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神话是怎么产生的？

继5月1日票房破5亿元后，“五一档”票房不断走高。据《经济参考报》等媒体报道，截至5月4日11:40，猫眼数据显示，“五一档”总票房突破12亿元。在过去几年，不断刷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票房市场。电影制作与消费市场有着复杂的互动。那么，在如此巨大的票房市场消费之下，会再出现像此前一样比较特别的电影人吗？比如被影迷戏称为“墨镜王”的王家卫。整天戴着墨镜的他，以洒脱不羁的拍片方式、酷炫的电影语言而出名。

王家卫，1958年7月17日出生于上海，享誉世界的华语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

导演李安曾说，王家卫是个值得妒忌的导演：他可以十分酷炫——没有剧本就请一大票明星来拍戏、今天不想拍了就不拍了、拍了好几年可以扔掉从头来过、演员离开片场不回来拍了就叫另一个演员再拍另一个结局……最后他把所有的奖都拿走了。

关于王家卫拍片拖沓、行事随意、耗资巨甚的新闻一直伴随着他的职业生涯，数不胜数，许多演员也都吐槽过跟王家卫拍片的奇特体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这些花边新闻实际上是在“攻击”王家卫。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以效率著称的香港电影工业认为王家卫是“坏小子”。在王家卫拍完开启他艺术电影生涯的《阿飞正传》之后，由于这部电影成了票房毒药，投资其拍片的老板邓光荣赔了一千多万，气得住院。

但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尤其在昆汀·塔伦蒂诺向西方观众引荐了《重庆森林》之后，王家卫式镜头语言、对白、人物和配乐很快成为中西方文艺青年的“心头好”。在王家卫的电影受海外承认后，“出口转内销”，回到了华语电影世界，曾经的质疑成为赞许。以前吐槽王家卫拍片奢侈的新闻反而成为了“王家卫传奇”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种潇洒不羁、与资本和效率“对着干”的拍片方式，才能“慢工出细活”，才能体现其艺术性。洒脱不羁的拍片方式、后现代酷炫的电影语言，大牌明星轮流合作，加上王家卫从白天戴到黑夜的墨镜，共同建构出了一个受文艺青年追捧的“王家卫神话”，让王家卫也成为东方艺术电影的代表人物。

《阿飞正传》（1990）的“大牌明星轮流合作”阵容。

采写 | 徐悦东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马来]张建德著，苏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

张建德是最早研究香港电影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研究王家卫的学者。在他的专著《王家卫的电影世界》里，张建德认为，王家卫身上体现出一种悖论：他是一名无法跳脱香港电影工业体系的导演——其实王家卫电影与香港“通俗娱乐”的类型化电影一脉相承，但王家卫却喜欢将不同类型的元素杂糅，以非常规的电影风格赢得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

他认为，王家卫是香港电影工业的“系统性瑕疵”，这个瑕疵恰恰源自王家卫沉浸多年的香港电影工业——没有商业片导演刘镇伟与王家卫的合作，王家卫就难以通过商业性电影工业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

王家卫的电影生产于支撑香港主流电影的工业体系，却又抗拒主流——其中包括票房，王家卫电影在香港的票房收益相当糟糕，他的拥趸大多来自香港以外的地方。他的电影有着浓厚的本土根基，却超越了肤浅的东方刻板印象，被东西方广为接受。他的电影起家于香港电影的通俗娱乐，却又超脱于通俗类型的成规。由此，张建德认为，王家卫代表了一种与欧洲艺术电影和美国好莱坞电影完全不同的“另类电影”。

01

区别于欧洲艺术电影和好莱坞通俗电影的“另类电影”

新京报：你是较早研究王家卫的学者，《王家卫的电影世界》的主体部分成形于2005年。当时王家卫的研究者非常少，但如今，王家卫研究在电影研究中已经成为“显学”。王家卫电影中的各方面似乎都被分析通透了。这十几年来王家卫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和这十几年香港电影发生的变化，会不会改变你当年对王家卫电影的研究和分析？这些年来，你对王家卫电影的观点有什么变化吗？

《重庆森林》（1994）画面。

张建德：这些年，我对王家卫电影的看法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然而，如果要我重写一本有关王家卫电影的新书，我可能会对他的电影进行重新组合。我会将他的电影排成两个主要的三部曲。第一个三部曲我称之为“时间三部曲”，包括《阿飞正传》《花样年华》和《2046》；第二个三部曲我称之为“时空三部曲”，包括《重庆森林》《堕落天使》和《春光乍泄》。这样一来，还剩下四部电影不在这两个三部曲里。

我会将这四部电影放进更为开放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旺角卡门》可能是无法被归类的一部电影，作为处女作，《旺角卡门》并不在王家卫从《阿飞正传》开始所建立的成熟风格范围内。王家卫的美国电影《蓝莓之夜》也自成一派，算是一部“孤儿”电影。之后，还剩下《东邪西毒》和《一代宗师》两部武侠片。这两部电影都跟武侠片有所联系，可以被视为仍在继续的电影序列。王家卫说不定还会再拍一部武侠片，那时候就能形成“武侠三部曲”了。

《旺角卡门》（1988）画面。

关于王家卫电影的研究，我没有受到什么人的影响。基本上，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想把我对这位导演的想法整理出来。从我看到《阿飞正传》的那一刻起，王家卫的作品就深深地打动了我。他的电影中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怀旧，让我很有共鸣，那是我成长的年代，也是我开始喜欢看电影的年代。

王家卫的电影让我想起了从我首次看电影以来的成长岁月：我的青春时光，我当时的生活状况，我在电影院里面度过的时光。那段时间并不是完全快乐的，因为父亲反对我去电影院。对我父亲来说，看电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他觉得看电影影响了我的学习。

《阿飞正传》这部电影是关于时间的，它让我想起我在电影院里所度过的时光，以及我要如何将这些时光变成有价值的东西。在看完《阿飞正传》之后，我开始认真关注王家卫的电影事业，我决定写一本关于王家卫的书。幸运的是，我很喜欢他在《阿飞正传》后拍的其他电影，这让我写这本书变得更加容易。

《阿飞正传》（1990）画面。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王家卫的电影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审视艺术电影的方式。王家卫的电影太“香港”了，以至于无法被放进欧洲风格的高雅艺术电影谱系中；但是它又过于超凡脱俗，以致很难被指认为“香港”。请问该怎么理解这种区别于欧洲艺术电影和好莱坞通俗电影的“另类电影”？王家卫的电影能给非欧洲和好莱坞地区的艺术电影制作者什么样的启发？

张建德：王家卫的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欧洲艺术电影的东方变体。我认为，事实上，他的电影是非常具有禅宗意味的佛教电影。佛教哲学和宗教元素在他的电影中是相当明显的，它们决定了王家卫电影的风格和美学。例如，无常的观念渗透到他的电影结构当中，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的电影看成是无法永久安顿的作品。在整体上，王家卫电影中的这一维度仍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由于我在写这本书时对佛教哲学并不太了解，所以我没有在书中真正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这将是我今后写关于王家卫的文章时想继续探讨的问题。

《一代宗师》（2013）画面。

新京报：在当代华语艺术片导演中，王家卫在今天中国内地的认可程度和声誉是非常高的。你在书里说，王家卫在香港的形象并不太好，是一个影坛“坏小子”——大家提起王家卫总想起他拍片拖沓，耗资巨大。他的影片在香港也不卖座。《阿飞正传》当年在香港卖了975万票房；2018年，《阿飞正传》在中国内地重映，仅上映四天票房就突破一千万（有相当一部分观众还是看过这部电影的）；《一代宗师》中国内地的票房接近三亿（对于文艺片来说是非常高的票房了）。而且，中国内地的媒体倾向于将王家卫拍片拖沓、耗资巨大等事件描写成，为其传奇色彩加分的“轶事”，王家卫式的台词也深受内地文青的欢迎。为何王家卫在香港和内地会有如此不同的接受度和形象？

张建德：我认为内地的观众对电影的认识与香港观众不同。我觉得内地的观众能更容易地理解和欣赏艺术电影的形式和内容。另外，我相信内地观众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会比香港更高。王家卫的电影非常文艺。他的电影中有一种散文的气质，听他的台词是一种享受。他的电影兼顾文艺性与视觉性。这是能够被内地观众本能地接受的，因为他的电影来自几千年的绘画、文学、诗歌的传统。

新京报：在西方享有盛誉的华语艺术片导演中，王家卫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有网友曾总结道，一个华语导演要在欧洲获得承认，并享有较高的艺术声誉，就要展现自己的某种“东方性”——比如侯孝贤、张艺谋、贾樟柯，甚至胡金铨。但王家卫并没有那么刻意地展现其“东方性”。王家卫喜欢将不同的通俗类型进行杂糅，电影里总是汇集各地的元素，其拍摄方法更是非常实验性的。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王家卫为何能在欧洲获得很高的艺术声誉？

张建德：我觉得西方观众将王家卫视为一个隐然的“西方导演”。这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看来，王家卫更像一个西方电影人。他电影的风格是现代的、当代的、有点实验性的或反传统的，而不是像张艺谋或侯孝贤，他们都更像中国导演。在西方人看来，王家卫关注的是时间和空间的问题，这是他电影比较抽象的特质。在西方人眼里，张艺谋或侯孝贤更关注他们电影所讲述故事中的社会和地域。展现“东方性”的确是吸引西方观众的一种手段，但王家卫不需要这样做。

《堕落天使》（1995）画面。

02

香港电影产业是如何制造出王家卫的？

新京报：我们经常会将王家卫归入香港电影第二波新浪潮里。但是，王家卫跟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其他导演还是很不一样。陈冠中曾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很多导演虽然想拍一些和当时的主流不太一样的电影，但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想走欧洲艺术片的道路，而是想拍一些跟好莱坞比较接近的剧情片。只有王家卫才真正把艺术片和新浪潮结合起来，并取得成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像徐克、吴宇森等导演创造了新的主流，而其他许多新浪潮导演在票房和影响力上都没有取得特别大的成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家卫却能在艺术片方面走向成功，还能抗拒整个电影工业，以非常拖沓的方式拍摄大预算的艺术片，还能在票房不好的情况下继续拍片。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像王家卫之前的，像谭家明等比较艺术的新浪潮导演都没能成功呢？为何香港电影产业能够在九十年代孕育出王家卫来？

张建德：我认为王家卫成功创造出了一种完全个人化的，非常精致的、迷人且美观的风格。他成功地说服了他的行业支持者和资助者，他的风格和内容是完全值得投资的。他的美学从人类的情感出发，基于一种普遍的情绪。他不只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对此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他似乎想抓住人际关系的本质、抽象和无常。即使观众无法领会他电影的意义，观众也完全可以通过感知、感受、甚至品尝到他电影人物的纯粹情感与情绪。

他能让演员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及其变化，所以他能吸引最优秀的演员来演他的电影。事实上，张国荣、张曼玉、梁家辉、梁朝伟、张学友、林青霞等演员，都为王家卫奉献了他们最令人难忘的表演（这些演员都是大明星，因此能帮王家卫的电影赚钱）。同时，王家卫电影的意象非常密集，色彩非常丰富，还散发出一种似乎可以被把握的本质。你几乎可以触摸到他的影像，就像一幅画。

《东邪西毒》（1994）的明星阵容。

新京报：一个老问题。有人说“香港电影已死”，以前“港片的味道”也不见了。面对香港电影的“衰退”，有些导演直接失去了方向，而像陈可辛、徐克、许鞍华等导演则能维系自己的职业生涯，但他们拍的片子也逐步跟香港没太大关系。留在香港电影工业框架内创作的彭浩翔，也因经济现实而“迎合”内地受众。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香港电影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小众吗？香港电影的未来在哪里？

张建德：香港电影的未来在于与内地电影业进行进一步融合，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是说香港电影会完全“内地化”，香港导演可以保持自己的风格和愿景。这也许是香港电影人所面临的挑战。我相信香港电影业应该贯彻“一国两制”精神。现在，香港电影业可能需要更新，需要能够清晰地表达“香港愿景”的概念，而不是制造与“一国两制“相冲突的概念。

香港也必须培养年轻的人才，让他们形成自己独特的电影风格和视野，自然他们也会用自己的方言（广东话）拍片。香港的电影工业界、学术界和媒体必须做出相当大的努力，而且是全面的、综合的努力。

《一代宗师》（2013）画面。

新京报：在2000年刚过之际，许多香港电影人北上。近年来，王家卫也开始北上，比如《一代宗师》就有内地资本参与制作。王家卫监制的《摆渡人》也曾引起强烈的争议。《摆渡人》电影口碑不太好，王家卫带半个娱乐圈力挺《摆渡人》。还有网友怀疑《摆渡人》是王家卫拍的，并认为王家卫“晚节不保”。此外，网上还传王家卫准备拍《繁花》剧集。请问你是怎么看待王家卫的“北上”之路的？如今大家对王家卫的期待很高，你认为王家卫独特的拍片方式会因为不适应而遭受口碑上的滑铁卢吗？

张建德：我想任何一个导演都想在内地电影市场立足，因为内地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

是的，《摆渡人》很糟糕。如果王家卫真的执导了这部电影，那么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完全错误的作品。《摆渡人》显然是个异数，我不确定它是否会将王家卫的事业完全拖入泥潭。我还是有信心认为，在内地的背景下，王家卫能够拿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新京报：近年来，内地电影市场的票房屡屡破纪录，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你是怎么看待电影市场的发展的？王家卫的电影也深深影响了新一代艺术片导演，你认为凭巨大的电影市场，内地有没有可能像当年的香港电影产业那样，会诞生出“另一个王家卫”来？你怎么看待内地艺术电影的未来？

张建德：内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但是需要提高其国产电影的质量，并能让更多样化的电影风格和电影类型的出现。中国电影的巨大市场可以对世界产生影响，它可以决定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电影制作方式，因为电影制作公司和电影制作人都试图在巨大的中国市场上立足。

然而，我认为，随着电影变得更加商业化，这可能会阻碍那些想要拍摄艺术电影或优秀独立电影的电影人的进步。市场需要对人才更加地包容，这样才可能诞生出 "另一个王家卫"。但由于电影行业比较保守，我并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另外，王家卫本人还很活跃，他还需要拍更多的电影，所以他还有很多能量可以贡献。我认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中国香港电影仍然可以通过支持像王家卫这样的导演和其他新秀，来保持自己独特的体系和风格。

作者｜徐悦东

编辑｜西西

校对｜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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