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发布时间:2024-12-18 11:21

  1933年9月23日,由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后,因为它注重文学创作,注重提携和培养文学青年,而且是每周出版两期,所以,很快就受到了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到了1934年年初,它已经彻底取代了吴宓教授苦苦支撑了6年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而独占鳌头。

  在衷心欢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作者队伍中,也包括了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的青年学子季羡林。当时,他在周围同乡好友的激励和影响下,也时时产生创作的冲动。1933年12月6日至8日,他利用课余时间,写作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篇抒情散文《枸杞树》。文章回忆了1930年夏,他第一次到北平考大学,住在西城一个公寓里,伴着院内一棵苍老的枸杞树,读书备考,做着理想之梦的生活经历。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他自认这是“一篇很有诗意的文章”,但是,写完再看,“总使自己都失望,诗意压根儿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他把文章拿给李长之看,得到李长之的欣赏,竟然代其寄给了沈从文主编。12月26日,他看到了沈从文给李长之的回信,告之《枸杞树》稿子收到了。沈从文的信写得很平淡,没有对文稿进行评说,这让季羡林感到有点失望。然而,美丽的希望也正在向他招手。意外的惊喜很快出现了:散文《枸杞树》不仅在12月27日和30日的《文艺副刊》上连载发表了,而且,得到了文学圈内多人的好评。这极大地鼓舞了季羡林进行文学创作的积极性。

  散文《枸杞树》的写作还是下了功夫的。它不仅学习了中国古典散文名家的结构布局,而且,借鉴了英国散文作家史密斯的写作方法,正如季羡林自己所总结的:像谱乐曲那样,主旋律多次出现,“把散文写成像小夜曲,借以烘托气氛,加深印象,使内容与形式彼此促进”。

  到了20世纪80年代,季羡林在盘点自己数十年来的散文创作时,他仍然深爱着他的处女作,他说:他的第一篇散文作品“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题目是《枸杞树》,里面记录的是一段真实的心灵活动”。

  1934年夏,季羡林4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他回到家乡,应聘到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教。不久,他又写了剧评文章《读〈梁允达〉及〈村长之家〉》,发表在同年12月8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这一次他没有像发表散文《枸杞树》那样,署上自己的大名,而是像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一样,署用了他的笔名“窘羊”。

  使用“窘羊”这个笔名,多少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他虽然有了待遇优厚的教员职位,但是,当时的山东中学教育界有“北大派”与“师大派”互争地盘。济南高中的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他授意季羡林组织高中毕业同学会,以壮“北大派”的声威。季羡林对此不感兴趣,有违校长的旨意,于是,手中的饭碗也就不那么稳当了。当时,学校对新教员还是很“重用”的,其他国文教员每人教同一年级的3个班,而季羡林要教3个年级的各一个班,这样,他的备课量就大得多了。几种因素的夹击,他的处境还不够“窘”吗!

  季羡林评论的两部作品,均为剧作家李健吾(1906—1982)创作的话剧。1934年10月,作为傅东华主编的“创作文库”之一,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书名即为《梁允达》。

  当年参与“创作文库”出版作品集的,有老舍、张天翼、沈从文、巴金、郑振铎、王统照等许多著名作家,季羡林单单撰写李健吾剧作的评论文章,那是因为他们既是校友,又是朋友。李健吾是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高材生。季羡林在校时,就曾与他有过交往。1934年春,李健吾在接编《华北日报》副刊时,就想到了特约该刊的老撰稿人、喜欢舞文弄墨的诸位学弟,继续为该刊撰稿。为此,他给他们发出了宴客的请柬,季羡林与李长之、吴组缃、曹葆华等清华才子,都应邀出席了晚宴。

  季羡林在剧评文章中,认真分析了两剧的剧情和人物塑造的特点,指出作者的技巧圆熟,“是完全受法国戏剧的影响,迥异于传统易卜生的英国戏剧”。该篇剧评的特点,除了及时、快捷之外,那就是实事求是,没有溢美之词。1981年,李健吾在编选自己的《剧作选》时,曾回忆说:“生活书店出版的《梁允达》,根本就没有上演过,只有张骏祥曾经用笔名写过一篇批评,我怕他本人把这件小而又小的事早已忘掉。”如果不是张骏祥另有其文,那么,就是李健吾记忆有误了。因为张骏祥的笔名是“袁俊”、“弓马示”,而他在当时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用的即是大名“张骏祥”。只因他也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又是专门从事电影、戏剧工作的,所以,李健吾晚年记忆出现误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倒是季羡林老先生,确实把自己的笔名和这篇剧评文章“早已忘掉”了,致使它没有被收入24卷本的《季羡林文集》中。

  20世纪90年代,季羡林在为旧作撰写的《跋》中,说:读到自己的旧作,“宛如古旧书中夹的一片红叶,光华已失,而红艳未褪,使我顿生恍如隔世之感”。他说:“古今文人编定自己的文集时,往往有大刀阔斧加以砍伐者……我窃以为不可。我自己的作品,只要能找到的,除了个别篇内容重复太甚者外,一律收入文集,不加删削。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自己一生写作的过程和真相,决不以今日之我掩盖昨日之我。”如此看来,季羡林的这篇剧评文章就属于尚未找到的集外遗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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