔教授与张文宏医生“组CP”（Coupling，人物配对）的心。

在文化领域，《中国诗词大会》上，康震、蒙曼、王立群等大咖用贴切的语言，将那些凝练的诗词解读得优美而又容易领会，又圈粉无数。

造星无数的人文社科领域，不仅有多如牛毛的财经大咖，还有已在各自专业内有所成就的学者跨界进娱乐圈“镀金”赚钱，借《奇葩说》、《最强大脑》等娱乐综艺“更上一层楼”。

“性感的大脑”所吸引的粉丝不输小鲜肉粉，不仅能在节目上为偶像“打call”，还能下场为偶像而战。

而大众似乎在追捧学术明星的道路上永不满足，以至于一段抖音短视频便能将流浪者沈巍捧上“国学大师”的高度，引发“小丑在天堂，大师在流浪”的热议。

可见，“学术追星”早已不是小圈子的乐趣，而成为了大众的狂欢。

01

学术明星的流量

其实，大众对知识分子的崇拜古已有之。比如“不愿穿绮罗，愿依柳七哥（柳永）”即是彼时“追星族”对文人墨客痴迷的一个缩影。

不过受制于传播途径，过去追星大多还是“圈子限定”，而如今随着媒体的高密度轰炸，学术明星从殿堂“飞入寻常百姓家”。

比如21世纪初还是“内容之王”的电视带火的《百家讲坛》打开了学者专家的直升通道，捧红了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等一系列学术明星。

而今电视虽然没落了，但崛起的是9.4亿网民（截至2020年6月），短视频、网络综艺、公众号、微博等无处不能产生学术大V，且愈发呈现多平台叠加之势。

于是，碎片化、娱乐化的当口上，学术明星也搭上了知识经济的顺风车，成为明星小鲜肉之外“升级版”的大众精神寄托。

眼下时代背景复杂多变，大众纷纷陷入迷茫。大到宏观经济、中美“脱钩”论，小到房子该不该买、5G手机何时换等，千头万绪之下，皆是学术明星发挥的空间。

于是乎，学术观点的震撼感、吸引力再佐以通俗幽默的段子便成为了学术大咖博眼球的“大杀器”，慰藉时代变局中普遍无方向的大众心灵。

而受众则可“按需相信”，找到其自身内心满足感的锚点，学术明星和粉丝的情感联系也就此建立。

进一步而言，学术明星不仅生发于大众的精神需求，还兴盛于“知识付费”的利益推动。学术圈外，学术明星的流量往往能转化为真金白银。

比如巅峰时期（2006年）的易中天半部《品三国》版权便能拍出500万元；而眼下网红经济学家薛兆丰靠着精心打造的知名知识付费IP，一门《薛兆丰经济学课》就能创造近5000万元的营收。

学术圈内则更热闹，“大牛”和膜拜者比比皆是。有的是混脸熟、攀人脉，为读研考博申请课题铺路；有的则是为了避免在学派林立的学科中卷入学术纷争而“抱团追星”，以致把“大牛”们越捧越高。

02

老师、导师、大师的时代变迁

然而，明星与粉丝之间向来是相爱相杀，学术明星与大众之间也不例外。

“浓情蜜意”时前者名利双收，后者顶礼膜拜；若是幻想破灭，则是前者跌下神坛，后者化身“黑粉”。

如今在信息文明席卷一切，黑天鹅乱飞的当下，学术明星自身学识难以支撑其上所建立起的名望，进而更加暴露出“全都是泡沫”的内涵。这一点从老师、导师、大师的时代变迁即可见一斑。

其一，老师从“人类灵魂工程师”沦为“知识的搬运工”，并在教育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愈发尴尬。

农耕文明乃至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知识与经验的累积相辅相成，年长者天然拥有学识上的权威，故而“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长受人尊敬也名正言顺。

而今信息技术普及，学生距离最新知识仅有一根网线的距离，手捧过时教材的老师难免被“看轻”，再加上教育产业化，愈发动摇了老师的尊者定位。

其二，导师越来越脱离实际，难以招架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

如今理论体系十分庞杂，向来讲求专业性的导师难免陷于理论研究坐而论道的“自娱自乐”中。

即便想要通俗化，也会因为缺乏实践而止步于“空中楼阁”。比如复旦网红教师陈果因授课方式而走红圈粉，却又因为内容有争议而被网友调侃为善熬鸡汤的“新生咪蒙”、“于丹2号”。

更不用说专业性稍逊一筹的“精神导师”们，比如当罗振宇失去《逻辑思维》的“护城河”，“知识教主”的光环便迅速黯淡，“泯然众人”。

其三，哗众取宠的伪大师横行，真大师匮乏。

历史上的大师，远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近有民国大师学贯古今中外，于知识匮乏年代开启民智。

而今新经济、小概率事件层出不穷，时代出现断点、不连续，理应正是大师思想迸发的时代。

然而实际上，眼下所谓大师们大多只是追名逐利之徒，用抓人眼球的观点把持着公共话语权，赚得盆满钵满。

如此这般，频频翻车也不足为奇，如阎崇年、于丹等均因学识不配其位终被反噬皆源于此。

03

科学精神与粉丝文化不相匹配

可见，市场经济给了原本深耕于学术界的老师、导师和大师以更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然而却又使其迷失于市场追捧所给予的巨大回馈，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真正学术界的科学精神与粉丝文化不相匹配。

一则，与崇拜人设的粉丝文化不同，科学精神强调不断在实证与证伪的迭代中发展。

明星的人设正如文艺作品中给人物预定的框架，容不得一丝背离。面对迷恋明星人设的粉丝，明星也需要不遗余力地强化自身人设，即便是脱离实际也在所不惜。否则，明星便会被“粉转黑”、“人设崩塌”等打脸言论吞没，难以翻身。

显然，如此处心积虑的人设维护与科研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天然相悖。“质疑一切”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精神，即便是大师也不能免俗。

比如在物理学领域，当牛顿力学无法解释现实时，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使人类得以挣脱经典物理学的束缚，而爱因斯坦亦非终点，比如其误判的引力透镜、引力波和宇宙加速膨胀已成如今宇宙学中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二则，学术研究往往是“板凳甘坐十年冷”，与向来追逐高曝光、强情感刺激的粉丝经济相差千里。

对粉丝而言，作为明星要有“营业”的自觉，时常提供一些“物料”来维持粉丝的爱意。这一套逻辑放在学术明星的身上，便是高曝光率的走穴、频频在公众面前亮相，不断用观点取悦、迎合粉丝。

而学术研究恰恰需要忍受几年、几十年的寂寞孤独，甚至是传承上百年的不断失败与尝试。

不仅基础科学如此，比如数学中的费马大定理从提出到证明共花了358年；应用科学亦不遑多让，比如邓稼先隐姓埋名数十载才破译原子弹的奥秘。

如今百年一遇大变局中，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量大面广的学术研究领域进入未知的“无人区”，“坐冷板凳”更是必不可少。

频频“抛头露面”娱乐大众，不仅侵占了学者踏实做学问的时间与精力，单单从镁光灯下的万人瞩目回到“冷板凳”上所形成的心理落差感，就是沉下心做学术的绊脚石。

04

回归学术本真

综上所述，本质上科学理性的学术界无法培养盲目感性的粉丝，被市场“蛊惑”而难以为继的老师、导师、大师们也将回归学术的本真，结合时代的坐标系调整自己的位置。

具体而言，其一，当知识贬值，辅助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不断自我进化的能力将是老师新的价值锚点；

其二，实践将解救导师跳出悬浮空洞的理论困境，更将是新理论灵感的来源；

其三，大师将以未来引领今天穿透时代变迁，集成理性思考、直觉、想象、灵感等，串起碎片化、随机化时代的“鱼脊骨”。

然而，扎根学术并不意味着要摒弃一切感性思维。

一方面，前人的热情能够启迪后辈对学术的向往。

无论是公开课、慕课，还是视频网站、吴晓波频道们，从讲台、实验室到互联网平台的切换打破了学术与普罗大众的藩篱，老师、导师、大师们或激情、或诙谐的交流讲述，自然能更加引人入胜。据统计，2019年有2027万人在B站学习，是高考人数的两倍。

另一方面，感性的思考与生活往往也是灵感的催化剂。

回溯科学的思想史，有许多理论成果都是科学家在研究中感受到“模糊的美感”，进而建立起审美判断来指导自身研究完成的。

这也无怪乎很多杰出的科学家都有艺术上的爱好，比如爱拉小提琴的爱因斯坦“常常在音乐中思考”，而亚历山大·鲍罗丁不仅是个化学家，还是俄国最主要的民族音乐作曲家之一。

原标题《学术追星、大众狂欢，为何挡不住伪大师横行，真大师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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